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第七屆海南島國際電影節
「導筒directube」特別報道
在國際電影節體系中，真正能夠介入電影“生產”、并對一部電影的完成承擔明確責任的機構并不多。
對于大多數電影節而言，其核心職能仍集中于作品展示、策展與行業交流層面，針對青年創作者的支持機制，往往以創投、劇本開發、培訓或獎金為主，并不以“完成一部長片”為必然目標。也正因如此，進入電影生產端、為長片提供覆蓋核心制作流程的確定性預算，并承擔相應交付責任的制度安排，始終屬于少數。
在這一背景下，威尼斯雙年展電影學院（Biennale College – Cinema，以下簡稱BCC）的意義，并不在于其“應然性”，而在于其清晰而自覺的制度選擇——作為電影節附屬機制，主動將電影節的功能從展示平臺延伸至制作環節，直接介入電影的生產過程。
威尼斯雙年展電影學院自2012年啟動，每年面向全球招募電影人才，劇情片和沉浸式VR作品雙線并行，旨在扶持青年導演的長片首作或第二部長片，如今已舉辦至第十四屆。
通過固定為20萬歐元的制作預算、清晰的時間節點以及高強度的工作坊結構，BCC并非為項目提供松散支持，而是在現實生產條件中，推動青年作者完成一部長片，并最終將其帶往世界首映。這一選擇本身，意味著對預算約束、時間壓縮、失敗風險以及機構聲譽的共同承擔，其價值恰恰體現在這種“生產責任”的制度化落實之中。
本文正是以第七屆海南島國際電影節“天涯海角”單元（WORLD CINEMA）亞洲首映影片《孤女、胸罩、土地證》（One Woman One Bra，以下簡稱《孤女》）為具體切入點，深入討論這套“學院式長片生產體系”如何在執行層面運作。
《孤女、胸罩、土地證》的導演溫喬·恩喬古
與制片約書亞·奧拉烏瓦在海南島國際電影節
該片誕生于2024年威尼斯雙年展電影學院，在明確的制作周期與20萬歐元固定預算條件下完成拍攝，并于2025年威尼斯電影節完成世界首映，隨后獲得倫敦電影節BFI最佳首作獎，最終于12月來到海影節展映。
作為一部來自肯尼亞的低成本獨立長片，《孤女》在極短時間內完成從項目開發、實際制作到國際首映的全過程，為理解BCC的運作邏輯提供了一個極具現實意義的案例。
《孤女、胸罩、土地證》
在2025年威尼斯電影節首映現場
與此同時，BCC對華語電影創作者的現實意義也正在逐步顯現。2024年10月，「導筒 directube」曾報道威尼斯雙年展電影學院當年入選的華語項目情況——（注：點擊閱讀往期鏈接）。
而在BCC于2025年12月6日公布的最新終選名單中，中國導演宋一楠與制片邢樂怡的長片項目《故事》成功進入最終12進4的制作階段，這意味著該項目將獲得完整的制作支持。
更重要的是，這一結果也使宋一楠成為首位在威尼斯雙年展電影學院長片單元（不含VR項目）進入最終制作階段的華語導演，在華語青年導演的國際創作路徑中具有標志性意義。
2025-2026威尼斯雙年展電影學院
官方網站頁面12進4結果公布
宋一楠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曾憑借短片《三》（Three）入選2024年第77屆戛納電影節基石單元及棕櫚泉國際短片電影節，而該片總制作成本不到4萬元人民幣，其創作經驗本身亦與BCC所強調的“低預算執行能力”形成了耐人尋味的呼應。
宋一楠導演《三》（Three）海報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邀請電影《孤女、胸罩、土地證》的導演溫喬·恩喬古（Vincho Nchogu）與制片約書亞·奧拉烏瓦（Joshua Olaoluwa）展開一次對談。
專訪將從項目入選時的創作狀態談起，深入拆解BCC的工作坊機制、制作審核邏輯與時間管理方式，并具體呈現影片從劇本開發、建組、拍攝到后期制作的高密度生產過程。
《孤女、胸罩、土地證》的導演溫喬·恩喬古與制片約書亞·奧拉烏瓦在海南島國際電影節映后環節
