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女孩帶2億回國，三年后她哭著再赴日本：不是不想留下，是留不下

帶著2億多越南盾（約合人民幣5.4萬元）的積蓄回國三年后，33歲的青竹（Thanh Trúc，來自永隆省V?nh Long）卻再次決定出國務工，只因“在家鄉根本不知道能做什么”。

“我沒想到回來之后，生活會如此不穩定。”她說。

2016年，青竹在一家理發店當學徒，月收入僅500多萬越南盾（約1340元人民幣）。隨著父母年邁、家庭經濟壓力增大，她向銀行貸款，辦理手續赴日本以“技能實習生”身份工作。

在愛知縣（Aichi），她在一家零部件工廠打工。憑借勤懇加班，加上當時日元匯率較高，每月她能存下約15–16萬日元（ 約合3000萬至3200萬越南盾 ），扣除開銷后，還能寄回家2000萬越南盾（約5362元人民幣）。僅半年，她就還清了全部貸款。

2025年8月，胡志明市永祿A鄉Dony服裝廠的工人們

2019年底，合同期滿，青竹帶著2億多越南盾回國。她原以為這筆錢足以翻修老屋，并開一家美甲店，重拾舊業。

但現實遠不如想象。頭三個月，她跑遍家附近所有美容店求職，卻屢屢被拒。在日本三年的體力勞動，讓她與本土美發技術嚴重脫節——發型潮流、設備更新、連最基礎的凝膠甲款式都已大不相同。若想重新入行，她需再花數千萬越南盾報班學習，而店主們更傾向雇用年輕學徒。

積蓄日漸縮水，青竹不敢冒險將全部資金投入創業。她離開家鄉，前往胡志明市（TP HCM）新順東坊（ph??ng Tan Thu?n ??ng），應聘進入一家日資包裝公司當工人，希望外語能力能成優勢。盡管她努力加班，月薪1100多萬越南盾（約2942元人民幣）仍遠低于在日本的收入。

“工作繁重，經常要搬運十幾公斤的貨物，每每對比在日本的日子，心里難免失落。”她坦言。

2023年底，看不到出路的青竹辭職，報名“特定技能2號”簽證，準備第二次赴日務工。

青竹的經歷并非個例。據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一份報告顯示，越南技能實習生回國后成功就業的比例僅為26.7%。即便手握3–5億越南盾（約8萬–13.4萬元人民幣）的積蓄，多數人仍難以找到方向。

國際勞工組織（ILO）與國際移民組織（IOM）的另一項研究指出，近44%的返國勞工在求職過程中遭遇困難。部分地方調查顯示，其生計脆弱性高，亟需針對性的返鄉支持政策。

擁有10年外派經驗的向日葵教育培訓機構（C?ng ty TNHH Giáo d?c - ?ào t?o Hoa H??ng D??ng）總經理黎紅芳（Lê H?ng Ph??ng）指出，越南勞工回國常面臨三大“沖擊”：

第一是收入與技能落差。越南普通工人月薪僅800萬–1000萬越南盾（約2140–2675元），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心理難以接受。且日本工廠流水線經驗難以轉化為本地辦公室或專業技術崗位所需能力。

第二是心理壓力。“從國外回來”的身份帶來“必須成功、必須有錢”的社會期待，尤其在偏遠地區，就業機會本就稀少，更易陷入焦慮。

第三是創業風險。不少人傾盡積蓄開餐飲店、買網約車、甚至投資理財，卻因缺乏知識而血本無歸。黎紅芳曾目睹一名勞工帶10億越南盾（約27萬元）回國開電動車店，短短數月倒閉，只得重返日本打工。

30歲的河內（Hà N?i）夫妻潘文成（Phan V?n Thành）便是典型案例。他們在日本打工6年，攢下4億多越南盾（約10.7萬元），2023年中回國，決心“不再給人打工”。

見餐飲與美容行業飽和，他們轉而學習婚禮花藝與禮盒制作，投入1億越南盾（約2.7萬元）購買工具。“但越做越吃力，根本看不到利潤。”潘文成說。

為補貼家用，他只好買車加入網約車平臺。積蓄耗盡，夫妻倆多次深夜商量是否關店、再赴日本。直到第二年，生意才稍有起色。“但比起在日本的日子，現在的生活依然辛苦得多。”他說。

為避免此類困境，黎紅芳建議勞工應具備5–10年的長遠規劃，而非只看短期收益。在出國前或海外期間，就應積累可在越南應用的技能或證書。

她同時強調，勞務中介企業也需承擔透明告知責任，詳細說明工作內容、合作方及職業發展路徑，幫助勞工做出理性選擇。否則，許多人回國后只能從零開始，既浪費時間，又損耗積蓄與經驗。

現實中，因準備不足，約60%–70%的返國勞工最終萌生重返日本的念頭，再次踏上謀生循環。

“若從一開始就做好心理與技能準備，回國后的‘失重感’就能大大減輕。”黎紅芳總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