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新玩家” | 來一場大型、真實的鄉村建設“新游戲”

阿寬給人的印象是高挑的身材、看起來不很健談卻與人為善的性格，再加上不甘于無聊的心氣。

曾經空少的身份只是帥氣外表的注腳，現在的他已經決心扎根農業，播種可以長得更高的理想。

阿寬的鞋底粘著泥土，腦海里平鋪飛行的精密航圖。

“不上班”的農人生活

城市人的最大心愿之一，或許就是“不上班”，但“不上班”并不意味著想象中的閑適自由。新農人阿寬“只要從睡覺醒來的那一刻開始，就沒停過”。他的工作時間并不規律，而是完全取決于作物的情況、天氣的變化，還有各種突然出現的隨機任務。最近，他通常七八點起床，有時干到傍晚五六點，有時要忙到深夜12點。“我回到鄉村這么久，始終有一個特別大的困惑——永遠都不知道自己后面第2天、第3天、第4天到底會發生什么。”每天都有新情況打破阿寬原本的計劃：地里出問題、上級考察、臨時采訪、工地監工……

在做空少的那些年，他習慣了提前半個月收到排班表，清楚地知道哪天工作、何時空閑；而現在，“不知道什么時候該休息”，成為新常態。農業的“自由”，其實等同于隨時待命的責任。“就像在自己家一樣，你要收拾的話，有無數個東西可以收拾。”從農場建設到內容運營，從種植到接待游客，所有事情都與他有關。

一開始做義工，農場主干什么就跟著干什么；現在自己開了營地，決策上就無法再依賴別人。“自己說了算的事情多了，要操心的也就多。”兩三年的新農業經歷讓阿寬發現，鄉村創業、就業的人員流動性極高，年輕人來得快去得也快。最近00后的種植小伙子走了，他就得親自上陣。

那個“不想一眼看到頭”的

孩子最近過得怎么樣了

阿寬出生在黑龍江的一個農民家庭，父母種地的背影是他童年對土地的記憶。小時候跟著他們在田里干活時，小小的男孩蹲在地上，手里攥著雜草，抬眼看不到田地的盡頭。因為又無力又無聊，于是鬧脾氣把爸媽前面剛插的秧苗揪出來，然后就可想而知地被“禁入田地”了。那時的他，完全沒想到多年后，自己會重新回到這里。

疫情結束后，阿寬正式辭職。那時他已飛了6年航班，收入穩定、生活體面，但“我不想一輩子只做飛行一件事，不想一眼能看到頭”。辭職的那一刻，他清楚收入會斷崖式下降：從做空少月入1-2萬元，到當農民頭2年只賺了1萬元，他的坦然態度是因為早有預期：他見過身價千萬的投資人也在農業創業中失敗，就像任何領域里的創業一樣，農業當然也有“重資產、高風險、低回報”的可能。但機會與風險的辯證，阿寬在入行前就想通了，所以收入的改變，并沒有打破他從未抱有的幻想。

阿寬最初去臨安一個農場當義工，農場主是互聯網出身的“農業小白”，兩年半虧了200多萬。阿寬敢入這一行，并不是因為有家底，而是因為“新農業和傳統農業完全不一樣”。他在杭州的這段時間，吸收了大量一手信息和經驗——從農場經營模式到農文旅業態。在越來越多人選擇保守的時代，阿寬的創業邏輯，不是沖動下水，而是長時間觀察與嘗試后的理性入局。

在他看來，傳統農業靠體力，新農業靠技術、信息。父親一個人現在可以管四五百畝地，機械更新、耕作減負，農業生產已不再只是辛苦。父母對他選擇回鄉創業持開放態度，“我跟他們說了，在城市背上房貸、車貸生活的話，也就那么回事兒”。經過對比，他發現普通上班族與新農人收入差距并不大，而這條路的天花板，由自己定義。

