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科學驅動下科技智庫知識治理機制與路徑研究

開放科學作為應對科學發現速度放緩的解決方案，正重構科研生態。本文旨在從知識治理視角，為科技智庫設計適應開放科學驅動下的科研新生態的系統性框架，助力國家創新體系優化。

本文基于知識運用理論，分析開放科學對傳統知識治理在知識生產、傳播、應用和評價環節產生的變革。科技智庫作為政治系統與技術系統之間的知識中介組織，其功能正在經歷多維重構。包括決策支持從封閉式咨詢向開放式協同轉型、知識治理從封閉性管控轉向開放性賦能、公共科學服務功能拓展深化和國際話語從跟隨轉向引領等。

科技智庫適應開放科學的知識治理實踐路徑，包括技術賦能路徑、制度創新路徑和文化轉型路徑，助力科技智庫構建包容性治理體系，從“知識守門人”轉向“生態構建者”。

01 引 言

1945年，萬尼瓦爾·布什（Vannevar Bush）在《科學：沒有止境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報告中提出“科學進步是也必須是政府的根本利益所在”。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各國都把目光聚焦在科技賽道，而科技智庫作為政治系統與技術系統之間的知識中介組織，承擔起為變局尋求解決方案的責任。

科學社會價值的發現和科學探索成本的增高催生了開放科學運動。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開放科學是建立在學術自由、科研誠信和科學卓越基礎上新的研究范式，通過提高科學研究內容、工具和進程的開放性，來重構科研生態。開放科學被視為應對近年來科學發現速度放緩的解決方案。繼2003年10月，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多國科研機構在柏林聯合簽署了《關于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知識開放獲取的柏林宣言》（Berlin Declaration on Open Access to Knowledge in the Sciences and Humanities，以下簡稱《柏林宣言》），開放科學逐步融合開放獲取、開放科研數據、開源軟件等獨立行動，發展成為全球運動。

傳統知識治理是以專家為核心，依托同行評議制度、實驗可重復性驗證等標準化質量控制體系，構建起的具有學科壁壘的模式。在知識生產環節，這種模式雖然可以確保學術嚴謹性，但也形成了公眾參與的機制性屏障，同時由于決策鏈條的層級化特征，往往難以對社會需求作出敏捷響應；在知識傳播環節，傳統的科技智庫采用定向報送的垂直化渠道傳播智庫成果，該傳播方式更便于實現智庫成果的精準觸達和滿足科研成果的保密要求，但同時也導致了研究成果共享存在時空壁壘；在知識應用環節，受限于單向輸出模式，社會多元主體的協同創新難以實現。相較之下，開放科學倡導的構建開放與包容的開放科學基礎設施、跨學科協作網絡以及多模態傳播體系，為突破傳統知識治理的瓶頸提供了可能。

開放科學運動正在深刻變革知識治理體系，重構知識生產、傳播與應用的邏輯，推動知識生產從專家壟斷轉向多方協同、知識成果從定向封閉轉向開放獲取。為適應開放科學驅動下的科研新生態，科技智庫分別在宏觀層面的政策倡導與全球協作、中觀層面的行業協同與開放科學平臺構建、微觀層面的技術工具優化等三個層面進行了探索。相關研究均側重從單一維度（如技術或政策）對科技智庫進行適應性調整，缺乏對“機制—路徑”的系統整合。因此，本文嘗試按照構建“理論框架—機制分析—路徑設計”邏輯鏈條，為科技智庫適應開放科學提供系統性框架，助力國家創新體系優化。

