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聽起來很扯，卻真實存在的事情

燕王朱棣的鐵騎剛剛撞開了金陵的大門，皇宮在一片火海中搖搖欲墜。

就在這改朝換代的至暗時刻，發生了一件極具黑色幽默的事：那個兩年前被皇帝欽點為“大明門面”、長得帥到掉渣的新科狀元，膝蓋一軟，跪在了篡位者的馬前；而另一個因為長得太丑被皇帝嫌棄、硬生生從狀元降為榜眼的“丑男”，卻整理衣冠，向著舊主的方向三拜九叩，隨后從容自盡。

這一跪一死，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給那個“看臉治國”的荒誕時代，記了一記響亮的耳光。

這就是大明朝著名的“貌閱”制度，聽起來挺高大上，說白了就是官方認證的“以貌取人”。

年輕的皇帝大筆一揮，干了件讓他后悔終生的蠢事：換人。

胡廣被提拔為狀元，王艮被貶為榜眼。

在朱允炆看來，胡廣這樣儀表堂堂的帥哥，才是大明王朝的體面，才是值得托付的肱股之臣。

這不就是現在的“顏控”嗎？

可惜啊，這世上最靠不住的往往就是面子。

結果怎么著？

當朱棣的大軍兵臨城下，那個被視為“大明門面”的胡廣，連一絲猶豫都沒有就選擇了投降，后來還混成了朱棣寵信的內閣首輔，日子過得滋潤得很。

而那個因為“長得丑”被嫌棄的王艮，卻用最慘烈的方式證明了什么叫“面丑心慈，骨硬如鐵”。

在這個看臉的世界里，有一種東西比五官端正更重要，那個東西叫風骨。

這種荒誕的“看臉政治”在大明朝還真不是孤例，它像一種病毒，甚至蔓延到了名字的迷信上。

到了永樂二十二年，朱棣自己也干了同樣的糊涂事。

原本的狀元叫孫曰恭，“曰恭”二字連起來看著像個“暴”字，朱棣看著心里犯嘀咕，覺的不吉利，硬是把第三名那個名字聽起來順耳（邢寬，寓意刑政寬和）、長得又精神的邢寬提成了狀元。

再后來的嘉靖皇帝更是離譜，因為嫌棄狀元吳情的名字諧音“無情”，而且長得苦大仇深，轉手就把長得帥氣、名字響亮的秦鳴雷點為狀元。

你可能會問，選個帥哥當官怎么了？

養眼不行嗎？

問題在于，當一個帝國的選拔機制開始向“形式”傾斜時，它就在釋放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表演比實力更重要，面子比里子更重要。

這種風氣一旦形成，就不止是選官那么簡單了，它會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毛孔，甚至腐蝕掉國家的武裝力量。

咱們把目光往前移一點，看看隔壁的宋朝，你就知道這種“表演型政治”的后果有多可怕。

在北宋，踢球不僅僅是娛樂，它是一條通天大道。

高俅之所以能從一個小混混爬到太尉的高位，掌管八十萬禁軍，不是因為他懂兵法，僅僅是因為他那一腳漂亮的“鴛鴦拐”。

這種上行下效的后果那是毀滅性的。

當皇帝在宮里研究“白打”技巧時，當宰相蔡京在場邊鼓掌叫好時，原本用來強身健體的蹴鞠，徹底變味了。

司馬光在筆記里痛心疾首地寫道，軍營里從將領到士兵，沒幾個人練刺殺，全在練顛球。

為啥？

因為練殺敵本領沒人看，球踢得好卻能升官發財。

這導致了人類戰爭史上最魔幻的一幕：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的鐵蹄已經踏碎了黃河防線，包圍了汴京。

在這亡國滅種的緊要關頭，宋欽宗為了“提振士氣”，竟然下令在城內組織了一場高規格的蹴鞠比賽。

而在城墻上，那位號稱能用“六甲法”撒豆成兵的神棍郭京，正帶著士兵們在城頭踢球搞“法事”。

甚至在開封城破、皇室被俘的那一刻，宮里的太監還在踢球。

這哪里是“商女不知亡國恨”，分明是“君王猶唱后庭花”。

當一個國家的軍隊開始為了表演而訓練，它的結局只能是成為敵人的笑料。

如果說“看臉”和“踢球”還是統治階級的自娛自樂，那么當這種形式主義開始向下收割底層百姓時，就徹底變成了一種吃人的制度。

在元朝，這種對“形式”的癡迷演變成了對“悲傷”的壟斷。

中國人講究孝道，哭喪本是情感的宣泄，但在元朝統治者的眼里，這成了一門生意。

政府竟然設立了“喪葬司”，壟斷了民間的哭喪服務。

老百姓家里死了人，想哭？

不行，你自己哭不算數，必須花錢雇傭官方認證的“禮哭人”。

這簡直是魔幻現實主義的巔峰：悲傷需要持證上崗，眼淚需要繳納稅金。

官方的哭喪隊有編制、有考核，還得背誦蒙漢雙語的哀詞。

富人為了面子，花大價錢雇人來表演“悲痛欲絕”；窮人為了不挨鞭子，哪怕賣兒賣女也要雇人來替自己哭一聲。

在這里，情感徹底淪為了表演，在這個龐大的帝國機器面前，連最基本的人性流露都被異化成了冷冰冰的“KPI”。

從大明朝那個在考場上被掉包的狀元，到大宋朝那個在城墻上踢球的士兵，再到元朝那個按次收費的哭喪人，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幾段荒誕的歷史趣聞，而是一條清晰的毀滅邏輯。

胡廣長得再帥，也撐不起大明的脊梁；高俅球踢得再好，也擋不住金人的鐵騎；官方哭喪隊哭得再響，也挽救不了百姓對朝廷的失望。

歷史總是喜歡用最極端的黑色幽默告訴我們：那些看起來光鮮亮麗的“面子”，往往就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王艮自殺前，在衣帶上留下了絕命詞，大意是說，既然食了君祿，就當死得其所。

那一年他才幾歲啊，就看透了這世間最硬的道理。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