同時，兩位主創也將回應一個所有青年電影人都會關心的問題：在極其有限的資金與時間條件下，如何在現實生產壓力中作出不犧牲藝術判斷的創作選擇，以及為何一支國際化的專業團隊愿意以低酬勞甚至無酬的方式投入其中。
因此，這不僅是一篇關于《孤女》的專訪，也是一份圍繞威尼斯雙年展電影學院這一“學院式長片生產體系”的第一手記錄——它所呈現的，并非電影節“應該做什么”，而是在現行國際電影節體系中，一種少見但已被驗證可行的制度實踐。
《孤女、胸罩、土地證》
One Woman One Bra
導演：溫喬·恩喬古 Vincho Nchogu
2025｜肯尼亞/尼日利亞｜79min
馬賽語/斯瓦西里語/英語｜彩色
劇情簡介：土地分配依據血緣關系，而至今未婚的斯塔（Star）身世不明。某天她發現一張舊照片，她堅信照片中的女子是失散的母親。為了土地，她必須作出選擇：尋找這位攝影師，或是與朋友訂婚，甚至考慮簽下一份道德上存疑的協議。然而這項協議最終讓她成為整個村莊的敵人。
溫喬·恩喬古
Vincho Nchogu
簡介：溫喬·恩喬古（Vincho Nchogu）是一位來自肯尼亞的導演、編劇與跨媒介創作者，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電影專業，其創作實踐橫跨劇情片、紀錄影像與調查類播客。她早期曾在非營利組織中從事影像制作工作，這一經歷對其后續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也構成了她對“非洲影像如何被生產、傳播與消費”的持續反思起點。
她的創作始終圍繞敘事權、再現政治與影像倫理展開。除電影創作外，她還制作了多部具有公共討論影響力的播客作品，其中調查播客《零號案件》（The Zero Case）聚焦肯尼亞記者博貢科·博雷（Bogonko Bosire）失蹤事件，以影像之外的敘事形式介入社會現實。
約書亞·奧拉烏瓦
Joshua Olaoluwa
簡介：約書亞·奧拉烏瓦（Joshua Olaoluwa）是一位活躍于國際獨立電影領域的制片人，具備跨地區制作與復雜資源協調經驗。他長期參與低預算、跨國合拍項目的生產實踐，對獨立電影在有限條件下的執行路徑有著高度現實的理解。
Part 1
從創意到提案：BCC
如何判斷一個“尚未完成”的項目
Q1
導筒directube：對于威尼斯雙年展電影學院的申請而言，雖然并不要求提交完整劇本，僅需呈現一個相對清晰的故事構思，但競爭者眾多，也一定有人準備得非常充分。請問你們的項目在入選時處于怎樣的狀態？
溫喬·恩喬古
Vincho Nchogu
我們是在2024年8月得知自己進入12個入選項目之列的。當時影片仍處于開發階段，劇本尚未完成。雖然我很早就構思了這個想法，卻一直沒有動筆寫。
最初，我只想拍攝一部關于非政府組織剝削現象（NGO exploitation）的電影，但后來，我的思考逐漸擴展到其他層面，例如“非洲形象”如何被全球建構、是誰塑造了這些影像，以及這些形象產生的利益最終流向了誰。
這些年來我不斷積累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但起點始終是對 NGO 籌款機制的質疑——它們如何利用非洲面孔來實現資源獲取。
關于導演溫喬·恩喬古創作背景的補充
（注：不涉及劇透）
電影《孤女、胸罩、土地證》里面有一個與電影英文原名“One Woman One Bra”，即“一個女人一個胸罩”的口號和相關視頻，情節上表現為電影女主角斯塔（Star）與一位英國NGO援助人員之間的誤會，它的真實靈感則來源于導演恩喬古本人作為一名東非電影人的經歷。
恩喬古最初在一家非營利組織工作，制作她現在視為“宣傳片”的作品。 恩喬古說在這些“以信息傳遞為導向”的電影中，她的非洲拍攝對象經常“壓抑自己的個人敘述，以符合該組織的救贖神話”。
“在東非，如果你拍一部關注社會問題的電影，就能獲得更多資金，”她說。“那么問題就變成了：我們是在講述我們真正想講述的故事，還是資金決定了我們講述的故事？”