鏡頭拍不到的

“悠然見南山”是鏡頭賦予鄉村生活的浪漫幻象，實際上阿寬現在總是“帶月荷鋤歸”。現實的農村條件不如城市完善，配套不足，創業者要自己建立一切。年輕人被城市便利“寵習慣了”，要重新適應鄉村的“原始系統”：沒有外賣、地鐵、電影院、健身房，并不是嘴上說說那么簡單。“這里沒有城市的娛樂和便利”。那些抱著田園幻想的人往往失望離開。

生活條件對比最直觀的一方面，隱性的參差其實更難提前預料。“我覺得鄉村生活其實挺難的，很多人一來就想創業，但這里沒有標準流程。”加上農業生產的復雜度、人員的不穩定、信息不對稱，讓新農人時常陷入高強度的精神內耗。如果拋下一切孤注一擲，精神壓力不用說肯定爆表。

除了個人層面“沒有標準可參考”，不同地區之間的農業氛圍也差異明顯。杭州之所以能吸引阿寬，是因為這里信息密度高、新政策多、離市場近、資源集中，這些條件能促進新農業更快落地。阿寬并不是“逃離城市”而被迫創業，他看中了土地蘊藏的試驗空間。

他也給后來者提了醒：新入行者最好“要么有人帶，要么家里本身就干農業”。“千萬不要兩眼一熱就自己去包地種地。”在他看來，農業創業要因地制宜，遵循地方氣候、產業與消費結構。“自己之所以能做“農文旅”方向，是因為杭州的城市性格、交通條件、消費偏好都合適。”

這幾年阿寬沒少因為突發狀況“崩潰”，但也在一次次感受著“一切都值得”。第一年，他每天干活、偶爾拍視頻，不知道意義何在；第二年，自媒體突然被關注，上了綜藝《種地吧少年》，那是一個轉折點。后來他帶著五六個年輕人一起開咖啡館，大家從零開始搭建農場，“開業那天，二三十個朋友圍著我，我發表了感慨——一下子就性情了。”雖然團隊后來解散，但這些瞬間讓他確定：選擇是對的。

新農業復合系統

阿寬現在的項目叫“令人向往的農場”。它不只是一個城市周邊的采摘農場，更像一個集中多重體驗的復合系統。營地的主要客源來自抖音和小紅書，客人要么是奔著采摘來的，要么是想感受“美好的鄉村生活”。營地有大棚種植奶油黃瓜、番茄、草莓、藍莓，主打四季采摘，銜接咖啡館、輕食與露營活動。企業團建、政府活動、生日宴、露營聚會——有更多人看到并認可了鄉村生活的“好玩”之處。

在阿寬看來，這種“農文旅”模式，本質上是城市邏輯與農業邏輯的結合。農場吸引客流，客流帶動消費，咖啡館和輕食滿足需求，活動反哺品牌。“但所有的事情都離不開核心的農業。”在“農文旅模式”之外，科技與政策也在重塑農業體系。雖然農業自動化程度提高，但真正高效的設備成本也高，創業初期仍要靠人力填補。“技術和器械的意義，一方面是節省人力，一方面是讓農業標準化。”智慧大棚、植物工廠、控溫控肥系統，這些都在提高農業抗風險能力。

“現在國家鼓勵鄉村振興、青年返鄉，政府花很多心思在新農人培訓上。”阿寬提到自己身邊已經出現了“鄉村CEO”“鄉村運營師”等新職業，政府也會組織電商培訓、職業經理人培訓，讓青年能在鄉村找到自己的角色。在他看來，這些制度創新讓浙江成為“新農業的前沿實驗區”。而對他個人來說，“自媒體可能是最有用的技術，一定要做”。

讓子彈飛得久一點兒

阿寬把農業看作是一場“長期游戲”。他清楚，這個行業的節奏緩慢，風險常在。“要讓子彈不斷往前飛，現在農產品越來越卷，電商也卷，價格也卷。質量提升不是短期的事，我做的事是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

