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至元代的釀酒作坊遺址“現身” 展現宜賓早期釀酒歷史面貌

“東鑫和”釀酒作坊遺址（局部）。陳光旭攝

韋皋紀功碑。李雨心攝

　　初冬時節的宜賓，夾雜著冷意的寒風從三江匯流處的合江門刮過，輕撫著在此處扎堆圍觀野生魚群聚集的市民，也從廣場旁古樸的明代敘州城墻舊址前掠過。漫步于此，不僅能遠看長江、金沙江、岷江交匯處的景觀，也能傾聽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歲月回響。
　　過去13年，宜賓市博物院院長黃樂生常會行走在這里，他一邊觸摸著盤踞在老城墻上的老樹根，一邊仔細地向身邊的人介紹著此處城墻的由來，對宜賓的歷史沿革如數家珍。如今，就在敘州城墻舊址旁，又一處有著悠久歷史的文化遺存在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下稱“四普”）中“現身”，讓城市的歷史拼圖變得更為完整。
　　站在新發現的韋皋紀功碑旁，擔任宜賓市“四普”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的黃樂生，向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說起了此次文物普查的奇妙經歷。從考古專業畢業后，他就來到宜賓，扎根文博行業已有13年。“在‘四普’中，新發現了韋皋紀功碑、‘東鑫和’釀酒作坊遺址等文物點261處，極大豐富了宜賓的歷史文化底蘊。這也是我第一次參與文物普查，印象深刻。”

韋皋紀功碑現身宜賓
記載唐代名臣的故事

　　宜賓的三江口，又稱合江門。當長江水從這里奔涌向前，也引來無數野生魚群聚集，成為游客必打卡的景觀。沿著合江門廣場旁的小道一路走去，走到明代敘州城墻舊址墻基處，就會發現一塊充滿歲月痕跡的石碑靜靜矗立在亭中，似在訴說這里曾發生過的滄桑往事。這，便是宜賓市“四普”工作中新發現的不可移動文物——唐代韋皋紀功碑。
　　碑身寬1.7米、殘高1.6米、厚0.45米……站在亭下仰看這塊石碑，不免震撼于文物的巨大。細細凝視碑身上的痕跡，能夠發現碑的碑陽、碑陰及碑左右兩側均刻有行書文字，且不少依稀可辨認出字形。黃樂生將這件文物的重要之處緩緩道來。
　　“據史料記載，韋皋紀功碑在四川的四個地方都有設立，但目前只有簡陽和宜賓這兩處被發現。簡陽的石碑可以辨識的文字已經非常少了，但在宜賓發現的韋皋紀功碑可以識讀的文字有570多個，且基本上還能夠連貫地通讀。”黃樂生說，這塊石碑在2022年宜賓市翠屏區進行城市更新時被發現。結合文獻記載，可確定此碑為唐代封疆大吏劍南西川節度使、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韋皋所立的紀功碑。
　　“左金吾大將軍韋皋領劍南西川節度……朝旨揚國威以仁義服其心……”手指著碑刻上的文字，黃樂生斷斷續續地念出石碑上的內容，從中也能窺見韋皋在歷史長河中的地位。這位功勛卓著的唐朝名臣，在唐德宗貞元元年（785年）出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兼戎州都督府都督，曾駐節戎州僰道城三年。
　　“據文獻記載，韋皋在戎州，也就是今天的宜賓駐扎過三年。”黃樂生談到，韋皋在治蜀的20余年時間里，可謂功勛卓著。不僅對內采取了與民休息、勸課農桑、發展經濟的一些舉措，對外更聯合南詔以及周邊的少數民族共同抵御吐蕃的入侵，有效鞏固了唐王朝對西南地區的統治。“韋皋紀功碑，正是當時唐王朝為了表彰他的功績所立。”
　　站在韋皋紀功碑前，背后便是岷江滔滔的江水。黃樂生說，作為長江上游較早開發的城市之一，宜賓地處川滇黔結合部，水陸交通都比較發達，自古以來就是中原王朝經略西南的前沿陣地，區位優勢十分突出，有“西南半壁古戎州”的美譽。“秦朝的時候，就以宜賓為起點，開通了西南地區的第一條官道——五尺道，后來又有了南夷道、石門道。而韋皋在治蜀期間，也再次打通了曾經中斷的石門道，以聯絡周邊的少數民族，共同抵御吐蕃的入侵。”
　　而韋皋紀功碑的碑文內容，涵蓋了韋皋官職變化情況、唐朝冊封南詔異牟尋、重開石門道原因等信息。所以，這一文物的發現，不僅是研究唐王朝與南詔關系的重要實物資料，對西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研究也增添了不同的研究視角和重要內容。

早至元代的釀酒作坊遺址
為蒸餾釀酒再添證據

　　端詳完韋皋紀功碑，沿著岷江江岸鋪著青石板的步道行走，會不時聞到江邊飄來的酒糟香氣。而這撲鼻的酒香，大多來源于江邊仿古建筑群中林立的酒肆酒館。行人來往匆匆，也許很難想象到，腳下的土地在數百年前，就已經講述著美酒飄香的故事。
　　宜賓素有“酒都”之稱，酒文化歷史悠久，遺跡眾多，以“長發升”“利川永”“鐘三和”為代表的古酒坊及其周邊，匯聚了前人生產生活和接續釀造的痕跡。202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開展“考古五糧液”項目時，在翠屏區復興街“長發升”古酒坊旁邊，發現了一處上限為元代，綿延至清代的釀酒作坊遺址——“東鑫和”釀酒作坊遺址。
　　“這個遺址的文化內涵十分豐富。”站在遺址上，黃樂生手指著釀酒作坊區域發現的窖池、晾堂、灶、蒸餾器底座等遺跡介紹，“遺址中發現了開口于元代地層的酒窖，實證我們自元代已經開始的蒸餾釀酒手工業史。”
　　有趣的是，這是一處前店后坊格局的釀酒作坊，臨街部分的房址應為店鋪遺存。可以想象，當時在撲鼻的酒香中，工人們汗如雨下地在后面忙著釀酒，前面已有伙計吆喝著賣酒。“這一遺址釀酒生產要素全面，較為全面地展現了宜賓早期釀酒歷史面貌。”黃樂生說。
　　同時，“東鑫和”釀酒作坊遺址的發現，對于研究宜賓城市發展史也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黃樂生介紹，該遺址內首次發現了宜賓城區由漢至明清時期綿延不斷的文化層堆積，出土大量漢至明清時期的豐富遺物。“在遺址的另一側還發現了唐代、元代和明代三個時期城墻疊加的遺跡，這也是城市考古的重要工作成果。”
　　漫步在岷江畔，當江水滔滔不絕，也見證著歷史的滾滾向前。如今，這片土地上被埋藏的文化遺存，隨著“四普”工作的開展，展露在眾人面前，也意味著它們被看見、被保護。身處這一過程中，黃樂生體會到的是從未有過的滿足和快樂。
　　“能夠參與到‘四普’中，我感受更多的還是快樂。能夠親手去觸摸感受我們的文化，了解每一處文物背后的故事，確實能給我帶來很大的滿足感。”采訪中，黃樂生還說起“三普”時，自己正是考古專業的一名大學生，當時就對文物普查心向往之。終于，在他扎根文博行業13年后，有了與文物普查的相遇。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李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