2010年，恩喬古離開內羅畢前往哥倫比亞大學學習電影，這段經歷也成為她人生的轉折點。在她抵達紐約不久，一部名為《科尼2012》（Kony 2012）的爭議性紀錄片上映。該片由美國一家非營利組織“隱形兒童”（Invisible Children）制作，旨在讓烏干達邪教頭目兼戰爭罪犯約瑟夫·科尼（Joseph Kony）的罪行被世人所知，以期將其逮捕。
《科尼2012》（Kony 2012）
用于宣傳的圖片
在奧普拉·溫弗瑞和其他名人的支持下，這部紀錄片迅速走紅，為“隱形兒童”籌集了超過3000萬美元的善款。
該影片引發全球熱議后，網友圍繞影片中的種族政治、人道主義倫理，以及“懶人行動主義”（slacktivism）展開爭論——即用點贊和轉發來等同于實際行動。
《科尼2012》在當時引起了非常大的反響，
大量人群走上街頭游行
值得一提的是，十多年過去以后，科尼仍然逍遙法外。紐約時報等媒體曾對這一事件有過回望式的觀察報道，感興趣的讀者可以搜索閱讀。
在紐約求學期間，導演恩喬古不禁思考，所有這些錢都去了哪里？那些出現在30分鐘視頻中的孩子們是否從中受益？他們是否“理應得到些什么”，或者他們是否“只是這場運動的犧牲品”。她開始審視非洲過去的影像，反思非洲大陸上“白人救世主”的觀念，以及“掌握自身敘事權和了解自身的重要性”。
“肯尼亞的歷史敘事是通過殖民者到來和離開的視角來講述的。我們繼承了殖民者灌輸給我們的故事，”她說。“非洲的歷史、創新和創造，有多少因為我們接受了不屬于我們自己的敘事而遺失了呢？”
Q2
導筒directube：威尼斯電影學院的課程密度極高。項目入選后，你們需要提交哪些材料？是否必須在威尼斯完成一版完整劇本？
約書亞·奧拉烏瓦
Joshua Olaoluwa
BCC會先選出12個項目，但最終只有4個能獲得拍攝資金。BCC會通過一個非常嚴格的審核階段進行篩選，他們要求我們提交詳細的制作計劃、后期方案、時間表，所以，即使當時我們還不確定是否能成為最終那四個被選中的項目之一，我們都必須假設自己已經在籌備拍攝了，并證明我們有能力真正完成影片。
這個階段非常緊迫，但我認為這恰恰對我們很有幫助，因為它迫使我們在獲得資金之前，就開始系統性地思考如何實際執行這個項目。
2024-2025威尼斯雙年展電影學院12強合影
溫喬·恩喬古
Vincho Nchogu
在工作坊中，一方面，我需要負責推進創作方面的工作。導師會根據每個項目的不同需求布置任務，比如有人需要重寫闡述，有人需要撰寫故事梗概，而我們則被要求需要深入挖掘人物。所以，我們要和劇本導師一起開發項目，探索各種可能的方向。
另一方面，我也在與制片約書亞一起處理項目執行的問題。約書亞主要專注于財務方面，研究如何有效運用那筆資金確保項目的執行，這個部分涉及到制定預算、規劃方案等等。
在第一階段工作坊結束后，我們會得到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在家完成完整劇本初稿。初稿提交后，他們才會決定最終4個入選項目。壓力確實很大，這個提案階段本身就是一種考驗。
關于威尼斯雙年展電影學院工作坊行程
整個工作坊行程差不多是10天左右，12個項目會被分成A、B、C三個小組，每組是4個不同項目的制作團隊，每組都有自己的小組負責人、劇本導師和制作人導師。
除了每個小組內部的溝通以外，還需要參與一些公共課程——比如以往屆的優秀長片項目作為案例，拆解從前到后的制作流程；參加“靈感創意”和“視覺”方面的會議；接受提案（Pitch）培訓；與其他的行業導師對談等等。
同時，伴隨著工作坊課程的進行，團隊還需要提交更新的項目情況，這些文件將以一種“快照”的形式反應團隊在當前階段的構思狀態，也作為后續完善項目的參考依據。
《孤女、胸罩、土地證》獲得
倫敦電影節最佳首作
Part 2
從劇本到首映：BCC 體系下的高密度制作流程
Q3
導筒directube：請問你們的項目在入選時處于怎樣的狀態？能否按照時間線談談從劇本、勘景、建組、拍攝到后期制作的全流程？
約書亞·奧拉烏瓦
Joshua Olaoluwa
整個過程中，所有事情都在同時推進。恩喬古寫劇本時，我同步進行籌備工作，我們的完整時間線大致如下【編輯注：為了更好的方便讀者觀看制作時間線，做了調整】。