他坦言，農業最難的部分仍然在于“靠天吃飯”。天氣的不穩定，對植物是致命的，“幾度的溫差或者連續的陰雨就會給作物帶來傷害”。經驗和科技都重要，而科技的創新和運用，需要各行各業年輕人的持續投入。

今年7月，他在杭州錢塘重新組隊，“我租的地本身是很空的一個地方，我們的加入瞬間讓這地方多出來十來個人，就是感覺很‘嘈雜’！”他笑著說。每天雖然忙碌，卻覺得踏實。“我感覺我天生就該干這件事。以前飛航班時挺迷茫，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現在我知道我要做農業，我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把它干好。”

阿寬現在和田園類模擬經營游戲挺像的，大致就是不斷地組隊、闖關、造東西、掙金幣、買裝備。未來三年，阿寬希望農場能自我運轉，讓團隊里的年輕人都能靠土地生存。等到系統成熟，他想把經驗帶回東北老家，“那是更長期的一項事業”。

六年三次轉身

許多的家在山東濰坊，父母原本是農民，但早早就進城打拼，成為家庭的第一代“城市人”。父親開過超市，后來做外匯；母親一直從事保險工作。受家庭影響，許多大學選擇了金融專業。畢業后，他沒有像同齡人一樣留在城市，而是決定走向田地。

“我當時進入農村，就是因為掙錢。”2020年大四，還沒畢業就已經做過淘寶店、滑板培訓，以及跟師傅學習種地，但疫情讓一切歸零，他開始思考下一步。偶然發現壽光的大棚種植收入非常可觀，于是決定試一試。那年3月，還沒畢業的許多跟著師傅學習種地，購買了人生第一個300米大棚，第一年種就賣了14萬斤，純利了20多萬。到2022年上半年，他換了2個更寬的大棚，土地總面積翻了一倍。

許多的第二次轉身出現在2022年9月26日。那時他開始拍短視頻，“當時就是想拍拍短視頻，試試帶貨，結果一發不可收。”其間一個叫“奶油黃瓜”的品類，做到了20000000的營業額，但他最后沒有選擇走直播帶貨路線，直到現在，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線下農業；而他的抖音賬號，主要用來記錄真實的農業故事與創業心路。

今年4月，他離開壽光，先后去了北京、雄安、衢州、云南等地尋找新機遇，最后落腳杭州。壽光作為中國的菜籃子，發展大棚種植和種苗行業有基礎和優勢，但消費能力和三產融合后勁不足；相比之下，杭州具備發展“農文旅”的城市條件，綜合考慮后，許多開始了“采摘+咖啡館+露營地”的“城市農業”探索。切身感受到種植、銷售、三產融合等各條的農業賽道都越來越卷，最近杭州的業態逐步穩定下來，他又回到了壽光。這次要做的，是建立一個難以被輕易復制的農業平臺。

Be Real：田園無牧歌

“很多人說自己喜歡種地，這個概念本身就是個偽概念。準確來說，這種喜歡是小規模種一些體驗感強的作物；如果把種地當作主要經濟來源，你就不開心了。就像把愛好當成營生，大部分人都不會開心。”許多從不相信有“美好的鄉村生活”。在他看來，鄉村并不是烏托邦。“如果鄉村真的那么美好，就不會存在城市了。大家之所以都往城里跑，就是因為城市生活確實更便利。”或許有人將“回家種地”當作自己工作重壓下的精神寄托，但是許多看來，成為新農人要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是“鄉村容不下他們的肉身”。所謂的身體吃點苦，比如冬天頂風賣菜、夏天高溫耕作，在許多看來并不算真正的困難；突然失去豐富的娛樂場所、唾手可得的美食外賣、方便的交通基礎設施，只剩下眼前“貧瘠”的土地，是否還能重新耐受孤獨，才是這道必答題真正的題面。

