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之旅 | 一部15世紀抄本中的東方敘事與政治宣傳

在當今全球化交流日益深入的時代，視覺符號與敘事策略依然廣泛參與著文化認知與政治認同的塑造。回望這一中世紀實踐，無疑為我們理解當代圖像傳播與權力運作的機制提供了深刻的歷史參照。

原文 ：《 <奇跡之書> 與歐洲中世紀的東方想象》

作者 |首都師范大學 陳志堅 薛震

圖片 |網絡

在古騰堡鉛活字印刷被發明之前，中世紀的大量記錄都是以手寫的方式完成的，故而歐洲中世紀時期給我們留下了很多手寫文獻。這些文獻主要可分為兩類，即抄本（codex）和文書（diplomatic）。通過分析它們的物質性特征，我們不僅能夠解讀手寫文獻的制作、使用與閱讀過程，更得以窺見當時社會的意識與心態。法國國家圖書館藏MS Fr. 2810號抄本，便是其中極具代表性的一例。這部由15世紀的勃艮第公爵無畏者約翰贊助制作的奢華抄本，匯集了包括馬可·波羅在內多位旅行家的東方紀行文本。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去洞察那個時代歐洲貴族階層對東方的浪漫想象，以及如何利用這種想象服務于政治宣傳和權威建構。

抄本的物質性及其意義

MS Fr. 2810號抄本制作于1410年至1412年間，由勃艮第公爵無畏者約翰贊助，匯集了馬可·波羅的《奇跡之書》、鄂多立克的《東游錄》以及《曼德維爾游記》等多部重要的東方旅行記述。抄本的制作地點可能為巴黎的宮廷書坊，其物質性特征尤為突出，折射出當時歐洲對東方世界復雜而矛盾的認知。這部抄本采用高質量犢皮紙制作，尺寸規整，工藝水準之高令人矚目。抄本的字體為速寫化的哥特正式體（Textura Quadrata），這種字體在書寫時要求筆畫均勻、間距一致，具有較高的藝術性和規范性。

抄本的裝幀工藝也十分講究，采用了對開本的形式，便于讀者翻閱和查看。抄本的封面內頁上方用16世紀的字體寫著“69”兩個數字，表明它曾是弗朗索瓦一世私人圖書館的一部分。抄本的封面內上方和第一張襯頁上的目錄可追溯至這一時期。此外，抄本中也包含大量的折子和葉編碼，這些編碼雖在歷次裝幀過程中部分被裁切掉，但還是為我們研究抄本的制作和流傳提供了重要線索。

抄本的歷史價值亦體現在其精美繁復的紋章裝飾上。無畏者約翰的家族紋章在書中多次出現，通常被繪制于頁面顯眼之處，如頁邊、折子起始等位置。紋章設計以紅邊包裹的藍黃條紋相間樣式，以及藍底黃色百合花圖案為主，均為無畏者約翰家族的典型標志。此外，紋章中還常見木匠的刨子和石匠的水平儀樣式，這些是無畏者約翰徽章的主要元素。抄本第226葉正面的縮微圖中，無畏者約翰的紋章清晰可見，其衣服上和建筑物的裝飾上均展示了家族徽標，體現了抄本的家族傳承和政治宣示功能。

抄本在流傳過程中歷經多次易主，不同的持有者在其上留下了各自的印記。例如，在抄本第1葉正面，貝里公爵的紋章覆蓋了原本屬于無畏者約翰的紋章；雅克·達馬尼亞克則對抄本進行了進一步改造，不僅命畫師在第42葉背面新增一幅縮微圖，還將部分無畏者約翰家族的紋章改繪為自己家族的紋章。這些紋章的覆蓋與修改，不僅見證了抄本的流轉軌跡，也生動折射出不同家族間錯綜復雜的權力關系與政治博弈。

豪華裝飾的MS Fr.2810號抄本從側面反映了法國宮廷與貴族對東方旅行文本的興趣。早在1307年，瓦盧瓦的查理便派遣切波伊的蒂博作為特使，前往東地中海地區，成功從馬可·波羅本人手中獲取了一部其作品的抄本。法王查理五世不僅是最早收藏彩繪本《曼德維爾游記》的歐洲君主之一，還珍藏了至少五部《馬可·波羅游記》的抄本。其弟貝里公爵亦熱衷此道，1403年，他將一部《曼德維爾游記》抄本贈予貼身男仆讓·巴爾，可見旅行文本在當時不僅作為私人珍藏，亦成為可供饋贈的重要文化品。1401年，勃艮第公爵大膽的腓力購得三部插圖華美的《東方歷史之花》（Fleur des Histoires d’Hayton）抄本，該書由亞美尼亞國王海屯一世所撰，內容涉及東方歷史及蒙古世界，對歐洲人的東方認知具有深遠影響。大膽的腓力將其中一部留作自用，其余兩部則于1403年分別被贈予其兄貝里公爵與政敵奧爾良公爵路易。以上種種，不僅彰顯了當時法國上層貴族對文化交流的積極推動，而且反映了旅行與歷史類文本在貴族社會中流通及受重視的普遍現象。

《奇跡之書》在抄本中的呈現

馬可·波羅的《奇跡之書》是抄本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約占抄本內容的三分之一。該文本詳細記錄了馬可·波羅在13世紀末至14世紀初的東方旅行經歷，涵蓋了廣泛的亞洲世界。文本中對東方的地理、歷史、文化、風俗等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描述，展現了當時歐洲對東方的認知方式及其知識組織特點。