2024年12初：大概到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左右，我們才會知道項目是否入選。得知入選結果的幾天后，我們就需要趕赴威尼斯，參加下一個階段的工作坊。一方面，開始修改劇本，另一方面，也得開始思考制作層面的問題，比如我和恩喬古很早就確定了想要合作的攝影指導。甚至在項目入選前，我們碰過面，我跟他說，如果資金到位了，我們明年二三月可能會開拍，請他務必把檔期留出來。此外，我們也提前聯系了其他一些人。這個時候也是我們正是開啟前期籌備了；
2025年1月：導演恩喬古從紐約飛到肯尼亞，進行實地準備；
2025年2月：我在當地勘景，然后確定了場地，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的美術指導提前了很久就開始著手搭景了；
2025年3月：電影正式開機；
《孤女、胸罩、土地證》拍攝現場
2025年4月：四月的第一天，我們殺青了。隨后，恩喬古立刻飛到紐約和剪輯師投入后期制作，BCC要求我們在六月底提交第一版粗剪，我們按時完成了；
2025年6月：4月之后我們立刻前往紐約進行后期制作，6月底提交粗剪；
2025年7月：我們開始進行調色工作，因為我們規劃得早，在三月就定好了調色師和檔期。有些環節的時間是固定的，比如調色的時間表很難調整，所以我們必須在安排好的調色時間之前完成定剪。
另外，音效和音樂創作也在同步進行，我們的作曲工作是在紐約完成的，部分音樂是在肯尼亞片場錄制的，而音效的設計則在委內瑞拉完成。所以，這真是個不折不扣的全球協作項目；
2025年8月：完成全部后期；
2025年9月：9月1日，我們在威尼斯電影節進行了首映；
2025年10月：我們又參加了BFI倫敦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并斬獲了最佳首作獎；
2025年12月：海南島國際電影節亞洲展映；
如今，我們又來到了中國。回想起來，一切事情都非常緊湊，簡直像旋風一樣，但最終呈現效果很棒。所有流程都以截止日期為核心，必須提前逆向規劃，每一個環節都不能延遲。
《孤女、胸罩、土地證》拍攝現場
溫喬·恩喬古
Vincho Nchogu
因為我們很清楚必須在最終截止日期前交付，所以關鍵在于我們對整個流程進行了逆向規劃。我們需要一邊根據BCC的反饋進行調整，也需要與合作伙伴溝通確保一切能夠運作起來。
但正因為早期規劃極其嚴謹，加上有像Picture Shop（一家洛杉磯的大型后期公司，他們曾為許多大片調色，這次也給了我們一個寶貴的合作機會）這樣的合作伙伴，我們才能在極限時間內交出理想成片。
Q4
導筒directube：BCC 是否對項目在20萬歐元制作預算之外，尋求額外投資或贊助作出限制？
約書亞·奧拉烏瓦
Joshua Olaoluwa
BCC的規則并非完全禁止額外資金的引入，但確實設定了非常明確的上限和審批機制。如果項目希望引入額外的贊助或投資，其金額不得超過官方制作預算的 20%，也就是說，最多不超過 4 萬歐元。同時，所有額外資金的來源與使用方式，都必須事先獲得 BCC 的批準。
在實際操作層面，由于整個制作周期非常緊張，從項目確定到拍攝啟動的時間窗口極為有限，這也意味著創作者幾乎沒有充足的時間去系統性地游說或落實這部分額外資金。
因此，盡管規則上存在一定的彈性，但在現實條件下，大多數項目仍然需要在 20 萬歐元的既定預算框架內完成制作。
《孤女、胸罩、土地證》拍攝現場
Part 3
有限資金、強陣容：團隊為何愿以低酬勞甚至無酬加入？
Q5
導筒directube：導演在映后談到，20萬歐的制作費用非常緊張，你的整個團隊中很多成員都以極少的酬勞，甚至沒有酬勞來支持這個項目。他們都是非常優秀的電影人——能否介紹一下你的攝影師和主要制作班底？你是怎樣打動他們參與進來的？
約書亞·奧拉烏瓦
Joshua Olaoluwa
如果希望一部電影在國際電影節體系中獲得更多關注和傳播空間，客觀來說，20 萬歐元無疑是一個非常有限的預算。因此，我們能夠做的，并不是通過資金去解決所有問題，而是盡可能動用個人的人脈網絡，邀請朋友、導師以及長期合作的專業伙伴，基于對作品本身的認同和對創作的熱情，共同完成這部電影。
