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兩國早已禁種，中國為何要大力種植？背后目的不簡單

美國早在在1990年代就將此樹列入“重點管控外來物種”，日本更是早在1978年就嚴禁桉樹大規模種植時，中國多個省卻大力推廣？

這一“反向操作”不僅讓不少網友感到困惑，大力種植背后，是無奈的現實選擇，還是另有深層考量？

要理解中國的選擇，首先得搞清楚：美日為何堅決禁種桉樹？

很多人誤以為桉樹是“天生的生態殺手”，但從美日兩國來看，禁種決策并非主觀臆斷，而是源于實打實的生態災難教訓。

先看日本，最早在1905年從澳大利亞引種桉樹，初衷是利用其速生性培育紙漿原料林，但短短20年間，桉樹的“生態破壞性”就全面爆發。

桉樹是典型的“抽水機”，每生長1立方米木材需消耗1000-1500噸地下水。

在日本本州島南部的和歌山縣，大規模種植桉樹后僅5年，當地地下水位就下降了3.2米，導致周邊農田灌溉困難。

而且桉樹會釋放化感物質，抑制周邊其他植物生長，桉樹種植區的本土植物種類減少67%，破壞了當地的生物多樣性。

基于這些慘痛教訓，日本在1978年正式將桉樹列為“指定外來生物”，嚴禁任何單位和個人大規模種植，僅允許少量科研機構在隔離環境下培育。

再看美國的禁桉邏輯與日本相似，但更側重“火災風險”與“生態擠占”。

根據美國農業部（USDA）2022年發布的風險評估報告，桉樹于1856年引入美國加州，最初用于美化環境和木材生產，但桉樹的樹皮、樹葉富含油脂，極易燃燒，且火勢蔓延速度極快。

2018年加州坎普大火中，桉樹種植區成為“火上澆油”的重災區，過火面積中42%為桉樹分布區，火災造成85人死亡，經濟損失超200億美元。

美國林務局的研究數據顯示，桉樹種植區的火災頻率是本土松樹林的3.8倍，火災強度是本土林的2.5倍。

除此之外，美國本土的桉樹種植區還出現了嚴重的生態擠占問題，在佛羅里達州，桉樹大面積覆蓋后，本土的紅樹林生長空間被壓縮，導致依賴紅樹林生存的海鳥、海龜等物種棲息地縮小。

2000年，美國將桉樹納入“高風險外來樹種”名單，禁止在公共土地上大規模種植，私人種植需經過嚴格的生態評估，且種植面積不得超過5畝。

這是因為對于美國而言，本土樹種的生態價值與安全價值遠高于桉樹的經濟價值，禁種是權衡后的理性選擇，既然如此中國為什么要種？

了解了美日禁桉的原因，再看中國的選擇，就不難理解了，中國大力種植桉樹，并非忽視生態風險，而是在特定發展階段，面對經濟剛需與林業短板的選擇。

由于我們木材供需缺口巨大，桉樹的速生性成為“救命稻草”，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建筑、造紙、家具等行業對木材的需求呈爆發式增長。

根據國家林草局數據，中國每年木材消耗量達6.5億立方米，而本土天然林資源有限。

為保護生態，中國自1998年起實施天然林保護工程，嚴禁天然林商業性采伐，這導致木材自給率持續偏低，大量依賴進口。

所以速生豐產樹種成為填補木材缺口的關鍵，而桉樹作為全球知名的速生樹種，具有“生長快、產量高、周期短”的顯著優勢。

普通樹種成材需15-20年，而桉樹在我國南方適宜地區，5-7年即可成材，每畝年均產材量達1.5-2立方米，是杉木、松木等本土樹種的3-5倍。

目前我國桉樹種植面積約450萬公頃，年產木材量達1.2億立方米，占全國商品材總產量的35%，直接填補了18%的木材供需缺口。

而且中國南方的廣西、廣東、云南、福建等省份，山地丘陵多，平原少，傳統農作物種植收益有限。

桉樹適應性強，耐貧瘠、耐干旱，適合在南方山地種植，且種植技術簡單，農戶易掌握。

在云南普洱、福建漳州等地區，桉樹產業已形成“種植-采伐-造紙-人造板”的完整產業鏈，年產值超千億元，吸納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

最重要的是桉樹的碳匯能力突出，助力“雙碳”目標實現，在“碳達峰、碳中和”的國家戰略背景下，林業碳匯成為重要的減排手段。

桉樹生長速度快，光合作用效率高，碳匯能力顯著優于其他樹種，桉樹每畝每年可吸收二氧化碳8-10噸，是杉木的2倍、松木的1.8倍。

目前，我國桉樹人工林的碳儲量達1.2億噸，每年可貢獻1500萬噸的碳匯量，占全國林業碳匯總量的12%。

在廣西、廣東等地，桉樹碳匯項目已納入全國碳交易市場，為種植戶和企業帶來了額外的經濟收益，實現了“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的雙重提升。

看到這里，可能有讀者會問：既然桉樹有這么多優勢，美日為何還要禁種？

其實問題的核心不在于桉樹本身，而在于“種植方式”與“生態環境適配性”。桉樹并非天生的“生態殺手”，其負面效應的產生，往往源于無序、大規模的單一化種植。

而中國的種植策略，恰恰是在規避這些風險，實現科學種植，我們嚴格劃定桉樹種植區域，避免在生態敏感區種植，桉樹僅允許在南方低山丘陵的商品林地種植。

以廣西為例，廣西林業廳明確劃定了桉樹“禁種區”“限種區”“適種區”，其中禁種區面積達280萬公頃，確保桉樹種植不破壞核心生態區域。

這與美日當初“無差別大規模種植”有本質區別，美日早期的桉樹種植多分布在生態脆弱區，這才導致了嚴重的生態問題。

我們可以推廣混交林種植模式，降低單一化種植的風險，我們就是將桉樹與杉木、松木、相思樹等樹種的混交林種植模式。

這種模式不僅能有效緩解桉樹化感物質對周邊植物的抑制作用，還能提升生物多樣性，桉樹混交林的本土植物種類比單一桉樹純林多43%，昆蟲和鳥類數量多35%。

同時，混交林還能提高土壤肥力，減少水土流失，改善生態環境，目前我國桉樹混交林種植面積已達120萬公頃，占桉樹總種植面積的26.7%，且這一比例仍在不斷提升。

此外我們還制定了嚴格的桉樹種植標準，規范種植行為，桉樹種植密度不得超過每畝110株，采伐周期不得少于5年，且采伐后必須進行跡地更新。

這些標準的實施，有效降低了桉樹對地下水的消耗和對土壤的破壞，以采伐周期為例，5年以上的采伐周期能讓桉樹充分生長，同時減少對林地的頻繁擾動。

而美日早期的桉樹采伐周期僅為3-4年，頻繁采伐導致土壤肥力下降，生態系統難以恢復，這種“動態監測、科學調整”的種植模式，確保了桉樹種植既能發揮經濟價值，又能規避生態風險。

美日禁種桉樹是基于自身生態安全和發展階段的選擇，而中國大力種植桉樹，則是在特定發展階段，為解決木材短缺、鄉村振興、雙碳目標而做出的理性選擇。

兩者看似矛盾，實則都是基于本國國情的最優解，中國成功之處，在于沒有盲目跟風美日的“禁桉”，也沒有忽視桉樹的生態風險，而是通過科學規劃、規范管理，實現了桉樹產業的綠色發展。

如今，當我們再看到南方山地的桉樹成林時，不必再感到困惑，這背后不僅有經濟發展的剛需，更有科學管控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