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黨被捕，其兄拿一張空白支票給特務：放了我弟弟，數額隨你寫

一張來自香港的空白支票，就這么輕飄飄地拍在了特務頭子的辦公桌上。

送禮的人心都在滴血，嘴上還得硬氣：“只要放了我弟弟，上面的數額隨你填。”

這事兒發生在1948年的重慶，那個金圓券擦屁股都嫌硬、所有人都在瘋搶硬通貨的年頭，這一張紙，那就是通往海外豪宅的單程票，是下半輩子躺平的資本。

誰能不動心？

連殺人如麻的軍統頭子徐遠舉都把底線降到了地底褲。

結果呢？

誰也沒想到，這筆看著穩賺不賠、甚至是“雙贏”的買賣，竟然被那個關在牢里、被打得半死不活的年輕人親手撕了個粉碎。

這哪是談生意啊，這分明是在玩命。

在那個人人都在為后路發瘋的年代，有些東西比黃金更硬，比命更值錢。

事情還得從1948年3月說起，那時候國民黨高層的心態基本就是“崩潰療法”。

一份叫《挺進報》的地下刊物，居然大搖大擺地出現在了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朱紹良的案頭，旁邊還附了一封警告信。

這操作簡直就是降維打擊，相當于把刀架在了朱紹良的脖子上問“你感不感動”。

朱紹良當時就炸了，死命令直接壓到了徐遠舉頭上。

徐遠舉這時候也急啊，為了保住烏紗帽，更為了在跑路前最后撈一筆政治資本，那是瘋狗一樣全城亂咬。

到了4月，地下黨一個聯絡點出事了，抓了一批年輕人。

徐遠舉掃了一眼名單，眼珠子都亮了——劉國志。

這劉國志是誰？

徐遠舉這老特務眼毒得很，翻開卷宗一查，果然是條大魚。

四川瀘州赫赫有名的大富豪之子，標準的頂級“富二代”。

在徐遠舉這種老油條看來，這種人最可愛了。

為什么？

因為他們搞革命通常就是圖個新鮮，那是少爺秧子尋求刺激的浪漫幻想。

皮肉嬌嫩得很，從小錦衣玉食，哪受過罪啊？

只要刑具往那兒一擺，不用動真格的，光是烙鐵那股糊味兒飄過去，這幫少爺基本上就得嚇得尿褲子，哭著喊著要把祖宗十八代都交代出來。

徐遠舉心里那個美啊，覺得這不光是個突破口，搞不好還是棵搖錢樹。

結果審訊室里的場面，直接把徐遠舉的臉都打腫了。

不管特務怎么吼，他就像沒聽見一樣，冷冷地回三個字：“不知道。”

徐遠舉覺得智商受到了侮辱，指著滿墻掛著血肉渣子的刑具就開始搞心理戰：“你家里金山銀山的，想怎么造作不行？

非得把命搭上？

看看這些玩意兒，你那身板能扛幾下？”

劉國志連正眼都沒瞧他，嘴角扯出一絲冷笑。

這下好了，徐遠舉惱羞成怒，老虎凳、辣椒水、電刑，只要是能折騰人的招數全上了。

那具在特務眼里“細皮嫩肉”的身軀被打得皮開肉綻，昏死過去好幾次。

潑醒了接著審，醒過來還是那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勢，咬緊牙關，一個字沒有。

這哪是什么嬌生慣養的少爺？

這分明就是塊砸不爛的銅豌豆。

對于有些人來說，肉體可以被毀滅，但骨頭是碎不了的。

硬的不行，徐遠舉只能先把人扔進白公館。

這時候，劉國志的五哥劉國琪聽說了，火急火燎地從香港飛回重慶。

劉家那是生意人，信奉的邏輯很簡單：這世上沒有錢擺平不了的事兒，如果有，那就是錢不夠多。

特別是國民黨這幫官僚，那貪婪的嘴臉誰不知道？

劉國琪帶著純金的煙盒、瑞士名表，那是真的下了血本，把重慶特務機關上上下下打點了個遍。

這招確實好使，原本兇神惡煞的徐遠舉見了真金白銀，那張臉笑得跟朵菊花似的。

大家都懂，政權都要完犢子了，這時候抓誰放誰根本不是原則問題，純粹就是個價格問題。

徐遠舉雖然貪，但還得在那幫上級面前裝裝樣子，于是給了個臺階：放人沒問題，但劉國志必須在報紙上公開發個“退黨聲明”。

劉國琪一聽，覺得這簡直就是送分題啊，拿著這根救命稻草就沖進監獄。

看到弟弟被打得不成人樣，當哥哥的心都碎了。

他拿出那份聲明，幾乎是跪求弟弟簽字：“老弟啊，簽個字咱們就回家，車都在外面等著了！”