身體的考驗之外，新農人還要克服心里對于未來的迷茫，許多感覺這一關甚至更難過一些。對于傳統農民來說，煩惱或許源于“種出來的菜賣不上高價”；而對于剛剛入行，還沒有獲得正反饋的年輕人來說，“一城一池的得失”尚可接受，長期看不到務實的方向，才是他們難以堅持種地的根本原因。

許多鄉村創業這么多年，他眼里的鄉村的確是“美好的”，但這種美好來自他發現并抓住的機會本身。“我不在意有沒有健身房、美女、電影院，我看中的是這里的機會。”他記得自己剛到村里時，還是個留著臟辮的滑板男孩，“村里人都覺得這個小孩不靠譜，怎么可能種地？”后來他種成了，又被勸“別亂搞短視頻，做不起來的”。農村里的觀念普遍對年輕人“不那么信任”，如果周圍大多是懷疑的聲音和目光，新農人必須自己先賦予自己絕對的信念。

金融思維，算法種地

“金融思維比技術更重要。”這是許多總結出的經驗。他拿著父親給的64萬去建大棚，乍一聽冒險，但他在投入之前就已經算清了這筆賬：“最壞的結果也就是虧一年租金和種子，本金我可以一分不少地帶回來。這就是同樣種地人和種地人的區別。”

新農業的本質是創業，同樣也是商業邏輯下的一種實踐。金融學的系統學習經歷，讓許多最先關注各階段戰略的選擇：“金融思維告訴我什么時候該種地、什么時候該拍短視頻、什么時候從壽光走出來、什么時候再回去。”他把每一次擴張、轉型、切換，都看成一次“投資決策”。很多時候具有前瞻性的選擇，創造出的價值遠大于盲目努力的結果。

比如他當年決心啟動短視頻，是在 2022 年夏天，大棚里連續干活十幾小時，晚上村口超市買速凍水餃，3年來他第一次被問道：“許多，你打算掙多少錢走？”那一刻他意識到，如果種10年地掙二三百萬離開，村里人對他的評價也只會停留在“能干、吃苦”這一層。最年輕的10年，許多覺得可以給村子和自己創造更多：用短視頻，把種地經驗轉化成數字經濟，直奔“商業 IP”去做農業平臺。

“陽光玫瑰葡萄現在種的人太多，已經爛市了；但消費者其實并不關注細分品種。科技水平提升讓復制更容易，種菜是最容易被取代的工作。”在他

看來，新農業真正的區別不在設備，而在思維。無人機、自動打藥機大家都能想到去用，關鍵在于如何挖掘農業里可持續的商業價值——新農業的底層邏輯是算法，是模式，而不是單純的規模和設備。

在汗水和泥土中干實事

“要從做農業的發心上去講的話，我是一個商人；如果從我這六年做的事情來講，我是一個農人。”在許多身上，農與商的身份并不沖突。2023年春天的一場“苗災”成為他決定搭建種苗平臺的起點。那年他栽了27000株苗，死了4000株。“我找苗場賠付，他們一看是我，怕我在網上曝光，馬上說不用看苗，直接給我發新的。我連怎么和他們PK都想好了，結果維權還沒開始就結束了。”這件事也讓他意識到，如果是普通農民買到壞苗，他們沒有影響力，所以根本沒有維權渠道。于是許多開始思考：要怎么讓所有農民都能買到真的、好的苗子？所有農民繞不開種苗，這必然的需求就是做平臺的根本支點。

“簽協議沒用，商人是逐利的。我要讓賣真苗的人賺到更多的錢，讓賣假苗的死得干干凈凈。”從這念頭開始，他啟動了種苗平臺計劃。這個平臺的邏輯是讓農民直接交易，讓優質商家能被看見，讓壞商人無處藏身。他形容自己的定位：“我不當簡單的種苗販子，我要的是通過商業模式凈化市場，用良幣驅逐劣幣。”他清楚這條路的艱難。“白手起家，爹媽是普通人，沒有靠山。憑自己攢下來的人脈資源，已經拼了半條命。”但他依然選擇在困難模式中向前。“人做事情無非三種：當官、出名、掙錢。我不想當官，也拿到過該有的名，現在就該掙錢。”不過他強調，“掙錢不是爛錢。只要還叫‘新農人許多’，我掙的錢就必須是有意義的錢。”