在這次制作中，團隊中沒有任何人獲得與其專業水準相匹配的報酬。包括攝影指導在內的多位核心成員，過去都參與過體量更大、預算更高的項目，但他們基于對這個故事的信任，以及對創作方向的認同，選擇接受這種高度壓縮的制作條件。
《孤女、胸罩、土地證》拍攝現場
此外，由于影片在肯尼亞拍攝，當地并不具備常規意義上的住宿條件，劇組成員在拍攝期間大多居住在帳篷中，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住宿成本，并未計入 20 萬歐元的制作預算之內。對我們而言，一個彼此信任、能夠共同承擔風險的團隊，是在如此有限的條件下完成這部電影的關鍵。
我們的攝影指導是來自尼日利亞的Muhammad Atta Ahmed。導演恩喬古之前就看過他的作品——他曾參與碧昂斯《黑人為王》（Black Is King）的拍攝，那部影片的視覺風格與我們想要的氣質非常接近。導演第一眼就認定，他就是最合適的那個人選。我們因此特地飛到尼日利亞去找他。
《黑人為王》（Black Is King）劇照
《孤女、胸罩、土地證》劇照
能促成合作的另一個原因，是威尼斯電影節本身就是最高級的電影藝術殿堂。能在威尼斯首映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承諾和吸引力——這樣的機會，任何希望認真做電影的人都不會無動于衷。這份“承諾”意味著我們不會搞砸，并且真心想把電影做到最好。
尤其對于許多已經有一些行業成績、并渴望做出好作品的電影人來說，他們對片酬的期待反而沒有那么高，他們更看重的是與優秀團隊、好項目的合作。
幸運的是，導演恩喬古兌現了所有承諾，所有人都在靈感火力全開的狀態下投入創作。最終，我們做到了。
在威尼斯首映那天，我們的影片獲得了長達五分鐘的起立鼓掌，我和導演把現場的錄像發給了所有團隊成員。所以，對大家來說，真正的動力從來不僅是金錢，而是為了做一部能留下痕跡、具有歷史意義的非洲電影。
《孤女、胸罩、土地證》
在2025年威尼斯電影節首映現場
溫喬·恩喬古
Vincho Nchogu
制作團隊里確實沒有一個人是按市場價拿酬勞的。如果按市場價計算，這部片的最終制作成本遠遠超過20萬歐。例如，我們合作的后期公司 Picture Shop，他們給我們的常規剪輯報價接近10萬美元，但我們最終只支付了6000美元——等于他們為我們提供了接近十萬美元的服務。能達成這樣的合作，也是因為制片約書亞之前在一個獨立項目中就與他們合作過。
再說攝影指導 Muhammad——當他同意加入時，我其實心里是有顧慮的，我和約書亞討論過。因為他是極為知名的攝影指導，而《孤女》只是我的第一部長片。
《孤女、胸罩、土地證》攝影指導
Muhammad Atta Ahmed
我希望與攝影指導之間有充分溝通的時間，在開機時能完全清楚我們要拍什么。更早之前，我也已經和紐約的剪輯師做過深入交流，確定了影片的風格與方向。
此外，我們決定啟用非職業演員，所以臺詞不能太多，鏡頭也必須非常明確。約書亞把我的擔憂告訴了Muhammad，他也愿意為我們騰出大量時間，這讓我放下顧慮。他在肯尼亞花了一個月做籌備，又花一個月拍攝。
《孤女、胸罩、土地證》拍攝現場
我們的作曲師是一位非常優秀的鋼琴家，名叫恩里克·艾斯曼（Henrique Eisenmann）。他來自巴西，住在紐約，在茱莉亞音樂學院（The Juilliard School）任教。他創作過大量音樂作品，但從未為電影配樂。我跟他說：“這是你的機會。”他立刻抓住了，并且交出了一份極其出色的作品。
《孤女、胸罩、土地證》作曲恩里克·艾斯曼（左）
與導演溫喬·恩喬古（右）合影
我們還有一位非常棒的現場錄音師薩巴托（Sabato），他來自肯尼亞。他在現場錄了很多歌，作曲家再以這些錄音為基礎加上樂器，形成了電影的音樂。
整個過程充滿協作，也包含大量無償貢獻的資源。大家愿意這樣投入，是因為我們向他們承諾：我們會尊重他們和他們的藝術勞動。
《孤女、胸罩、土地證》拍攝現場
