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有一篇幾千字的文章在《求是》雜志發表,標題只有寥寥幾個字:《擴大內需是戰略之舉》。
在這個時間節點,由最高層領導人在核心黨刊上發表這樣一篇談內需的文章,味道是很不一樣的。
以前我們談內需,往往是在經濟下行壓力大時,把它當作一個臨時的藥方,用行話說叫“逆周期調節工具”;但這一次,文章非常明確地把它上升到了“戰略之舉”的高度。
什么叫戰略?戰略就是關乎生死存亡,就是哪怕傷筋動骨也要做,就是沒有退路。
為什么在這個時間點,我們要如此決絕地把“內需”提到這樣的高度?
過去幾十年,我們的增長邏輯很簡單:靠全球最龐大、最勤奮的勞動力大軍,配合極致的成本控制,生產出全世界都離不開的商品。這是一段我們和西方的“蜜月期”——我們負責生產廉價商品幫他們壓低通脹,他們負責給訂單讓我們賺外匯。
但這里有一個致命的漏洞,那就是“分配”。
我們在全球產業鏈中賺的是辛苦錢,為了保出口,有意無意壓低了勞動要素成本。結果就是,老百姓干得最多,拿到的比例卻偏少。加上醫療、教育、養老的壓力,大家手里沒錢,有錢也不敢花。
這種“強生產、弱消費”的結構,導致國內市場根本消化不了我們那龐大的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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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家里人買不完,那就只能賣給外國人。于是,我們看到了巨額的貿易順差。
但這不僅僅是賣東西那么簡單。當你把極致的性價比推向世界時,你實際上是在向全世界輸出“通縮”,也是在向全世界輸出“內卷”。
如果是賣襯衫襪子,歐美或許還能忍受,畢竟他們的工人早就不干這些了。但隨著我們的產業升級,開始造電動汽車,造光伏板,造高端裝備,甚至開始沖擊芯片領域,性質就全變了。這不再是互補,而是競爭。
你想想看,德國的汽車工業是他們的立國之本,如果被中國的電動車沖垮了,他們的工人失業了,福利發不出來了,他們的社會還能穩定嗎?所以,我們看到歐盟開始搞反補貼調查,看到美國不斷加征關稅。這不是簡簡單單的貿易保護主義,這在他們看來,是保飯碗、保社會穩定的底線之戰,所以必須把你關在門外。
外部的大門正在關閉,而國內情況同樣嚴峻。
那個主要靠“投資、出口”兩駕馬車拉動經濟的引擎,因為“消費”這駕馬車長期缺乏潤滑油,已經開始發出刺耳的摩擦聲。因為內需不足,企業生產出來的東西賣不掉,就沒有利潤;企業沒利潤,就沒法給員工漲工資,甚至要裁員降薪;員工收入下降,就更不敢消費,更要存錢。這是一個可怕的死循環。
這就是為什么高層在這個時候,如此急切、如此鄭重地提出“擴大內需是戰略之舉”。這不僅是為了救經濟,更是為了救信心,為了重塑我們這個社會的底層邏輯。
其實,我們今天遇到的困境,百年前的美國也曾經歷過。
1914年的美國,也是一個新興的工業大國,工廠遍地,但工人極度貧困。汽車大王亨利·福特做出了一個在當時被華爾街視為瘋子的決定:他把工人的日薪從2.34美元直接漲到了5美元,并把工作時間從9小時縮短到8小時。
當時所有的資本家都罵他,說他會破壞市場行情,會讓企業破產。但福特想得很長遠:“如果我的工人都買不起我造的車,那我造那么多車賣給誰?”
福特看透了現代工業的秘密:大規模生產,必須匹配大規模消費。而大規模消費的前提,是擁有一個具有強大購買力的中產階級。正是因為有了這次分配制度的改革,美國才誕生了龐大的中產階級,才有了后來的“咆哮的二十年代”,才支撐起了美國作為全球第一大消費市場的地位。
美國的歷史告訴我們:貿易的本質是互通有無,經濟的閉環在于消費。如果一方長期只賺不花,不僅外部伙伴不愿陪你玩下去,內部的動力也會枯竭。
所以,中國現在正站在這樣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我們要從“為別人生產”,轉向“為自己生活”。
《求是》這篇文章里提到的“內需”,也絕不僅僅是大家理解的“多買兩部手機”或者“多去幾次館子”。它要解決的是一個世紀性的難題:如何讓“生產強國”真正成為“消費大國”。
當然說到消費,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就是“錢從哪里來”。
要讓老百姓消費,最根本的是要讓大家手里有錢。這意味著,我們的收入分配制度必須進行深刻的調整。未來,必須有更多的財富流向勞動者。
其次,是“解除后顧之憂”。
國家在文中提到要完善社保,優化收入分配結構,這是提振消費的“定海神針”。如果看病不再那么貴,養老不再那么難,上學不再那么卷,老百姓才敢把積蓄拿出來去改善生活。這需要財政支出的方向發生根本性的轉移——從投資于“物”,轉向投資于“人”。
投資人的健康,投資人的技能,投資人的幸福感。這種投資,雖然在賬面上可能不壯觀,但它構建的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根基。
當然,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這個轉型的過程絕不會是一帆風順的,甚至會伴隨著劇烈的陣痛。
同時,外部環境的惡化也是不可逆轉的。美國和歐洲的關稅大棒會越揮越猛,我們的出口這駕馬車必然會受到重創。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內部的循環還沒建立起來,那就會面臨“兩頭堵”的風險。
所以,這次定調“戰略之舉”,其實是在與時間賽跑。我們必須在外部封鎖完全合攏之前,在這個窗口期內,把國內這個巨大的消費市場真正激活。
對于我們每一個普通人來說,這又意味著什么呢?
如果國家真的下定決心解決內需問題,那么服務業、文化產業、健康產業將迎來爆發。因為當大家有了錢和時間,關注點就會從“生存”轉向“生活”。而且,我們也要學會在心理上適應一個新的時代。那個GDP兩位數增長、遍地是黃金的野蠻生長時代可能真的結束了。未來是一個比拼耐力、比拼內功、比拼生活質量的時代。
同時,在這篇文章里,我也讀出了一種回歸常識的渴望。
什么常識?就是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堆砌冰冷的數據,而是為了讓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
如果不把蛋糕分好,做蛋糕的人就會越來越少,蛋糕也就會越來越小。如果不讓勞動者有尊嚴地消費,那么高端制造出來的產品就會堆在倉庫里生銹。如果不打破“重生產、輕福利”的路徑依賴,我們就永遠無法走出“勤勞而不富有”的怪圈。
這不僅僅是經濟賬,這是人心賬,更是國運棋。只有當我們自己成為了自己最大的客戶,才沒有任何人能封鎖我們。
路雖遠,行則將至;事雖難,做則必成。這一次,希望我們能真正走通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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