02 理論基礎與分析框架

2.1 科技智庫知識治理

科技智庫是通過知識創新提供智力支持并以影響科技政策制定為目的，服務于國家科技戰略的政策研究機構。科技智庫知識治理更強調科技智庫的社會價值，側重通過制度設計對知識行為進行引導和激勵，從而實現知識收益最大化。在知識生產環節，科技智庫面向我國科技發展的痛點開展針對性研究，提出解決方案；在知識傳播和應用環節，科技智庫運用專業分析工具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全過程支持，通過科普活動傳播科學知識，提升公眾科學認知，營造良好創新環境。此外，從實踐角度，我國官方或半官方科技智庫對科技創新政策體系起到主要的引導支撐作用。因此，本文從知識視角探討的科技智庫主要選擇官方或半官方智庫。

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智庫的知識服務構建方面。智能技術加速了全球知識要素流動，科技智庫在開展知識服務時需要處理更為多元、復雜和動態化的信息，逐漸呈現出數據集成化、技術融合化和服務協同化等特征。由此，引發諸多問題，如多模態數據治理效能不足、技術方法應用存在短板、復合型專業人才儲備不足、跨領域協作創新機制不暢、用戶需求響應能力偏弱、服務流程標準化與智能化水平有待提升、成果轉化路徑與實踐價值銜接脫節等。

從表層運作來看，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等新興技術手段已被引入科學研究流程，正在構建出新的科研范式，但對新技術的運用能力不足，造成科技智庫在知識生產環節技術賦能表象化，技術工具與場景需求脫節；另一方面，科技智庫缺乏健全的成果轉化機制，知識成果向政策轉化的路徑不暢，既缺乏涵蓋需求對接、聯合攻關、效果評估的完整轉化鏈條，又缺失統籌政府、企業、科研院所的多維協同平臺，導致大量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閣”。

從深層次分析，這種困境折射出科技智庫知識治理體系的系統性缺陷。科技智庫未能建立起適配知識和知識組織特殊性的新型治理范式，導致既無法將技術語言有效轉化為治理話語，也難以將政策訴求精準解碼為科研命題，最終導致國家創新體系出現關鍵環節的“紐帶斷裂”。

2.2 開放科學的內涵與技術基礎

開放與共享已成為現代科研活動的核心精神與價值共識。二十世紀以來，科學體系經歷了如下革命性演變：物理、化學和生物學幾個學科的科學家協作催生分子生物學，計算機科學與神經科學交匯孕育人工智能，以及材料學與工程學協同推動納米技術突破。學科間的深度交叉滲透，使科學研究從單一領域突破轉向多維度協同創新，科學研究呈現研究目標復合化、資源投入規模化、技術裝備復雜化等特征。此外，從arXiv預印本平臺打破學術出版壟斷，到公民科學項目邀請公眾參與星系分類，知識的創造與傳播已突破傳統學術圈層，彰顯科研活動從專業領域向公共空間延伸的人文關懷。

開放科學模式，是指研究者將產生的科學數據呈現在互聯網上進行共享，公眾參與數據收集和分析。一方面，知識的互聯網傳播使數字化復制、刪改無法避免，而開放科學對科研成果的高效傳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科研成果被他人竊取，有利于保護科研人員的權益；另一方面，開放科學環境下科研資助機構和科研教育機構可以進行更高效率的科研管理。

在技術驅動開放科學發展的進程中，傳統科研的時空邊界與資源壁壘正在消解。人工智能技術、開源軟件生態、云計算和區塊鏈技術共同構建起開放、透明、高效的科研生態系統。具體表現為：①人工智能技術，通過深度學習算法加速海量科研數據的處理與分析，加速數據分析與模型構建，推動生成高質量元數據、自動化數據共享及研究可重復性；②開源軟件生態，為開放科學提供了協作創新的技術底座，開源代碼庫的共享機制打破了傳統科研工具壁壘，使實驗代碼與數據處理流程透明化，既降低重復開發成本，又便于全球研究者對方法論進行驗證與改進；③云計算，提供了彈性計算與存儲資源，支持遠程協作與資源共享，分布式計算集群可動態分配算力資源，云存儲解決方案則實現了科研數據的實時同步與版本管理；④區塊鏈技術，為科研誠信體系提供底層保障，用于科研數據的透明性與可追溯性管理，可確保數據安全與可信。