團隊里每個人都保持著非常開放的傾聽姿態。例如我們的美術指導Nuur Abdulkadir，他參與過《村在天堂邊》（The Village Next Door to Paradise，該片曾在2024年海南島國際電影節 “天涯海角”單元展映）。他來自索馬里，不是肯尼亞人，也不會說斯瓦希里語（肯尼亞官方語言），但他直接搬到村里住，與當地人生活在一起，大家都認識他，整個美術搭建都是在這種信任關系中完成的。他告訴我，他基本靠手勢交流，就這樣比劃了幾個月。等我們到達時，所有場景都已經布置得井井有條。
我們真的非常幸運，擁有這樣一群出色的伙伴。
《孤女、胸罩、土地證》主創
在倫敦電影節BFI映后
Part 4
極限時間與剪輯選擇：
如何避免犧牲藝術判斷？
Q6
導筒directube：因為威尼斯電影學院的日程設置很緊張，需要在規定的時間內交出最終的作品，所以留給剪輯和后期制作的空間也是不多的，你們必須非常專心、心無旁騖的去做這個電影。但其實一部長片的剪輯通常會有更久的思考時間，這種日程上的設置是否會讓你們因為趕截止日期DDL而犧牲掉一些剪輯上的思考呢？
溫喬·恩喬古
Vincho Nchogu
我們之所以能做到，完全依賴于我的工作方法。事實上，在所有團隊成員中，我最先建立合作的是剪輯師，甚至早于攝影、美術、甚至選角。我問我的剪輯師：“怎樣剪這部電影最有效率？”我把構想、參考片單，以及這些作品如何在我片子里發揮作用都告訴她，我們達成了共識。
后來當我與攝影指導Muhammad會面，我們就拍攝上的所有細節都敲定了。換句話說，在上片場之前，我們已經“看到”了整部片的樣子——我們做了一個“概念預剪”。
去片場時，我們非常清楚機位要放在哪。時間有限，我們必須以一種非常確定的方式工作，臨時調整的空間非常小，也因此讓很多習慣“現場再摸索”的劇組成員不太適應。
《孤女、胸罩、土地證》拍攝現場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我的第一次勘景和第二次勘景都做得極為徹底。第一次是和制片約書亞 ；第二次帶著美術指導，把他直接“留”在村子里開始工作；同時Muhammad也在配合他。第三次我們確認了燈光與器材的配置。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提前知道了設備、場景與創作方式。
因此，等到實際開拍的素材幾乎直接達到了可以準備剪輯的狀態。在回紐約之前，我們已經將素材寄給了在紐約的剪輯師Shannon C. Griffin，所以等我們到了紐約后，她已經快剪完電影的第一版粗剪了。所以我認為真正決定性的，就是“在開拍前先想好剪輯”。
《孤女、胸罩、土地證》剪輯師
Shannon C. Griffin
約書亞·奧拉烏瓦
Joshua Olaoluwa
關鍵在于高度專業的配合，因為我們的時間線確實非常特殊且緊張。
導演恩喬古當初堅持提前找一位在紐約工作的剪輯師，這個決定非常聰明。尤其是剪輯師與導演之間很快建立了高度默契——這部片子的初剪和定剪之間只差五分鐘，這極其少見，也代表著一種“精準”。恩喬古處理這部電影的方式讓我們避免了很多來回反復的修改，這真是太出色了。
對我來說，這也讓我輕松很多。因為我不需要不斷質疑她們的選擇，因為她們非常清晰知道自己要什么。第一次看到初剪時，即便沒有聲音、沒有調色，我都已經興奮地忍不住鼓掌。如果當時的版本直接去威尼斯放映，我也一樣會為它感到自豪。
Part 5
從創意到提案：BCC 如何判斷一個“尚未完成”的項目
Q7
導筒directube：面對 BCC 這類強調創作者發展的學院式項目，你們會給準備申請的青年電影人——特別是來自多元文化背景的申請者——哪些建議？
溫喬·恩喬古
Vincho Nchogu
我最核心的建議只有一個：首先，確保你擁有一個真正扎實、并且在自己腦海中已經足夠清晰的創意。
語言或申請材料的書寫形式，其實并不需要過度擔心。如今有很多工具可以協助創作者完成這些工作——你完全可以先用自己的母語把想法寫清楚，再借助 AI 翻譯或語言潤色工具進行整理。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在反而是申請這類項目的一個相對友好的時代。
