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面對面｜92歲“清風”宋遂良：跨越1200公里獨自返鄉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 記者 李靜 王開智

92歲的宋遂良剛剛完成一次獨自回鄉之旅，從濟南回到瀏陽老家跨越近1200公里，雖然這讓他有些后怕，但也讓他感覺獲得前所未有的自信和自由。

晚年的宋遂良“意外”成了學術界的“紅人”。前年，學生為他舉辦“清氣·宋遂良文學文獻展”，從濟南到煙臺再到上海復旦，這場展覽恰似對他七十年文學人生的回溯。今年《宋公題記》出版，他說不為藝術，只為友情親情，為人生留點情趣，為紛繁的時代留下一抹擦痕。

作為一位知識分子，宋遂良是大學教授，是文學評論家，山東作家大半他都評論過，是文學魯軍的重要推手之一。

他更是“知道分子”，走出書齋的他還成了“足球教授”、公共輿論的話題參與者與議題設置者，盡管這些給他帶來一些爭議。

宋遂良身上承載著上世紀30年代知識分子更本質的重量：國計民生的牽掛，歷史未來的憂思，如影隨形的使命感。在書房見到他時，發現這樣浮沉一生的人，卻如清風，性情愈見溫潤，文骨愈發崢嶸。

大家面對面欄目專訪92歲的宋遂良

92歲獨自回鄉

按響門鈴時，宋遂良已在等候，“我擔心你們找不到地方，要下去迎你們的。”92歲的宋遂良已經滿頭白發，他個子很高，腰板挺直，硬朗的體態著實令人意外。他對現在的身體狀況很知足，還笑著說自己至今仍愛喝涼白開，喝飲料。

這是一棟老宿舍樓，樓道里隱約有股霉味。走進宋遂良的書房，卻滿是書香，書架上、地上一摞摞書碼放得十分整齊。窗明幾凈，書桌上還留著清晨的筆墨痕跡。“這里面有一些好書，值得紀念的，我給山師圖書館捐了幾次。現在眼睛不如從前，還有一些書來不及看，人家送給你的，你總得表個態，心里終歸是個負擔。”宋遂良招呼我們坐下。

宋遂良一身清爽

最近，這位老人干了件“大事”，他獨自從山東濟南回了一趟湖南瀏陽老家。

“多年沒回去了，我覺得人生已經倒計時了，趁著還能走動，就回老家看看。”他背著雙肩包，提著電腦，輾轉于火車、汽車、飛機之間。“膽子有點太大，上下車要走很長一段路，有點害怕摔著，還好過來了。”宋遂良笑笑，以后再不敢自己一個人出去了。

這次回鄉，宋遂良專程去參觀了胡耀邦故居。“我就很感動，因為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很感激他。”他還在鄉下待了6天，走過兒時熟悉的土地，見到的文友大多是晚輩，同齡人已經寥寥無幾，他感慨萬千。

“狐死首丘，人也是這樣。我們那一代人的家鄉觀念很強烈。因為我們那個時候走出去不是很容易。”這份家鄉情結，源于他特殊的成長印記。

他生于戰亂歲月，父母早逝，從小寄人籬下，長大后因為歷史原因經歷了很多苦難。1949年宋遂良離開老家，直到1984年才第一次返鄉，中間隔了近30年。“當時距離家鄉還有一里多路時，我情不自禁地流淚，好像那里的山水、空氣與我的生命是天然融合在一起的。”那種近鄉情更怯的感覺，似乎仍在心頭。

然而，早年經歷卻讓他養成了悲天憫人的性情。他重感情，容易哭，待人接物有著溫潤底色。最近，他常想兩個詞：一是對待不認識的人要慈悲，二是對待認識的人要體貼。他常告訴學生，要與人為善，待人以誠，這是做人最基本的準則。

被時代推著走

近幾年，宋遂良“意外”成了學術界的“紅人”。

2023年，學生們為他舉辦“清氣·宋遂良文學文獻展”，并有著作相繼出版。可這讓他感到不安。“這個年紀應該靜養，安度晚年，結果搞得我很出風頭，像出土文物一樣。”話雖如此，面對外界種種聲音，他又格外淡然，“這些都由不得自己，隨便大家去評說吧。”

身邊人總結宋遂良有六重“頭銜”：共產黨員、轉業軍人、離休干部、特級教師、大學教授、中國作協會員。

“我覺得我就是一個比較合格的中學教師。”宋遂良說。

他的人生軌跡，始終與時代浪潮緊密交織。1949年，宋遂良從華中人民革命大學到軍委民航學校，轉業后到銀行系統。1956年，他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1961年大學畢業后，宋遂良到了泰安一中任語文教師。

在泰安的22年里，有10年時間，他參與勞動改造，當伙食管理員，做赤腳醫生。“我的前半生都是夾著尾巴做人，經常怕。因為一些歷史原因，很痛苦，很孤獨。”他的人生在時代裹挾下，不受控制地轉向。

1983年，他從泰安一中調到山東師范大學任教，這是他人生的重要轉折點。宋遂良曾用“掙斷繩索下小樓，天高月朗大江流”形容當時的激動與暢快。

可初入山師，面對研究生課堂與洶涌而來的新思想、新潮流，他卻陷入深深的惶恐。“我總覺得自己沒有好好讀書，沒有按部就班地做學問，我必須惡補，那一段很用功。”

宋遂良不止一次談起個人命運與時代的關系

文學史家、文藝理論家陳思和曾這樣評價他：“宋遂良老師是從那個漫長時代走過來的人，他的天真熱情，他的俠骨柔腸，他的堅忍不拔，他的多才多藝，他的勤奮努力……都是與這個時代的大悲大愛的歷史內涵密切聯系在一起，一個堅強性格的人不會被時代的風浪所吞沒，他總是會在命運打擊之后重新抬起高貴的頭顱，繼續踐行人生的崇高理想。”