2.3 基于知識運用理論的分析框架

知識治理概念是基于知識和知識組織的特殊性而產生的。知識治理主體通過選擇或影響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組織機制與激勵方式，以實現知識產生和獲取、知識交換和轉移、知識流動、知識共享等知識管理活動的最優化。其中，正式的組織機制包括治理結構、激勵計劃、契約安排等，非正式的組織機制包括組織慣例、組織文化、互惠交易等，兩者交互作用于知識的組織過程。

鑒于科技智庫的功能定位，科技智庫知識治理更關注知識與政策之間的關系研究。科技智庫致力于通過知識治理機制的搭建，推動學術成果向政策轉化，以研究證據支撐決策科學性，釋放知識創新的公共價值。而形成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知識運用理論正為此搭建了較契合的理論分析框架。知識運用最初泛指知識轉移、知識傳播、研究成果運用、創新擴散等活動，后經韋斯（Weiss）等學者將其引入知識與政策之間的關系研究，逐漸形成知識運用理論。

綜合知識治理概念與知識運用理論模型的研究成果，本文搭建了開放科學生態下科技智庫知識治理研究分析框架（圖1）。開放科學（生態）與知識治理機制相互作用，重構科技智庫的功能、優化其知識治理實踐路徑。優化后的科技智庫成果經過知識運用，通過知識流的良性循環，構建起創新要素高效配置的生態系統。

圖1 基于知識運用理論的分析框架

03 開放科學驅動下知識治理機制變革

根據知識運用理論的分析框架，可將知識運用過程歸納為知識生產、傳播、應用和評價。隨著開放科學運動對數據共享、協作網絡、公眾參與的深度重構，知識治理機制正在經歷從封閉性管控向開放性賦能的轉型，并通過知識的運用過程影響知識生產、傳播、應用和評價四大環節。

3.1 知識生產：從封閉到開放

隨著經濟發展、技術創新以及公眾素質的提高，知識生產實現從單學科到跨學科再到超學科的變革，不再局限于行業專家組成的圈層中。超學科知識生產，實現了大跨度的學科交叉、融合與重組，即所謂的“去學科化趨勢”。超學科知識生產讓大學與其他類型組織和社會公眾之間實現知識生產力的聯結、集成與構建。超學科知識生產被詮釋為履行社會責任、滿足公共利益以及解決全球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有秩序知識生產活動。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現又進一步增加了知識生產的開放程度。生成式人工智能模擬人類的思維過程，知識生產主體已發展出包括人類、機器和人機協同三種共存形態。這雖然會帶來一些認知危機，但無疑是對知識生產源頭端的直接擴展。此外，預印本平臺（如arXiv、bioRxiv、medRxiv、ChinaXiv）的出現，使即時生產出的知識可以免費向公眾開放，全球研究者、政策制定者甚至公眾都能即時獲取最新研究成果，有助于吸納包括公眾在內的更多社會主體參與到知識生產過程中。

3.2 知識傳播：從單向到交互

科學傳播有傳統科普、公眾理解科學以及有反思的科學傳播三種形式，三者不必然有完全的時間先后關系，分別對應中心廣播模型、缺失模型和對話模型三個理論框架。其中，中心廣播模型，以國家機構為傳播核心，采用單向灌輸模式，自上而下輸出科學理念。缺失模型，雖提出”公眾理解科學”理念，但仍延續專家單向傳遞科學知識的路徑，否定公眾對科學證據的批判性吸收能力。與前兩種“單向”傳播模型不同，對話模型，突破了科學理性壟斷，承認公眾參與科學話語的合理性。但是三大模型均帶有明顯的傳播者中心模式特征。

