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的后輩每年聚會，名曰為了紀念革命先輩、傳承革命精神。

四野的后輩每年都大張旗鼓地搞聚會，名曰為了紀念革命先輩、傳承革命精神。那么一野的后輩是否也該這樣做？二野和三野的后輩是不是也該每年來這么一出活動？志愿軍的后代是不是也應該跟進？那些用小推車支援革命戰爭的普通老百姓的后代，是否也應該組織聚會，一起緬懷他們的先輩為中國革命所付出的犧牲和奉獻？
河南信陽，老城區的一個飯店包間里，幾十號人圍坐一桌，墻上貼著一張紅底黃字的大橫幅：“四野后代2025年紀念聚會”。
屋內熱鬧非凡，老照片一張張擺在桌上，戰地日記、軍功章、舊軍裝被小心翼翼地傳看，有人輕聲哼起《英雄贊歌》，有人悄悄拭淚。
這樣的場景，已持續了快二十年。
但也就在那天晚上的網絡上，這場聚會引發了不少討論，有人轉發了現場照片，配文（開頭第一段）直白。
評論區里，一時間吵成了翻江倒海。
但如果深入去看，會發現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早就被悄悄地寫在祖國的山川大地上——只是形式不同，表達不一，聲音大小也不一樣。
2018年10月，青海玉樹，十一戶一野后代踏上了“重走父輩剿匪路”的紀念之旅。
那是一次被稱為“沉默里的紀念”的活動，五天時間里，他們翻越四座雪山，走訪六個墓地，有人在山坡上默默地流淚，有人帶著父親當年寫的日記復印件，拿給當地孩子講故事。
冀春光的女兒說了一句話：“我們家窮得干凈，但我爸說，干凈，是最體面的傳家寶。”
2024年7月，貴陽正值貴陽解放75周年紀念，95歲的余忠坐在輪椅上出現在活動現場，他是二野的老擔架兵，當年龍里戰役，他抬了兩個小時的傷員，后來自己也被炸殘了腿。
“我爸不說話，但我們知道他想來。”
余忠的兒子說，手里拿著那枚發黃的軍功章：“故事要是不湊在一起講，年輕人哪知道你爺爺干過啥？”
三野的后代也沒閑著，2024年5月初，舟山烈士陵園前集合了200多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后代，他們中有的住北京，有的在福建，有的年紀已經超過70歲，但都堅持來了。
96歲的李明海穿著舊軍裝，在烈士碑下敬了個標準軍禮，他的兒子望著不遠處的金塘大橋說：“當年我爸是游過來的，現在我開車就能上島，他說那橋，比彩虹還亮。”
這不是個別現象，2019年，渡江戰役紀念館組織了一場“跨江歌聲”的紀念活動，丹東的志愿軍后代們帶著搪瓷缸、寫著“志愿軍”三個大字的飯盒齊聚一堂，唱起《我的祖國》。
那年，有個孩子問爺爺：“你為什么哭？”
老人只說了一句：“這歌，是我們當年唯一的廣播。”
2025年6月，山東臨沂，一場特殊的聚會在沂蒙山下舉行，三野后代和“紅嫂”后人面對面坐在一起。
一個穿灰布衣的中年人拿出了家傳的小推車模型，“我奶奶當年就是推著這個，送糧、送傷員，連兒子都扔在草垛里。”
那場面安靜得能聽見風聲，沒有人鼓掌，但很多人眼眶紅了。
這些聚會，表面看像是家族活動，實際上遠不止于此，它們是記憶的修復，是歷史的拼圖，是把高高在上的“革命精神”一點點還原成一個個有血有肉的故事。
四野后代曾在整理16師46團戰史時，發現了一個連隊消失的番號，用的是老兵的回憶、老照片、甚至墓碑上的殘存字跡，才拼出了那段被遺忘的歷史細節。
二野的后代在一次聚會中找到23名曾經的炊事員名單，其中13人從未被寫入任何正式史料。
這些聚會，不只是為了緬懷，更是為了搶救，在一個老兵逐漸凋零的時代，這些后代是為歷史“按手印”的人。
有人說，這些聚會太私人，可事實是，這些“私人記憶”，正是國家記憶的基礎，每一個家庭的講述，匯流起來，才有了完整的歷史長河。
志愿軍后代曾有一句話：“我們不是在紀念戰爭，而是在紀念不怕犧牲的那一代。”
支前群眾的后代則更簡單：“推車的勁不能丟。”
那我們該怎么回答開頭那個問題？
是不是一野、二野、三野的后代也該每年搞一次聚會？是不是志愿軍的后代也該跟進？是不是當年用小推車支援前線的老百姓后代也該組織起來？
答案其實已經寫在現實里了，他們已經在做，或熱烈，或安靜；或公開，或私密，但他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對歷史說：我們還記得。
這些聚會，不是形式，是一種情感的自覺，是對“不能忘”的樸素堅守。
當四野的曾孫在一野后人手里看到同款軍水壺，當紅嫂的重孫女聽到《英雄贊歌》忍不住落淚，那種跨越時間的連接，是任何一場官方活動都無法取代的。
這不是一場聚會，這是一場精神接力，在這個碎片化的時代，它讓我們記得，犧牲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代人用命換來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