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究廣西桉樹引種歷史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盡管廣西已成為我國桉樹人工林面積最大的省份,但關于桉樹最初如何進入廣西的歷史記載卻卻寥寥無幾,以致許多人對這段歷史存在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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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廣西并非我國最早引種桉樹的地區。
根據可靠資料記載,我國于1890年從意大利引進了首批桉樹,最初種植于廣州、香港、澳門等地。相比之下,桉樹進入廣西的時間要稍晚一些。因此,更嚴謹的說法應是:廣西是我國引種桉樹較早的地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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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桉樹究竟是何時、又因何機緣來到廣西的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回溯至100多年前的中法戰爭。
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后,西方列強加速對外擴張,法國在中南半島的勢力逐步北進,戰禍延及中越邊境,1883年12月中法戰爭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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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雖然馮子材、劉永福率清兵在鎮南關諸役中取勝,但腐敗無能的清廷卻選擇“乘勝即收”,以此為和談資本,妥協求和,1885年(光緒十一年)6月9日簽訂了屈辱的《中法新約》(又稱《中法會訂越南條約》。
“中國不敗而敗,法國不勝而勝”,承認法國為越南之保護國,由中法兩國會勘中越邊界,還同意在邊界開二地為商埠,自此打開了中國的西南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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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6月23日(光緒十五年五月初三),廣西邊陲重鎮龍州被辟為對外陸路通商口岸,成為是廣西最早對外開放的陸路通商口岸。
龍州縣,現為廣西崇左市轄縣,東鄰崇左江州區,南接寧明縣、憑祥市,東北面與大新縣相連,西北與越南接壤。龍州恰好位于中越邊界廣西段的中心點之上,是邊防三關(鎮南、平而、水口)的鎖匙,有“一鎮(龍州鎮)鎖三關”的說法,堪稱“邊錘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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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平等條約的掩護下,法國政府派安迪來龍州籌建領事館,“西風東漸”,很快,大批洋貨魚貫而入,外商也蜂擁而來,忙得不亦樂乎,開洋行、修車站、辦工廠,傳教士也隨之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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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法國傳教士賴保理進入龍州開教。六年后,另一位傳教士彭鈞谷(CO-STENOBLE Henri)在龍州縣城利民街148號主持修建天主教堂。。
龍州天主教堂為一座羅馬式三層建筑,占地面積113.4平方米,建筑面積340平方米,原有建筑含教堂、洗禮池、尖頂等,整體占地大約一畝多,另有魚塘10畝等教產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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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建成后,傳教士就在旁邊的空地上種下了廣西的第一棵桉樹——細葉桉。
這棵細葉桉的栽種,在植物學意義上,它是廣西有明確記載的第一棵桉樹;在歷史學意義上,它象征著廣西在中西文化交匯初期的物種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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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歲月流轉,昔日的龍州天主教堂如今已成為縣氣象局大院。建筑雖在,尖頂已失,內部堆滿雜物,往昔風采不再。
更令人遺憾的是,當年傳教士手植的那棵細葉桉,早已不見蹤影。只有那建筑孤孤單單地佇立在幾棵芒果、龍眼樹間,見證著歲月無情的流逝,訴說著幾被湮沒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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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站在天主教堂前,心中不免頓生感慨。這種歷史實物的缺失,恰如其分地映射出廣西桉樹早期歷史的某種特性——它既真實存在,又在歷史里幾乎隱沒于歲月之中。
歷史是一面多棱鏡。重新梳理廣西桉樹的引種歷程,不僅是為了還原一段被忽略的植物遷移史,更是為了理解背后那復雜的歷史動力與人文語境。
今天,當我們討論桉樹的生態影響與產業價值時,或許也需要回望:它從何處而來,又因何在此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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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或許能讓我們在現實的爭議中,多一份歷史的清醒與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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