晚年的宋遂良清醒地意識到，過去種種不是個人所能左右，很多都不是個人選擇，而是被時代推著走。“我自己做什么都不是有計劃有目的地去干的，完全是時代推著走，是興趣推著走，是責任推著走，走到哪里走得好不好自己都沒有把握。”采訪過程中，他不止一次提起個人命運與時代的關系，一個人生在哪個時代很重要，必須接受這個時代的栽培、限制、指導。

講真話

在宋遂良看來，一生中最有成就感的事，一是文學評論，二是扶持青年。

青年時期便涉足文壇的宋遂良，文學評論生涯并非一帆風順。1959年，讀大學時，他在《詩刊》發表郭小川詩論，初露鋒芒。可隨后因時代原因中斷，他一度下決心不再吃評論這碗飯。直到1979年，他才在《文藝報》重新發表作品。

在沉寂的歲月里，宋遂良從未放棄親近文學。

1979年，文壇還普遍看重文學政治，少有關注文學藝術。當時他寫過一篇評論周立波和柳青藝術風格的文章，一時之間引得很多青年學生作家將文章抄下來學習。這篇文學評論的發表也為他打開了一扇門。

后來創作的文學評論，宋遂良自稱，“大多都像魯迅先生說的，惟愿文章速朽。”于是，在出版《宋遂良文學評論選》后，他不愿再結集。他始終保持謙遜與自省，“我的一個弱點就是浮躁，不安心。比如研究《聊齋》就應該專門研究《聊齋》，我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感興趣的我都想看看。”

宋遂良在書房

對于文學魯軍而言，宋遂良是當之無愧的重要推手之一。

用文學史家、文藝理論家田仲濟的話說：“山東作家大半他都評論過。”改革開放初期，張煒、矯健等一批山東青年作家，幾乎都是通過宋遂良的第一篇評論文章，被推向全國文壇。后來，宋遂良還參與過茅盾文學獎初評工作。

他認為一個好的文學評論家應該具備尊重文本、多元視角、專業知識、客觀公正、讀者意識、歷史眼光和獨立思考等素質。退休20多年，宋遂良始終關心文學的發展狀況。在他看來，“當下的文學評論缺少批評精神。文學不能反映當前的現實，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事。”他借魯迅先生的話，“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于作者有益”。

搞文學評論很難。他曾批評過一些文章的缺點，真話說多了，結果不被接納。田仲濟曾說，宋遂良同志是當前在全國文學評論界中較為受人注目的人物，他視野廣闊、感覺靈敏，難能可貴的是他具有一顆善良的心。他是酷愛真理的，不說違心話，更不說假話，在這一點他很像雪峰評論魯迅。

90歲以后，宋遂良的自信心有些恢復，讓他更堅定地“想講點真話”。現在他覺得自己有了更多自由，“不想干什么就不干的自由。”

“知道分子”的牽掛

宋遂良自居“知道分子”，不僅要“知”而且還要“道”，主張把知識講出來、說出來，當下和歷史、青年的成長和國家的發展始終縈繞在他心頭。

他不是書齋先生，更像是公共輿論的話題參與者和議題設置者，盡管這些給他帶來爭議。晚年，他參加了很多文化活動，始終保持對公共事務的熱情。

他的興趣愛好很多。上世紀90年代，山東足球迎來黃金期，宋遂良在《齊魯晚報》開設“聽教授說”專欄，還在電視臺“侃球”，民間諺稱：“山東有宋遂良，北京有趙忠祥”。2000年，出版《足球啊，足球》。現在，宋遂良仍看足球，這對他來說是一種快樂。

宋遂良在窗邊的書桌寫書法

人生不是沒有遺憾。到山東師范大學時，宋遂良已經49歲，任教11年便面臨退休。“我覺得那是我最好的時期。”后來，宋遂良被返聘，也在其他各處講課，直到2012年才真正離開講臺。“我當時知識架構更成熟了，感覺可以干到七八十歲，我本來可以多教一些學問，多培養一些學生。”

到現在，宋遂良一直保持著和學生們的聯系，他幾乎每天都在微信上與學生溝通交流。他一直主張，絕不關起門來搞封閉式教學研究，師生共研共進；堅持師者間、師生間的平等論爭，倡導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看到年輕人成長，是他覺得最高興的事情。

如何來形容自己的一生？

宋遂良沉默良久，他選擇了：苦難。但是，面對這些，他選擇了寬容。

今年，宋遂良出版《宋公題記》。在編外后記中，他寫道：不為藝術，只為友情親情，為人生留點情趣，為紛繁的時代留下一抹擦痕。讀者笑笑，我心暖暖。

他坦言：“回首走過的道路，我們很長一段時間被思想約束，人類的真理、科學的發達、人性的復雜，我們都沒有認識，沒有體會，所以我們的知識學問是不全的，不足的，我們這一代人內心是有愧疚的，愧對這個時代。”

現在，與朋友聚在一起時，他們討論和關心的話題總是國家命運、國家發展、國際形勢。宋遂良不避諱生死問題，還笑著說，“我現在覺得自己還在成長，今后可能還會有一些體會、發展。”

他從不愿說教，但也有想對青年朋友說的話，“我們這一代的知識分子，親歷國家曲折與發展，我相信將來，你們這一代會有很多人超過我們這一批人，這樣國家才能前進，才能不斷發展。到時候，家祭無忘告乃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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