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師大一份調研，尋找老幼共托如何從“相鄰”到“相融”？

假期的下午1點，徐匯區康健街道黨群服務中心二樓，寶寶屋的稚嫩童聲與閱覽室里長者翻書的沙沙聲交織，其樂融融。伴隨著上海老齡化與低出生率并存的人口結構性變化，“老幼共托”成為雙職工家庭兼顧老人照護與幼兒托管的理想方案。

記者近日跟隨上海師范大學學前教育學院的調研團隊深入調查發現，滬上不少社區已實現了老幼設施的空間相鄰。但這只是“老幼共托”的第一步，如何從“相鄰”到“互融”，并且形成一套能夠在更大范圍內落地的“上海方案”，還需要解決安全責任、政策壁壘與資源短缺等現實問題。

徐匯區康健街道黨群服務中心外的口袋公園，家長帶著孩子蕩秋千。（李相如攝）

護好“一老一幼”，上海多個社區已有嘗試

護好“一老一幼”、做好“老幼共托”，在上海一些社區已經開始嘗試。

康健街道黨群服務中心就集合了組織生活室、社區活動空間、社區圖書館、兒童閱覽區、寶寶屋等多種功能。老年人早上去參加活動或學習，年幼的孫輩就在一旁的兒童閱覽區看書，或在寶寶屋參加活動。在普陀區的甘泉黨群服務中心，同一棟樓里也集合了多個類型的空間，老人和幼兒可以在同一個屋檐下活動。

老幼共托，為什么重要？

根據上海市民政局2023年發布的數據，上海有接近六成的80后雙職工家庭是典型的“421”結構，即一對夫妻上有四個老人，下有至少一個孩子。“他們又被稱為‘三明治一代’，面臨贍養老人和撫養孩子的雙重壓力。”調研團隊負責人、上海師范大學學前教育學院副教授魏聰解釋道。

魏聰團隊在對多位老人的訪談中發現，除個別因身體原因外，大多數老人對幼兒陪伴有著天然向往。多位老人不約而同表示“很愿意和小孩相處”。而那些高知退休群體，更是渴望以“志愿者”或“銀發教師”的身份，重新參與社會活動。

這種需求也是雙向的。楊浦區一家養老院負責人麗娟（化名）告訴記者，養老院中經常有小朋友來做活動。“現在的孩子都是被‘寵’大的，但在與老人的互動中，他們學會耐心傾聽，培養了同理心和愛心，這是任何書本上都不會有的生命教育。”孩子們像朝陽，照耀了老人，他們也在關愛和鼓勵中，獲得認同感和價值感，還能學到老人的生活智慧。

靜安區江寧路街道社區綜合為老服務中心二樓，寶寶屋門口貼著很多活動照片。（李相如攝）

老幼共托仍處1.0空間相鄰階段

魏聰團隊在上海7個區30個街道中走訪調研發現，有70%已經達到了“老幼設施同樓或相鄰”,記者跟隨調研時在不少街道機構也看到，老人和孩子雖處同一屋檐下，互動機會卻并不多。

“這是老幼共托的1.0版——空間相鄰階段。”上海師大學前教育學院黨委副書記周澤龍告訴記者，老幼共托分為5個階段：1.0空間相鄰階段、2.0祖孫共托階段、3.0時間銀行階段、4.0服務融合階段和5.0共生家園階段。

老幼共托的核心目標則包括三方面：緩解幼兒園因生源減少導致的轉型危機，推動資源整合；促進代際融合，讓老年人通過互動重拾價值感，幼兒從老人處獲得傳統智慧與情感陪伴；減輕“三明治一代”的育兒養老雙重壓力，提供安全便捷的托育養老一體化解決方案。

魏聰介紹，國內外多項研究顯示了代際學習的重要作用。老年人向兒童傳授經驗，如傳統文化、生活技能等，兒童也為老年人提供新觀念，新技能，如數字技能等。通過世代間的文化流動，實現不同代際成員的認知改變、知識共享和情感彌合。

康健街道黨群服務中心的寶寶屋。（李相如攝）

一老一幼的深度融合，難在哪里？

但是，從空間相鄰到實現理想中的互融共托，并不容易。

首先是“安全與責任”這道隱形墻。麗娟直言：“老人怕摔，小孩活潑好動難控。萬一孩子沖撞了老人，或者老人身上的慢性病讓家長擔憂傳染，誰來承擔風險？”多位被訪的幼兒家長有同樣顧慮。

其次，老幼共托需要的復合型人才，有顯著斷層。簡言之，就是“懂養老的不懂育兒，懂育兒的不懂養老。”目前，市場缺乏同時持有養老護理員證和育嬰師證的復合型人才。在上海，雖然已有相關院校委托高校調研相關人才培養，但眼下卻是遠水解不了近渴。

最現實的是，養老服務與民政部門相關，托幼工作與教育部門相關，老幼健康的服務則與衛健委相關，缺少統一的制度設計，不論是資源調配，還是監管等都是難題。

目前，大多數老幼共托設在基層黨群服務中心，這里承擔著多種功能，空間與人力卻有限。以康健街道黨群服務中心為例，這里去年接待量達250萬人次，工作人員僅20余名，常年節假日無休，還需負責街道其他幾個片區黨群陣地的運維工作。

同時，托老機構因為供不應求，也缺乏向老幼共托轉型的空間與動力。麗娟也說，養老院很支持老幼共托，但在滿足院中一兩百位老人需求的基礎上，已經沒有其他空間和場地了。老幼共托的活動空間需兼顧適老化與適幼化，不僅改造投入高，也需要合適的場地，“上海寸土寸金，如果是市中心就更難了”。

康健街道黨群服務中心的兒童閱覽區。（李相如攝）

因地制宜，亟需頂層設計

如何因地制宜，推進“老幼共托”在地發展？

鑒于安全與信任難以一蹴而就，上師大團隊提出了一種務實的過渡方案——祖孫共托。即優先鼓勵有血緣關系的祖輩在照看自家孫輩的同時，參與社區活動，利用親情紐帶天然化解部分安全責任風險，待模式成熟后，再逐步向引入志愿者參與的3.0階段過渡。團隊在康健街道黨群服務中心就舉辦過很多祖孫一起報名參與的活動，包括“攜手包餛飩”“歡樂彩虹傘”等，反響都不錯。

根據調研結果，上師大團隊建議，要真正實現老幼共托的深入融合與推廣，則亟需頂層設計，打破政策壁壘，為敢于“吃螃蟹”的機構提供政策支持。比如，深圳市就于2021年起在全國率先組建城市級的國有養老托育平臺，并在2022年推出《深圳市“一老一小”整體解決方案》以及一系列舉措，推動養老托育一體化發展。

同時，要靈活推進醫養托一體、老幼共融、幼兒園復合養老功能三種模式。建立健全行業準入、財政支持、監督管理、人才培養等四大核心機制。從具體運營模式而言，要聚焦“一老一小”兩大群體，滿足二者在情感社交、認知發展、身體健康、價值角色等多層次上的互補需求。

在未來，我們或許真能在“老幼共托”中，再現“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的代際共融場景。

普陀區甘泉黨群服務中心，老師帶領同學們一起跳舞。（李相如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