馬可·波羅文本不僅相對忠實地記錄了早期旅行家的行程，而且通過縮微圖的形式對文本內容進行了視覺化的呈現。整部抄本包含265幅精美的縮微圖，其中約84幅直接與馬可·波羅的《奇跡之書》相關。這些縮微圖貫穿全書，與文本緊密結合，構成了一種獨特的視覺敘述方式。例如，抄本第5葉正面縮微圖描繪了馬可·波羅一家跪在可汗面前的場景，其禮物包括一個巨大的金十字架和一本《圣經》，這一圖像不僅展示了馬可·波羅與蒙古大汗的交流，而且暗示了基督教與東方世界的潛在聯系。

抄本中的縮微圖以人物行為為中心，通過簡化背景、突出人物行動和文化符號，構建了一種體驗性地理表達。這種表達方式弱化了真實地理空間的描繪，轉而通過文化習俗、政治儀式與社會關系的描繪，為讀者提供了一種強烈的視覺體驗和文化想象。例如，第5葉正面描繪了蒙古宮廷的覲見場景，背景通常被簡化為室外自然景觀中的一把覆以紅布的座椅，這種簡化的背景處理使得位于前景的人物及其行為被顯著突出，從而形成了一種以人的行為為中心的地理表達。

抄本中的縮微圖還注重體驗與觀察，通過對奇跡的描繪和異域風情的呈現，為讀者提供了一種身臨其境的視覺體驗。例如，抄本第198葉正面描繪了蒙古大汗的宮廷儀式，展示了奢華的金色和寶石裝飾，以及仆人使用金色器皿為可汗提供晚餐的場景。這些圖像不僅滿足了讀者對奇跡的好奇心，而且為其提供了一種生動具體的體驗，從而增強了文本的吸引力與說服力。

這些縮微圖不僅展示了東方世界的奇觀，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與文化意義。首先，通過對蒙古大汗的描寫，抄本構建了一種將東方統治者與基督教傳統相結合的敘事模式。例如，抄本中將蒙古大汗描繪為潛在的基督教盟友，這種敘事模式不僅強化了十字軍東征的正當性，而且為勃艮第公爵的政治宣傳提供了有力支持。其次，抄本中的縮微圖通過刻意塑造異教徒的負面形象，對無畏者約翰消除被俘的污點、重塑忠誠形象具有積極作用。例如，抄本中多處描繪了撒拉遜人進行偶像崇拜和食人行為的場景，這些圖像通過強調異教徒的“野蠻”與“邪惡”，進一步激發了讀者對十字軍東征的支持。

抄本的物質性與政治宣傳

1413年，MS Fr. 2810抄本被無畏者約翰作為禮物獻給貝里公爵。這一行為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當時，貝里公爵與奧爾良派聯盟出現了破裂的傾向，無畏者約翰有望與貝里公爵建立聯盟。抄本作為一份奢華的文化禮品，不僅是勃艮第公爵與貝里公爵之間友誼的象征，更是二者之間政治聯盟的紐帶。抄本的贈予旨在通過文化與藝術的手段，贏得貝里公爵的政治支持，從而增強勃艮第派在法國政治中的影響力。

不僅抄本本身有著重要的政治意義，其中的視覺敘事更體現了無畏者約翰的政治宣傳意圖。例如，抄本中第226葉正面的縮微圖描繪了無畏者約翰接收抄本的場景。圖中，約翰穿著華麗的服飾，表情莊重，姿態威嚴，彰顯了他作為勃艮第公爵的權威與尊貴。這一圖像不僅是對約翰個人形象的美化，更是對其政治地位的肯定。

抄本的視覺敘事進一步通過強化勃艮第公爵與基督教事業之間的緊密聯系，有力回應了奧爾良派對無畏者約翰的指控。抄本中多次出現的十字軍東征場景，以及對異教徒的貶低與批判，均在向讀者傳遞一個明確的信息：無畏者約翰是基督信仰的堅定捍衛者，而非奧爾良派所描繪的叛徒形象。通過這些視覺元素，抄本成功地塑造了約翰作為“真正的騎士”和“基督忠仆”的正面形象，為其在政治斗爭中贏得了更多支持。

作為15世紀初勃艮第公爵主導制作的政治宣傳工具，MS Fr. 2810號抄本深刻展現了中世紀晚期地理知識與權力建構之間的復雜互動。通過對抄本文本與圖像的綜合分析可以發現，這部表面上以東方游記為框架的抄本，實則通過策略性的視覺敘事重構，服務于勃艮第公爵的政治權威塑造及十字軍東征意識形態的傳播。尼科波利斯戰敗后，面對奧爾良派的持續指控，約翰正是借助MS Fr.2810抄本中構建的視覺符號體系，包括公爵肖像的莊重姿態、異教徒的負面刻畫以及十字軍精神的反復強調，間接重塑了自身形象，試圖消解戰敗的污名，重申家族對基督信仰事業的忠誠。

因此，MS Fr.2810抄本不僅是中世紀地理知識與藝術實踐的重要載體，更是當時統治集團用以塑造民族與宗教認同、鞏固政治權威的一種特殊媒介。通過對這部抄本的深入研究，我們得以更加清晰地理解中世紀晚期歐洲貴族如何借助圖像與文本的結合，建構對東方的文化想象，并將這種想象巧妙地服務于政治宣傳的復雜過程。這一視角不僅有助于揭示中世紀權力運作的深層機制，而且為探討圖像與文本在文化傳播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認識維度。在當今全球化交流日益深入的時代，視覺符號與敘事策略依然廣泛參與著文化認知與政治認同的塑造。回望這一中世紀實踐，無疑為我們理解當代圖像傳播與權力運作的機制提供了深刻的歷史參照。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80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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