誰知道，滿身是傷的劉國志看了一眼那張紙，直接給懟回去了：“五哥，我死了還有黨，等于沒死；要是背叛組織，我活著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區別？”

第一次營救，就在這兄弟倆完全不在一個頻道的對話中談崩了。

劉國琪是真不死心，又跑回香港籌了一大筆錢。

這一回，他祭出了那個終極殺招——空白支票。

他又一次坐到了徐遠舉對面。

這時候戰局對國民黨來說已經是兵敗如山倒，徐遠舉只想著趕緊把口袋裝滿好跑路。

看著那張支票，徐遠舉徹底不要臉了，底線再次被擊穿：“不退黨也行，哪怕寫個悔過書，走個過場，我就放人。”

這基本就是特務機關能做出的最大讓步了，甚至可以說，徐遠舉這是在“求”劉國志趕緊滾蛋，好讓他能心安理得地把這筆巨款揣兜里。

當信仰遇到金錢，總有人會把那個看似無價的籌碼扔進垃圾桶。

劉國琪太了解弟弟那個倔脾氣了，他甚至都沒敢讓弟弟動筆，自己代寫了一份言辭懇切的悔過書，只要弟弟簽個名按個手印就行。

再次見面的時候，劉國琪那是真的哭成淚人了：“國志啊，外面世道亂成一鍋粥了，再不走命都沒了！

當初你罷課也就是一時沖動，簽個字，哪怕是騙騙他們也行啊，咱們走吧。”

看著為了救自己不惜傾家蕩產、低聲下氣求人的哥哥，劉國志心里能好受嗎？

肯定不是滋味。

但他心里跟明鏡似的，這張紙不僅僅是一個簽名，那是投名狀，是對信仰的背叛，更是往那些犧牲戰友的臉上抹黑。

在這個爛透了的世道里，他必須守住心里最后那點干凈地方。

“五哥，誰也動搖不了我的決心。

我自愿為人民犧牲，你們別管我了。”

劉國志含著淚，把那份悔過書推開了。

那一刻，審訊室里的空氣估計都凝固了。

一邊是代表著活路、代表著豪門富貴和親情的金錢妥協；另一邊是通向死亡、卻通向精神永生的死磕到底。

富可敵國的家世救不了他，因為是他自己親手切斷了那條通往茍且偷生的路。

徐遠舉看著那張沒法兌現的支票，估計肺都要氣炸了。

他是真想不通，為什么這世上有人會為了一個看似虛無縹緲的主義，拒絕唾手可得的生路。

他這輩子都搞不懂，對于劉國志這樣的共產黨人來說，有些東西比命重，比那些黃白之物更貴。

歷史從來不缺聰明人，缺的是那種在生與死面前還敢犯傻的硬骨頭。

1949年11月27日，就在重慶解放的前三天，國民黨特務對白公館、渣滓洞開始了最后的瘋狂大屠殺。

劉國志在獄中寫下了一首《就義詩》，然后從容地走了出去。

那一年，他才28歲。

槍聲響了，一個年輕的生命倒下了，但他用血證明了一件事：在這世界上，真有金錢買不到的東西，真有比活著更重要的選擇。

那張被拒絕的空白支票，最后成了那個舊時代金錢萬能邏輯的墓志銘，也成了劉國志信仰豐碑上最扎眼的一筆注腳。

參考資料：

重慶市檔案館編，《重慶解放前夕重大事件檔案選編》，重慶出版社，1999年

羅廣斌、楊益言，《紅巖》（相關人物原型記述），中國青年出版社，19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