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延安走來，于當下閃光——記革命文藝評論家、編輯殷白

轉自：長安街知事

趙衛(wèi)東教授在專著《延安文學考察》引述“文抗”（即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1938年成立）史料：協會中注冊登記的作家會員共67人，張驚秋（筆名殷白）位列第24（非按姓氏筆畫排列）,居于艾青、歐陽山、蕭軍、劉白羽之前。作為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親歷者，他一生創(chuàng)作始終秉持“為人民大眾”的文藝方向，踐行“深入生活”的文藝道路，留下了一批至今讀來都令人感佩的文章。而改革開放之初，他力薦飽含時代氣息的長篇小說《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更是成就一段文壇佳話。

重慶出版社2013年出版

青年時代的殷白

在延安精神滋養(yǎng)下成長

1938年一二月間，21歲的殷白與同伴由西安步行800里到達延安，他先在“陜北公學”學習，三個月后，又轉入“抗大”學習，后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初冬，毛澤東主席在“抗大”三大隊操場作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報告，一連兩天都從傍晚講到天黑，這時殷白的職務是三大隊政治處技術書記。殷白從“抗大”畢業(yè)后，又在中央組織部訓練班學習了五個月，并經組織推薦考取了延安馬列學院，系統接受馬列主義理論教育，也是在那里第二次聆聽了毛主席關于新民主主義理論的論述。

除了加強理論修為，殷白在延安還積極向大后方介紹陜甘寧邊區(qū)的生活。1940年，殷白在重慶《新華日報》刊文《陜甘寧邊區(qū)的鄉(xiāng)村生活》，向讀者介紹自己生活的這個“家”。1941年，殷白又被調去延安縣姚店鄉(xiāng)做社會調查，閑暇時擠出時間采集文藝創(chuàng)作的素材，因學習和下鄉(xiāng)調研工作積極，被評為陜甘寧邊區(qū)“模范青年”。

在延安學習生活的這段時間，殷白正式開啟了自己的編輯生涯。他先后參與了多部刊物的編輯工作，包括田間（著名現代詩人）主編的《詩建設》、“抗大”山脈文學社主編的《山脈詩歌》、胡喬木主編的《中國青年》、蕭三主編的《大眾文藝》。1940年初夏，茅盾從新疆脫險來到延安，殷白隨丁玲去歡迎他，后拜茅盾為師。1942年5月底，毛主席發(fā)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由于殷白的筆記寫得認真，后來還成為了晉西北文藝部門學習講話的傳抄本。1942年夏，殷白由組織調動前往晉綏邊區(qū)，任《晉綏日報》編委、副刊主編和黨總支書記，兼任中共西北局晉南工委宣傳部文藝科科長和晉南文聯副主席，自此與報刊結下一生的緣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殷白和他的夫人沈世鳴共同策劃，以“巨大勇氣和深遠的目光”（林默涵語），牽頭組織編纂了《中國抗日戰(zhàn)爭時期大后方文學書系》《中國解放區(qū)文學書系》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學書系》（中國卷）三大書系。它們無疑是從延安走來的殷白向改革開放新時期交出的一份厚重的文學答卷。

依舊閃光的文藝思想

讓我們再次回到殷白的延安時期，看他早年不乏遠見的文藝評論。1946年，他撰 寫了評 論《試談 歌劇〈白 毛女〉》。文章評論喜兒時有這樣一句話：“地主社會不僅強奸了她的肉體，也強奸了她的意識。”在殷白看來，“喜兒雖然逃出了黃世仁的家，逃出了狼窩虎口，卻沒能逃得出舊社會封建意識觀念構成的狼窩虎口”。他接著給出詳細分析。第一點，喜兒不敢去王大嬸家討口吃的。原因有二：一是自己生了私生子，沒臉見人；二是又聽說村里人說她死了，“死得有志氣”。其實是她給自己套上了“封建主義精神鎖鏈”。第二點，喜兒躲進山洞的悲劇，本質是為逃避現實中的迫害而藏身，卻又始終沒能擺脫封建意識的束縛。所以，這悲劇具有雙重性，道出了歌劇《白毛女》深層次的社會學意義。第三點，殷白給出前瞻性的思考，“農民在思想上受封建思想的統治，曾經嚴重地阻礙了他們自身的翻身解放，即便在政治上獲得解放后，農民群眾還需要接受一個相當長時期的教育”。

