默克爾預料之中，27國共同瞄準中國，歐洲滑向第三世界

最近歐盟的一連串動作，讓很多人都注意到一種變化。先是歐盟依據新出臺的《外國補貼條例》，對中國電商平臺 Temu 位于歐洲的總部進行突擊檢查，緊接著又對中國企業同方威視啟動調查。兩次行動間隔很短，而且都指向中企，自然會引出一個最直接的問題：這種密集的突襲式檢查和調查，到底算不算正常做法。

這種疑問并不是憑空出現的。現實里，已經有不少中國企業在歐盟的公共項目上遇到越來越多的阻力，最后只能選擇退出。連歐盟中國商會也公開表達不滿，認為相關調查常常缺乏透明度和證據，背離了對“公平對待”的承諾，被形容為典型的“歧視性執法”。當檢查、調查和退出這些結果接連擺在一起，外界很難不把它理解為一種趨勢性的變化，而不是幾起孤立的個案。

把目光往前放一點，會發現這種變化并非突然冒出來。德國前總理默克爾在任時就反復提醒過歐洲，美國已經不再是歐洲的“自己人”，歐美在安全、經濟等領域的分歧會越來越明顯。她提出過一個明確的方向：歐洲必須實現“戰略自主”，不能長期活在美國的影子里。只是到了現實操作層面，歐洲內部并沒有真正建立起那種穩定的自主能力，反而在壓力和困局疊加時，出現了另一種更省事的選擇。

這種選擇，往往體現在對外姿態上。面對來自美國的壓力，再加上內部發展遇到的瓶頸，一些歐洲政客把中國當成了相對“安全的靶子”。對華強硬既能顯示“歐盟還在行動”，也更容易在內部制造一種一致對外的氣氛，用來稀釋原本棘手的矛盾。默克爾曾經擔心的那種方向感缺失和內耗風險，也就在這種反復的搖擺里被放大了。

政策層面的動作頻頻出現，政客層面的言辭也在加碼。歐盟高層曾公開說過，歐盟能對中國經濟施壓的牌“比外人想象的多”。法國總統馬克龍訪華回國后也釋放過信號：如果貿易逆差不改善，歐盟可能考慮加征關稅。檢查與調查在推進，關稅這樣的選項也被擺上臺面，這些話和這些事疊加在一起，給人的感覺更像是一種新的處理方式正在抬頭——不再優先強調平等對話，而是更習慣通過施壓來塑造局面。

就在這種氣氛下，一句“歐洲可能滑向第三世界”的警告被拋了出來。提出警告的是一家法國智庫的負責人，他的說法之所以引發關注，是因為后面還跟著一些具體的描述。有數據顯示，法國的人均財富排名從全球第5位跌到了第26位，歐洲最重要的錢袋子正在變得干癟。更刺眼的還不止這些數字，而是一種狀態變化：歐洲公共部門陷入“無能的狀態”，缺乏長遠眼光，被技術官僚式的短期管理牽著走。與其把精力放在推動創新、尋找增長點，不如說他們更忙于不停立法、不斷設限。

如果把這些現象放到數字經濟和綠色科技這些關鍵賽道里看，問題會更具體。歐洲不僅沒有深化全球產業鏈合作，反而因為內部27國協調困難、又長期依賴美國的技術與市場，錯失了不少機會。立法與設限帶來的約束越多，合作空間就越窄，反過來又讓自身更難在新賽道上跑起來。久而久之，自我限制與被動依附疊在一起，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一些發展中地區所面對的困境：不是缺少口號，而是缺少把產業、創新和戰略方向真正擰成一股繩的能力。

那么，歐盟為什么會在對華問題上顯得格外團結，甚至把立法、調查、關稅選項都串成一條線來看？一種解釋是戰略焦慮在起作用。歐洲內部問題本來就不少，增長乏力、創新滯后是擺在眼前的難題，而中國在新能源、數字經濟等領域的快速推進，又讓這種壓力變得更直觀。焦慮之下，保護主義更容易被當成“馬上能用”的工具：用法律、調查和壁壘來筑墻，比起真正把產業結構、創新體系和戰略自主這些深層問題處理好，要省事得多。

只是這種省事的做法，最后往往會把選擇題推到臺前。歐洲現在處在一個明顯的十字路口：是繼續在焦慮里向內收縮，把外部對手當成主要目標；還是重新回到開放合作的道路上，認真補齊產業與創新的短板，同時把“戰略自主”變成可執行的能力，而不是停留在口頭表達上。歐洲政治家需要在這兩條路之間做決定，因為兩條路通向的結果，差別會越來越大。

對外部而言，更現實的做法反而簡單一些。面對歐盟不斷變化的政策工具和政治表態，只需要冷靜觀察、沉著應對，把注意力放在把自己的發展道路走穩、走扎實上。至于歐洲會不會真的走到那句“滑向第三世界”的警告所指向的局面，最終取決于它是否愿意停下筑墻尋敵的慣性，回頭正視那些一直被拖延的根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