而人工智能生成內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AIGC）等人工智能技術的崛起，正推動科學傳播進入范式重構的新階段。智能技術不僅重塑了科學信息的生成機制與傳播路徑，更通過多模態內容生產與算法推薦系統改變了公眾的信息獲取方式，促使科學價值認知發生代際轉向。傳播反饋機制從單一渠道向交互式網絡演變，基于用戶畫像的精準傳播與社群自組織傳播模式加速形成。這種技術賦權下的傳播革命，既解構了傳統科學話語的權威結構，也為構建平等對話、多元參與的科學傳播生態系統提供技術支撐，引發學界與業界對科學傳播民主化、智能化轉型的深度探討。

3.3 知識應用：從理論到實踐

在知識應用層面，技術的發展使公眾知識參與決策從理論變為現實。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正深刻重塑公眾參與公共決策的方式，以巴塞羅那市的Decidim平臺、首爾市的m Voting平臺為代表的在線協商平臺通過技術賦能，構建了開放、透明、可持續的參與式民主新范式。這類平臺依托移動互聯網、大數據和區塊鏈技術，突破了傳統公眾參與受限于時空、信息不對稱與話語權不平等的瓶頸，將分散的社會意見轉化為可追溯、可驗證的決策依據。以首爾市m Voting平臺為例，截至2017年3月，通過首爾市m Voting平臺投票的提案有4,404項（88.3%由市民提出，其余11.7%由官員提出），其中181項成為首爾的政策。2022年11月16日，首爾市在“2022世界智慧城市大獎”上摘得最優秀城市獎桂冠，向全世界宣傳了以“mVoting服務”為代表的、反映首爾市政核心價值的“與數字弱勢群體同行（Partnering with the Digitally Vulnerable）”政策。

這種技術驅動的機制不僅提高了決策效率，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政府與公民的持續性對話通道。此時，技術并非簡單工具，而是重構了權力運行的邏輯，使民主協商從象征性參與轉向實質性共治，使公眾知識應用于決策從理論變為現實。

3.4 知識評價：從單一到多維

知識評價正經歷從單一量化指標向多維度價值體系的轉型。傳統的以論文引用次數和期刊影響因子為核心的科研評估框架，正被動態影響力評估與開放科學指標深度融合的創新體系所取代。《科研評價的舊金山宣言》（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DORA）建議大幅減少甚至停止推廣影響因子和其他基于期刊的計量指標，轉而提供廣泛的基于論文自身的評價指標，并希望出版商能響應“開放引用”（open citations）倡議。基于社交網絡數據進行科研交流、傳播和評價的替代計量學（Altmetrics），使研究者成果的學術影響力不再局限于引證鏈條，而是實時追蹤知識在社交媒體、政策文件、產業應用等跨域傳播的動態軌跡。

此外，《DataSeer和AAAS合作提高報告標準》（DataSeer and AAAS partner to boost reporting standards）宣布推出新的試點項目，旨在支持跨學科的高質量報告。DataSeer的開放科學指標工具可同時掃描數千篇文章，識別和量化已發表文獻中的開放科學實踐。DataSeer將分析美國科學促進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文章的一個子集，并提供包括數據共享、代碼共享、協議共享、預印本發布等在內的頂級指標，這些數據還將顯示隨時間變化的趨勢以及不同地區、機構和期刊之間的差異。這種多維度評價體系不僅突破了傳統文獻計量學的平面化局限，更通過量化科研活動的開放度、協作度與社會影響力，構建起立體化的知識價值評估生態系統，推動知識評價從“封閉式競技場”向“開放式創新網絡”的深刻變革。

04 開放科學驅動下科技智庫的功能重構

在開放科學驅動下，科技智庫作為國家創新體系的關鍵節點，其功能正在經歷多維重構。這種功能重構本質上是通過開放科學理念重塑智庫的資源配置方式、知識生產模式和價值創造路徑，使科技智庫成為國家創新體系中的“智慧中臺”，在降低創新系統摩擦成本的同時，提升整體運行效能。