殷白文藝思想的閃光，在他評《從魯迅的二篇小說想到的——重讀〈故鄉(xiāng)〉與〈一件小事〉》一文中也能窺見一二。在分析魯迅先生由“厚障壁”而產生的“悲哀”時，殷白加上魯迅的一句名言“其實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再作具體分析。他指出，“關鍵的問題是在于走的人，實踐的人”。那么，為什么別人不能，獨有魯迅能產生這樣深刻的思想呢？殷白認為：“如此深刻的思想性，是與魯迅兒童時期和農民的接觸分不開的，與他從農村勞動者身上得到的那種堅忍不拔的實踐精神的影響分不開的。”他接著總結說，“每次讀了魯迅的小說……能感受得到在那種環(huán)境、那個時代里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正直而勇猛的心的跳動。”這段話，對于當下有人無視過往，對紹興魯迅紀念館里魯迅畫像中手指夾煙的投訴，恰是作了一個正面且具啟示性的應答。

殷白還有一篇理論性的短論《我們要哪一種現實主義》。他在文中說：“現實主義必須嚴格地忠于歷史忠于生活，但作家的思想傾向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反映到創(chuàng)作上。”接著他在“寫什么”與“題材無禁區(qū)”上，又作了深入的分析，“題材無禁區(qū)，都可以寫，但在生活的大海里，究竟寫什么，還是有作家的指導思想在里邊，這就關系到作家的社會責任感”。當然，問題還不這么簡單，他注意到“民主的討論方式”與作家創(chuàng)作內容之間的關系，他說，“對一個作品有人說不好就一擁而上，群起而攻之，我們要糾正這種風氣。”這是在倡導文藝評論工作者要有理論素養(yǎng)，更要有獨立思考的精神。殷白也堅持“要繼續(xù)解放思想，開展民主討論。我們主張題材無禁區(qū)，作家有選擇”。“作家有選擇”這句話，其實是富有雙重性的，它既為作家的自由寫作撐了腰，又意味深長地在提醒作家，你的選擇不是極端的個人自由主義的，而是要有理性的抉擇——社會責任感下的自由寫作。這樣的現實主義寫作主張，在當下宮廷劇、諜戰(zhàn)劇和由AI引發(fā)的系列文學創(chuàng)作現象中，依然有著啟示。

把佳作推到時代前沿

獲得首屆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深刻地反映了上世紀70年代風云變幻的社會面貌，并預示了光明、美好的前景，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這部小說的問世，殷白發(fā)揮了很大作用。

《沱江文藝》原主編吳承蔚先生的回憶文章《新時期之初難忘的尋覓——記殷白和周克芹》詳實記錄了其中故事——上世紀70年代末，當殷白在重慶“讀到《沱江文藝》連載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第一、第二兩章時，這位老主編果然慧眼犀利，就從這兩章中看出《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正是他尋覓中的一部力作……主動給克芹（小說作者周克芹）寫信，代正在復刊的《紅巖》約稿后，便迫不及待地來到了內江”。殷白到達作者所在的內江縣城，正是多夜雨的天氣，“那幾華里泥濘的山路，年逾花甲的殷白走了整整三個小時”。不久，殷白邀請《紅巖》主編王覺和幾位重慶作家再赴內江，他們連夜傳看《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全稿，當即拍板，《紅巖》一次性全文刊發(fā)；殷白同王覺等商議后，一致決定作者無需再作修改。這是延安精神在他身上與工作中的又一種延續(xù)與弘揚。之后，他迅速撰寫長篇評論《題材選擇作家——評〈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發(fā)表于《文藝報》，轟動了整個文壇。

這還不夠，殷白先生又將這部作品連同自己的評論，分別推薦給了當時文藝界的幾位重要領導——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的馮牧等人。吳承蔚在文章最后寫道：他（指殷白）的可貴與崇高之處，在于緊要關頭以超人的慧識和卓越的歷史使命感“發(fā)現人才、愛惜人才”，并適時把他們的佳作推到時代的前沿。

殷白身上傳習的延安精神，從歷史走來，于當下閃光不絕。

作者：王學海，浙江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海寧市文聯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