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寶寶”的出生給不少家庭帶來了喜悅,也為中國的人口數據添上了一抹亮色。2024年,全國出生人口954萬人,比2023年增加了52萬,出生率為6.77‰。這是自2016年以來中國出生人口的首次回升,扭轉了連續七年下降的趨勢。
廣東更是連續7年成為全國生育第一大省,2024年出生人口113萬,占全國總數十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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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轉折背后,是生育支持政策的落實和生肖偏好的影響。但在此之前的下降趨勢令人擔憂:2021年1062萬人,2022年956萬人,2023年902萬人——中國出生人口“斷崖式下降”一度成為社會關注焦點。
人口數據背后的下降曲線
中國出生人口下降并非突如其來。回顧歷史數據,1963年中國出生人口高達2975萬人,出生率達到驚人的43.6‰。那時每個家庭兩三個孩子是普遍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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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后,這一數字進入下行通道。1998年開始,中國年出生人口持續低于2000萬。到2020年,出生人口僅1200萬,不到1963年的一半,出生率跌破1%(8.52‰),創下1978年來的新低。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出生人口曾短暫回升至1786萬,但好景不長,隨后便出現“三連降”:2017年1723萬,2018年1523萬,2019年1465萬。
2020年,出生率首次跌破10‰(8.52‰),而同期人口自然增長率僅為1.45‰。到2023年,出生人口已降至902萬的歷史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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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2022年1月,國家衛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長楊金瑞在新聞發布會上一語道破關鍵。
首當其沖的是育齡婦女數量減少。“十三五”時期,中國20-34歲生育旺盛期婦女年均減少340萬,而2021年比2020年更是減少了473萬。這意味著潛在的母親規模正在收縮。
年輕一代的婚育觀念也在顯著變化。“90后、00后作為新的婚育主體,絕大部分成長和工作在城鎮,受教育年限更長,面臨的就業競爭壓力更大,婚育推遲現象十分突出。”楊金瑞指出。婚姻推遲增加了女性終身不婚的可能性,進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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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意愿的調查數據更為直觀:育齡婦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2017年為1.76個,2019年為1.73個,2021年降至1.64個。
現實壓力同樣讓年輕人猶豫不決。住房、教育、就業等因素影響下的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生育成本要由國家、企業和家庭共同分擔。”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強調。
2020年,中國總和生育率(指平均每個婦女一生中的生育子女數)降至1.3,不僅低于2.1的更替水平,也低于1.5的國際警戒線。跌落這一水平通常被認為會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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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從1992年以后生育率就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指出:“中國已經錯過了生育率調整的機遇期。”
低生育率并非中國獨有現象。韓國2020年生育率跌至0.84,為發達經濟體中最低;日本2025年上半年出生人口同比降3.1%,創歷史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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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大學研究人員在《柳葉刀》發布預測,全球人口總數將在2064年左右達到峰值97億,之后到世紀末下跌至88億。中國人口預計將從現在的14億減至7.32億。
從地方到中央的生育支持政策
面對生育率下降,各地普遍延長產假30-90天,已有25個省份完成計劃生育條例修訂。浙江將構建育兒友好型社會納入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蘇州計劃財政投入4億元用于促進普惠托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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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延長產假只是第一步。宋健教授點出關鍵:“能不能帶薪產假真正落地,特別是要明確假期的成本分擔機制。”假期期間保障女性收入,使其順利返回原崗位且職位收入不受影響至關重要。
2024年7月,《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發布,明確以應對老齡化、少子化為重點完善人口發展戰略。文件提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有效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
攀枝花市率先探索發放生育津貼,成為全國少數直接為生育“發錢”的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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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人口下降帶來的最直接影響是少子化與老齡化并存的人口結構失衡。穆光宗教授形容這種現象“像蹺蹺板一樣,一頭沉一頭起”。
2020年,中國人口總撫養比為45.9%,連續3年上升,其中老年人口撫養比為19.7%。相當于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需要負擔近20名老年人,即5名年輕人要贍養1位老人。
更嚴峻的是,中國勞動年齡人口自2012年以來每年減少幾百萬,已累計減少4000萬以上。人口增量也從2017年的737萬降至2020年的僅204萬,中國已接近人口零增長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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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健教授表示:“中國目前仍然處在人口紅利的機會窗口期,但是這個窗口期即將關閉。”未來需要把結構紅利轉為更長久的質量紅利,充分挖掘人口中的老年人口和女性人口的潛力。
生育友好型社會的未來路徑
“實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就是希望防止出生人口進一步下滑,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有關專家在回應三孩政策效果質疑時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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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不同,其周期長,影響因素復雜。三孩生育政策實施時間尚短,配套支持措施也在陸續出臺中,短期內很難顯現明顯效果。
2024年出生人口的微升表明,政策支持與生育意愿仍存在可調和的空間。未來的關鍵在于能否構建真正的生育友好型社會。
“中國要通過生育友好的非常政策和重量級制度來重建新型生育文化。”穆光宗教授認為,一個國家、政府與社會的生育友好必須體現在尊崇生育的人生意義和社會價值,尊重生育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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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隨著1981-1997年間高出生隊列婦女逐漸退出生育旺盛期,中國育齡婦女總數將持續下降,內部年齡結構趨于老化。2030年前,20-34歲生育旺盛期育齡女性規模將顯著縮減,給出生人口帶來更大下行壓力。
人口數據的背后,是無數年輕家庭在現實與理想間的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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