4.1 戰略決策支持從封閉式咨詢向開放式協同轉型

傳統科技智庫依賴專家主導的封閉式流程，通過同行評議、實驗可重復性驗證等結構化機制保障專業深度，但存在參與學科單一、公眾參與缺失和響應速度滯后等缺陷。在開放科學驅動下的科技智庫，依托開放科學平臺多維度整合全球科技數據資源、凝聚戰略科技力量；開展跨學科、跨部門、跨組織的科技合作，強化對技術趨勢的前瞻性研判，為重大科技戰略制定提供動態支撐；通過構建政府、企業、科研機構及公眾參與的協同決策機制，促進政策制定與創新需求的精準對接，破解“卡脖子”技術攻關中的制度堵點，服務新型舉國體制。例如，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JST）在“建設傳染病研究防治強國”中，曾明確提出“構建微生物基因組信息數據平臺和共享系統”“促進人文、社科與自然科學研究之間的融合”等前瞻性建議，采用數據驅動與跨學科融合的研究路徑；提出重點發展涵蓋實驗科學和信息科學的綜合項目、以國際共同研究為基礎的傳染病防治尖端研究項目、促進動物資源應用的綜合項目和跨學科和醫學倫理研究綜合項目等四類項目。

4.2 知識生產機制向跨界融合演進

科技智庫的知識生產機制正經歷從線性研究向跨界融合的深刻轉型，這種變革源于全球科技創新復雜性的指數級增長。傳統模式下，科技智庫主要依托學科內部的知識積累和專家經驗進行戰略研判，但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顛覆性技術的跨界滲透，讓單一學科視角已無法應對技術倫理、產業重構與社會治理的多維挑戰。一方面，科技智庫通過采用開放獲取、眾包研究等新型科研組織方式，推動跨學科知識生產。如：2023年，科技部會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啟動“人工智能驅動的科學研究”專項部署工作，加快構建與“人工智能驅動的科學研究”相適應的新型科研模式及設施體系，加快形成支撐多學科交叉的科研生態。另一方面，建立覆蓋官方、半官方及民間智庫的分布式知識網絡，實現戰略研究成果的實時共享與驗證迭代。如：2023年4月6日，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與螞蟻集團正式成立“隱私計算與區塊鏈聯合研究中心”，圍繞數據要素關鍵底層技術開展聯合科研攻關，推進隱私計算與區塊鏈的技術突破，助力數據價值安全可信流轉。

4.3 公共科學服務功能拓展深化

科技智庫的公共科學服務功能在不斷拓展深化。二十世紀九十代中期興起的科學與社會范式（science and society paradigm）認為，政府與科學共同體的行為方式都需要向公眾參與科學的新模式轉變。例如，歐盟“地平線2020”（Horizon 2020）框架計劃提出“責任式創新”（responsible innovation），以將科技進步嵌入社會發展中，引導創新實現道德可接受、發展可持續和社會滿意。隨著開放科學運動的深化發展，全球范圍內正嘗試通過數字平臺構建和區塊鏈技術的應用，探索公眾參與科技治理的常態化機制，并且在公眾參與科技倫理審查等方面已有創新嘗試。

此外，依托數字孿生構建動態政策模型、借助虛擬現實搭建三維交互空間、將抽象科技政策轉化為具象化決策模擬系統等途徑，使科學傳播模式正通過數字技術重構政策溝通范式。這種技術整合不僅通過多維度數據可視化呈現政策運行機理，更支持決策參數的實時推演與交互分析，使政策制定者能在虛擬環境中預判實施效果，更有利于公眾直觀理解政策內涵，提升公眾在科技決策中的參與度。