一路上崩潰不少，但許多從沒真正放棄過。“農業本來就沒有退路，你不可能說扔就扔掉自己的果子，不可能放下大棚。你像養孩子一樣，從翻地、栽苗、澆水、打藥、坐果期一點點看著它長大。只要果子沒死，沒有人會停下。”

和土地血脈相連

“我對新農人的定義，就是能讓更多農業人更簡單、高效地賺到良心錢。你只要能為產業帶來價值，帶來新質生產力，你就是新農人。”許多一直信奉這一點。任何創業都有風險，但是他相信依靠土地可以致富，“年輕人不一定要回鄉種地，但一定要去發展農業。現在制約行業發展的最大問題，是沒有靠譜、能干的年輕人。農業是年輕人的藍海，但大多數人沉不下心。”

在許多的路徑中，從2020年的大棚，到2022年的短視頻，再到如今的種苗平臺，他始終在不斷的嘗試與調整中，打造屬于他的商業閉環。“我不聰明，所以我要選一個讓我在里面是最聰明的人的賽道。我是主動選擇進入農業，不是被農業選擇了我。”他希望未來能把平臺做到具備上市的條件，構建一個真正有商業潛力的體系。他的目標就是“今天要是有投資人站在我面前，我能講出讓他想投的理由”。

土地對于中國人來說，其所孕育的，從來不只是一棵作物，一類產業，還有一種血脈般的隱蔽延續。父輩從田地里走出去，子孫再帶著從城市獲得的知識、邏輯與視野回到這里。從鄉土邁向城市，再從城市回望鄉土，土地的力量一直在那里，它撐起中國人的飲食之根，也塑造了世代不斷的韌性。

年輕人以新的方式耕耘，把數字經濟、組織創新、品牌思維、供應鏈能力等現代模式，重新注入農業的軀干。許多眼前這片充滿無限可能的土地，未來會繼續生長出新的產品、新的職業、新的模式。而他的足跡，早已結實地踩進下一個即將抵達的未來。

在山林深處，李大胖與湯小果以一種近乎“21世紀隱士”的方式生活著。沒有城市的喧囂，也沒有社交媒體上的虛張聲勢，他們的日子由天氣、山路、植物與季節決定。一個是從小與草木為伴的植物愛好者，一個是看見重慶山火后決心“為森林做點事”的園林設計師；兩個人在大山里相遇、磨合、并肩同行。

21世紀“隱士山人”

李大胖與湯小果通常在下午5:30下班，夏天晚一些，冬天稍早一些。回家后，他們會處理文書工作或制作標本。盡管林業技術員不像傳統意義上的辦公室工作，但方案撰寫、調研設計、資料歸檔仍是日常必需。他們目前的工作，主要圍繞松材線蟲病的調查與治理展開。

湯小果 2022 年畢業后，曾在深圳做園林設計。她刷到重慶山火后，“覺得植物被燒掉很可惜”，便辭職來到萬州，從城市園林走向真正的森林，也因此走進了李大胖的生活。大胖從小喜歡植物，高中時家里養了600多株花草，以至于“周圍人覺得我有點變態”。他會把路邊的花撿回家養起來，也會送花給老師和同學，有時也拿出去賣。畢業后他直接選擇了林業，因為喜歡植物，也不太擅長和人交往，如今已經7年。“每天和花花草草、大山河流打交道，感覺不那么壓抑，就很快樂。”