真正重要的，是你是否清楚自己要講的是什么，并能夠堅定地圍繞這個想法去申請。
在構思階段，我并不建議讓太多人參與給意見。否則，項目材料很容易呈現出一種“創作者自己也并不確定方向”的狀態。你需要做的是相信自己，把想法按照你原本希望它呈現的方式寫出來。之后，或許可以請一位合適的人幫助你進行文字層面的整理，例如潤色項目闡述或故事梗概，而不是在概念層面不斷改變方向。
像威尼斯這樣的學院式項目本身就清楚，創作者會在工作坊階段進一步發展項目，因此他們并不要求一個完成度極高的方案，更希望確認的是——你是否擁有一個清晰且具備發展潛力的核心想法。
我之所以反復強調這一點，是因為我曾在尼日利亞任教。很多學生會在非常早的階段就尋求反饋，而我通常會告訴他們：現在還不是時候。否則，你可能先采納老師的建議，又去聽另一位電影人的意見，再參考第三個人的經驗，最終當評審閱讀你的材料時，反而無法判斷你真正想表達什么。
因此，我給申請者的建議始終只有這一條：相信你的創意，并確保它被清晰、準確地表達出來。尤其是在威尼斯這樣的項目中，他們首先看重的是想法的清晰度，而并非它在當下是否已經足夠成熟，因為他們相信，創作者可以在學院體系中把這個想法發展得更強。
《孤女、胸罩、土地證》
在2025年威尼斯電影節首映現場
約書亞·奧拉烏瓦
Joshua Olaoluwa
我認為，BCC 本身就是一個高度強調多樣性的項目。因此，對于來自多元文化和語言背景的創作者來說，這并不是劣勢，反而正是項目所期待的對象。從這個角度看，你們本身已經具備某種優勢。
同時，語言層面的障礙也不必成為顧慮——如今的翻譯與文本輔助工具已經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解決這些問題。
從我個人的觀察來看，你越是忠于自己，忠于你的文化背景和原創想法，并且愿意為你真正相信的東西去堅持和爭取，你被看見、被選中的可能性就越大。
所以，請坦然地擁抱你的文化身份，不必為此感到遲疑或道歉。
《孤女、胸罩、土地證》主創
在海南島國際電影節映后現場
溫喬·恩喬古
Vincho Nchogu
在我們那一屆中，最終入選的12個項目來自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包括柬埔寨、印度、肯尼亞、意大利、泰國、越南、伊朗、土耳其、法國等，文化背景和創作語境都極為多元。
這些項目之間并不存在某種固定的類型偏好或選擇規律，題材與表達方式也完全不同。可以說，唯一的共通點，就是它們都清晰地呈現了各自的核心創意。
因此，我想再次強調：把你的想法講清楚，然后去申請，不要過度準備，也不要過度糾結。
《孤女、胸罩、土地證》主創
在海南島國際電影節映后現場
結語
回看《孤女、胸罩、土地證》的完成路徑，不難發現，其高完成度并非偶然。無論是導演與制片人此前積累的制作經驗與國際視野，還是他們在極端時間與資源條件下，對整個制片流程進行逆向規劃、精確執行的能力，都是這部電影能夠在短短八個月內，從項目開發推進至世界首映的重要原因。更關鍵的是，這種能力并非單點發揮，而是在威尼斯雙年展電影學院所構建的制度框架中，被持續放大并轉化為可落地的生產結果。
從這個意義上看，《孤女》的完成并不僅是一部青年導演的個人成功案例，也是一套“學院式長片生產體系”在現實條件中的有效驗證。BCC 所承擔的并非象征性的扶持角色，而是一種明確的生產責任：它通過制度設計，將創作者的判斷力、執行力與風險意識，直接納入電影生產的全過程之中。
關于威尼斯雙年展電影學院更為具體的內部運作機制，以及 BCC 這一模式對大陸電影節展系統與青年電影扶持計劃可能帶來的啟發與討論，我們也將在此后的推文中繼續展開。敬請關注。
采訪/整理｜林小菲
文字/編輯｜瀟然
導筒x海南島國際電影節系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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