4.4 國際話語從跟隨轉向引領

近年來，中國科技智庫通過深度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和戰略對話，成為推動全球科技治理體系變革的重要力量。中國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全球數據安全倡議》《“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倡議》《“中國+中亞五國”數據安全合作倡議》等合作，秉持科技向善的理念，建設性地參與國際科技治理體系。2025年3月26日，由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打造的PubScholar公益學術平臺發起《關于獲得公共資金資助科研成果及時開放獲取的倡議與公益學術平臺合作共建邀約》，推動與國內外學術資源機構、出版方的互利合作。在跨境創新共同體培育方面，自2017年“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動計劃啟動實施以來，截至2023年11月，中國依托“一帶一路”科技交流大會等平臺，已通過聯合研究、技術轉移、科技人文交流和科技園區合作等務實舉措，與80多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簽署政府間科技合作協定，與17個國家簽署“數字絲綢之路”合作諒解備忘錄。

05 開放科學導向的科技智庫知識治理實踐路徑

開放科學導向的科技智庫知識治理是一項系統性工程，需從技術賦能、制度創新、文化轉型三重維度協同推進，形成“工具—規則—理念”的閉環治理體系。技術工具潛能的釋放需要建立適配的制度規則，而制度的有效運轉離不開開放包容的文化土壤。實踐中，需要以技術迭代倒逼制度改革，以文化認同降低協同阻力，最終實現科學資源開放共享、創新主體多元共治、知識價值普惠共創的科技智庫知識治理效果。

5.1 技術賦能路徑

開放科學導向的科技智庫知識治理需以數字基礎設施為底座，形成“工具開源化、數據聯邦化、存證鏈上化、算力彈性化”的四位一體數字基礎設施，構建開放、可信、協同的技術生態。其中，開源平臺奠定協作基礎，聯邦機制激活數據流動，區塊鏈構建信任紐帶，智能調度保障資源效能，四維聯動為科技智庫的知識生產、傳播與應用提供全鏈條數字化支撐。

通過開源技術構建去中心化的共享研究平臺，支持跨機構代碼協同開發與知識復用，破除傳統科研系統的“數據孤島”，實現多主體間的數據要素互聯互通。在此基礎上，引入聯邦學習技術構建分布式機器學習范式，通過加密參數傳遞機制使敏感數據在不離開本地的情況下，實現多個數據源共同參與模型訓練，既保障數據主權又釋放數據價值。為進一步構建可信協作環境，運用區塊鏈技術的深度嵌入（如Hyperledger Fabric區塊鏈系統），為數據存證提供不可篡改的信任機制，確保從實驗設計到成果轉化的全過程可審計追溯。面對政策模擬、應急決策等突發性高并發需求，通過構建彈性算力池實現算力的智能化調度，動態滿足突發性政策模擬任務的高并發需求。

在技術賦能路徑上，開放科學導向的科技智庫知識治理可能遇到一些問題，具體包括：技術復雜性抬高了中小機構以及公眾的參與門檻；數據主權歸屬模糊，引發協同阻力；區塊鏈存證的高能耗與低效率，制約大規模應用等。為此，需通過開發低代碼工具、構建數據貢獻積分激勵機制、采用區塊鏈分層優化技術等方式，降低技術使用成本、提升數據協同效率，并通過算法優化來保障資源分配的公平性。

5.2 制度創新路徑

開放科學導向的科技智庫知識治理不僅依賴技術賦能，還需通過制度創新破解協同壁壘、重構治理規則。需圍繞數據主權歸屬、知識共享邊界、利益分配機制等核心問題，構建適配開放科學范式的政策框架與協作規則，推動科技治理從“封閉管控”向“開放協同”轉型。

在數據要素上，要構建全鏈條數據要素管理體系。除了國際合作協議、各國推出的政策規劃與法律保障外，科研數據作為開放科學的核心要素，其管理制度設計直接影響知識共享效率。構建覆蓋數據采集、存儲、共享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框架，依托國家科學數據中心推動高價值數據資源開放，并通過基礎設施共建共享機制打破機構壁壘，對開放科學運動的成果落地具有重大意義。在數據產權方面，要確保數據產權結構性分置和有序流通。科技智庫通過區塊鏈智能合約與聯邦學習技術，探索數據產權結構性分置制度。在保障科研機構數據控制權的前提下，設計跨境、跨域數據流動的負面清單制度，明確涉及國家安全的知識資產保護邊界。組織構建數據貢獻度量化評估模型，將數據要素納入科研價值分配體系。