這些年，他們跟著項目走遍重慶37個區縣，認識當地八九成的植物，但依然能不斷遇到沒見過的新物種。“很多地方都還在新發現物種，這個也很正常。”他們的排班依天氣而定：晴天在山里盡量完成調查；下雨就在家寫報告、做方案。寒暑不忙時，他們會把攢下來的調休拼成小假期，“我們工作是在這邊爬山，休假還去爬山！連續幾年去了川西、青甘大環線。”

這份職業的節奏與城市打工不同。它簡單、自由、人際關系清晰，最累的是體力和山路。最多時他們一天走40000步、20多公里，往返爬升四五百米，山里無路可走，就靠經驗、方向和對地形的熟悉。偶爾運氣好，有村民能載他們下山，但多數情況下，他們總是自己探出一條新路。“山林環境可能比荒野求生節目里惡劣十倍。他們那種有路，我們走的是野山。”“松樹鉆蛀類害蟲系統調查”，多采用對角線采樣法，調查每天走不同的路線，他們工作場地多為喀斯特地貌，茂密植物下可能就是幾十米深的暗坑。探路時，大胖總走在小果的前面。

“天上掉下來”的妹妹

在湯小果來到這里之前，大胖已經帶過許多新人。但大多數人堅持幾個月就離開，讓他多次經歷“認識、離開、再也見不到”的循環。“好不容易培養出來感情，加了微信，剛成為朋友對方就離開了，心里空落落的。”那之后，他不愿再投入過多的期待，對后來者都保持距離。就在他習慣封閉自己的時候，小果來了。

從小果的視角，大胖剛開始不理她，嫌她不懂植物，還質疑她守護森林的決心。她便憋著勁學習，見到不認識的植物就查資料、做筆記，靠自己的努力克服困難，最終留下來。“她為什么叫湯小果，就是因為她喜歡摘山上的野果、野蘑菇，‘小果’是我給她取的外號。”兩人在山上采野果、野蔥、折耳根，發現新植物，確認不是保護植物，就帶回家做標本；漂亮的果子就被烘干收藏做擺件。季節更替、植物變化，都讓日子從不缺乏新鮮感。“今天我們還做了幾個野棉花標本，它在我們這種海拔低的地方很少見。”

他們也一起經歷了山里的危險。有一次，大胖在林中踢到非法捕獸夾，被夾子綁在樹上的鋼絲絆倒后，大腿插到盜獵者削尖的竹子，留下一個很深的傷口。小湯背不動他，就和他一步一步挪下山。山里的危險還有馬蜂、毒蛇、野豬，甚至前幾天看到與五步蛇同科的腹蛇。家里人一直比較支持他們的選擇，但是遇到蛇的事，兩人沒敢給家里面說。生活的艱苦，也容易讓人萌生退出的想法。去年的一次車禍讓兩人受了重傷，大胖曾認真考慮過離開。但隨著自媒體科普帶來新的影響，他又重新堅定了7年前的選擇：“每個職業都有它存在的意義，有些事總需要人去做。”

從植物愛好者到林業工作者

盡管他們常駐山林，但生活并不“原始”。他們會跟著項目就近租房，若靠近城市，會優先選擇住城里，因為購買設備、交通和整理資料都更方便。“不要把我們林業人想得太原始。進城買東西、逛街，跟大家沒什么區別。”

他們目前的核心工作是治理松材線蟲病。該病1982年首次在南京中山陵被發現，40多年來蔓延至全國大部分松林。至今沒有有效根治方法，傳播途徑包括松墨天牛和人為攜帶。“評論區很多人都不知道松樹有這種病。”治理流程從每年8月底的普查開始，需要統計死亡松樹的數量與位置，并撰寫報告、設計方案，隨后提交專家評審。入冬后保持日常監測；病死松樹要么集中粉碎，統一焚燒，要么在專業人員看守下就地處理。整個流程通常持續到次年3月底，4-7月查漏補缺，8月將開始新一輪調查。