在知識共享規則上，要實現倫理約束與技術賦能的動態平衡。開發嵌入科研全流程的智能許可系統，允許研究者根據情境需求選擇差異化授權模式。建立開放科學倫理審查委員會，針對預印本平臺、開源社區等新型知識生產場域，制定專項治理標準。

在科研利益分配機制上，要建立適應開放科學范式的新模式。傳統科研成果認定過度依賴論文發表和專利授權，導致原始實驗數據、算法代碼等核心科研要素長期沉淀于個體實驗室。對此，可建立基于區塊鏈的科學實驗數據協同管理系統，通過不可篡改的分布式賬本記錄數據上傳、審核驗證、執行貢獻確權與價值分配；進而設計多維度通證激勵模型，采用通證兌換機制對科研行為給予代幣獎勵等，以鼓勵研究者進行科研數據上傳和審核。

制度創新路徑需破解數據主權與開放共享的沖突、通證激勵失效風險、倫理審查滯后性及智能合約的剛性缺陷等難題。為此，可采取跨境數據流動需通過多邊協議建立主權分級規則，通證激勵應錨定科研資源使用權以規避金融風險，智能合約可嵌入“人工仲裁”通道以應對復雜糾紛等，構建起彈性制度框架，平衡開放與規制的關系，兼顧知識生產的合規性與創新活力。

5.3 文化轉型路徑

開放科學導向的科技智庫還應當注重文化層面路徑轉型。

一方面，科技智庫要從“知識守門人”轉向“生態構建者”。科技智庫作為“知識守門人”定位已難以適應數字化時代的創新需求，要通過搭建開放協同的創新平臺，著力培育開放、包容的文化，采用公民科學等新型研究模式，重構科研機構、企業和公眾之間的互動關系。這種文化轉型的本質是打破傳統科研活動中的學科壁壘和機構邊界，在數據共享、技術標準、倫理規范等維度形成具有兼容性的創新生態。

另一方面，科技智庫要推動公眾科學素養，通過科普活動（如開放數據競賽）提升公眾參與科技創新的能力。習近平總書記對國家高端科技智庫和廣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以提高全民科學素質為己任”的號召，具體地闡述了國家高端科技智庫作為“科普師”的功能要求。科技智庫應當主導建立以科學家為主、多元主體協同參與的科普運行機制，從法律、法規和制度設計上保障和激勵科學家樂于并且有能力從事科普工作；搭建平臺，促進科學家與作家、畫家、表演藝術家、記者、教師和專職科普工作者等主體的聯合，協同推進科普工作。

文化轉型路徑在塑造開放科學的文化認同時，應避免公眾參與形式化、跨界協作壁壘及科普激勵缺失。可通過設計分層式公民科學項目，提升公眾實質性貢獻；將科普成果納入績效評估體系、設立專項基金推動制度化保障等措施，通過參與機制優化與制度激勵設計，構建可持續的開放科學生態。

06 結 語

開放科學深刻變革了科技智庫的知識治理范式，促進了科技智庫角色的轉變。一方面，開放科學運動驅動科技智庫形成包容性的治理體系，打破傳統知識治理的封閉壁壘，確保不同學科、不同背景的知識生產者能夠參與到科技創新活動中，共同推動科技進步；另一方面，科技智庫從“知識守門人”轉向“生態構建者”，科技智庫不再僅僅是政策的解讀者與執行者，更是知識生態的構建者。在這個系統中，科技智庫不僅是知識的匯聚點，更是創新的孵化器，能夠為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本文來源于《智庫理論與實踐》網絡首發2025年5月29日。周蘭羽，中共上海市委黨校。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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