此外，林業技術員的工作方還有古樹名木復壯、林業資源調查、入侵生物調查，以及打藥、修枝、松土、施肥、設置護欄等具體實施工作。不同地域、海拔、不同地貌會有完全不同的生態問題，需要現場判斷與經驗積累。

行業里年輕人不多，很多林業大學的畢業生，也并沒有選擇從事森林保護的工作。大多數入這一行的人，最初就是單純喜歡植物。從事林業不會讓人大富大貴，剛入行薪資普遍不會太高；但是隨著時間經驗知識的積累，把事情做好，工資也會上漲；另外可以自學考取職稱，收入會隨之增加。大胖目前擁有中級職稱，即使未來不做一線森林工作，也具備跨方向就業的能力。“很多網友擔心我養不活自己，但我現在靠自己的積蓄在重慶買了車和小房子。”

無人機與 AI 技術突飛猛進，但目前仍然難以替代一線工作人員。無人機可以從高空識別樹木表面狀況，卻無法判斷內部病變，也無法識別信息庫之外的新物種；山里地形復雜，信號不穩定，機器容易墜落且難以找回；面對地面塌陷、山頂落石、植被變化，機器人難以像人一樣隨機應變。未來一段時間內，林業仍需要經驗豐富的技術員。

有些人一直在意一棵樹的死活

大胖參與過三次救火，每一次都成功撲滅山火并平安歸來。第二次救火時因吸入灰塵，一個月咳嗽并伴有灰色痰，他卻仍感到自豪。那次他沒有讓小湯上山，“她一直想上去，但她是女孩子，留著頭發，確實很危險”。小湯在山下拍的視頻沒有過多剪輯后期，發到網上后，獲得了很大關注，因為真實的故事已經足夠打動人。事后大胖婉拒了大量媒體提出的轉發表揚，“山火是鄉親們一起撲滅的，我不能一個人享受榮光；而且那時候重慶山火滅火過程中，有很多更值得報道的消防英雄。何況關注是把雙刃劍，我也不想被推到輿論的風口。”

有很多網紅拍過他們的故事，視頻流量都很好。他們自己的賬號相比之下，顯得數據平平。也有媒體拍了他們的視頻去參賽，還獲得了各種記者領域的大獎。對此他們并沒有覺得心里不平衡。“我們做自媒體就是為了科普。只要有一個人看了我們的內容，不把染病的松枝帶下山，其他地方就會少死一棵樹，這就夠了。”他曾拍的山林日常視頻被多家媒體采用，當時全網相關詞條播放量五六億。其保護森林的理念，通過多次在央視的發聲，已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家鄉人刷到視頻，會拿著截圖問他們在做什么，這些反饋都成為堅持下去的理由。

在鏡頭里，他們素面朝天。有人惋惜他們沒有在轉瞬即逝的青春里裝扮，但對他們來說，已經找到了另一片更讓自己自由、滿足的田地。“我們也不是野人，出去玩的時候也會打扮的。”進入行業時，大胖只有130多斤，現在胖了不少，“主要是中午吃得隨便，晚上回來就一個勁補。”他的愿望之一是瘦下來，也希望“松材線蟲病的發生面積能下降一半”。

李大胖與湯小果的20多歲，沒有宏大敘事，卻有更長久的力量——一種來自土地、來自植物、來自“不讓一棵樹白白死去”的執念。山林改變了他們的生活節奏，也讓認識他們的人重新理解“職業”、“成長”與“留下”這些詞的重量。森林給了他們職業、傷疤、伙伴、愛情，也給了他們人生的方向。有人關心宇宙中永恒的真理，也有人一直在意山頂那棵松樹的死活。

編輯 = 劉海倫 + 耿磊

攝影 = 馬征

造型 = 李驍

撰文 = 沚蘩

燈光助理 + 攝像 = 楊明志（完美綻放）

妝發 = 魏再 + 余爽

妝發助理 = 黃超

新媒體編輯 = 霽陽

助理 = 靜萱

排版設計 = 傅炯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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