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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八舍(作者供圖)
復旦八舍,是復旦大學第八教工宿舍的簡稱,位于國年路上。它原由三幢四層樓房組成,平頂、紅磚,其貌不揚。后來,一號樓被改為校招待所,三幢樓就只剩下了兩幢。從八舍大門進去,右手一幢是二號樓,左手便是三號樓。
幾十年前,我第一次福利分房,就分在八舍。那時,我對教工宿舍無感。只是覺得,與其他宿舍相比,八舍有點不一樣。例如,從一舍到七舍,1949年前就有過好聽的舍名,悠悠數來,有“三村四莊”,如“廬山村”“徐匯村”“德莊”“嘉陵村”“筑莊”“淞莊”“渝莊”等。這些舍名,取自復旦校址變遷的地名,既高雅又人文,朗朗上口,很有歷史感。記得讀書時,聽班主任說他住在“筑莊”(五舍)時,我眼睛一亮:這宿舍名字,好高級呀!
然而,自上世紀50年代起,“三村四莊”忽然被阿拉伯數字替代,分別名之為“第×宿舍”——仿佛一個富貴人家,一夜之間將子女的紳士淑女名字改為阿大、阿二、阿三一樣。在教工宿舍中,八舍雖排行第八,卻因建于1960年,自然沒有“高級”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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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七舍
本來,八舍是為單身教師建造的集體宿舍。按原設計方案,每間房住一到二人,三幢樓可供幾百名單身教師住宿。但到了上世紀80年代,青年教職工人數劇增,八舍已成為青年人結婚分房的熱門選項。1988年底,我“論資排輩”了好幾年,才在八舍分到一間房,滿心歡喜。它位于二號樓底樓,朝北,門牌號是116室。記得我去辦戶口登記時,一位女戶籍警對“復旦八舍”羨慕不已,問:這116室,是十一層樓吧?我連連擺手:不不,是底樓!
從二號樓北門進去,右拐,沿著黑黢黢的走廊,走過公用廁所、廚房,一條道走到黑,就是116室。這間房,冬天陰冷、夏季潮濕,昏暗、壓抑,終年不見陽光。加上廚房、廁所為五六戶人家合用,洗漱、如廁頗不方便……因此,我在這里,住得并不算舒暢。
不過,八舍的煙火氣和鄰里情,倒是令我難忘。每當飯點,廚房間里油鍋起、飯菜香,幾戶人家一起燒飯、聊天,熱鬧非凡。當年沒有網絡、沒有手機,學校里的信息和八卦,諸如漲工資、分房子、考職稱外語,乃至某商場在工會推銷便宜貨、某神秘的中年人在國年路擺攤賣暢銷書等,第一時間就會在廚房間里傳開。有一次,一位鄰居一邊洗菜一邊說,下午路過國年路馬路菜場,看到一位名教授提著竹籃,正在與小販討價還價:儂便宜點好吧?他學著教授的腔調,惟妙惟肖,逗得大伙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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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八舍(作者供圖)
在八舍,門房也是一個溫馨的港灣,人來人往。清晨,送奶工送來一箱箱牛奶,奶瓶碰撞,哐當哐當;上午和傍晚,郵遞員送來一摞摞報刊,油墨清香、四處散漫。據我觀察,一年四季,總有人在門房聊天、談家常。當年我不坐班,看書、備課累了,也會去門房坐坐。經常見到的,是一個退休老頭,姓楊。據說他原是法律系教授,1957年被劃為“右派”,后在八舍獨居。老楊常戴一頂鴨舌帽,敞著衣襟,看上去根本不像教授,倒像是門房師傅。他喜歡高談闊論,口無遮攔。一講起當年的奇聞軼事,歡笑聲就會在門房蕩漾。
其實,真正的門房師傅,是一位山東老漢,他身材魁梧,目光炯炯,嗓門大、記性好。對于住戶名字,他能過目不忘。除了發牛奶、發報紙信件,他還掌管著八舍唯一的一部公用電話。電話鈴一響,他會突然站起,拿起聽筒,仿佛對方是一位首長。放下電話,他就大步流星地走出門房,扯著嗓門,開始喊住戶聽電話。他喊電話,節奏感很強,比如,他喊我家:二號樓,116,×××,電話!
時間一長,我從山東老漢的喊電話聲中,可以分辨出哪家電話最多、哪位老師最忙。例如,我認識的一位青年女教師,一天總要被喊兩三次電話。原來,她是某律所的兼職律師,工作很忙。不過,大多數接電話者,我只是久聞其名,從未謀面。前些日子,讀到校園里一則某教授去世的訃告,覺得名字很熟。猛然想起,他當年就住在三號樓,是被喊電話最多的青年教師之一。
我在八舍住的時間不長,兩年不到,就搬到了涼城新村。那里是新落成的復旦教工宿舍,獨門獨戶,灑滿陽光。但我在涼城開頭幾年,住得很不習慣:因為沒了公用廚房,信息不靈;因為不見了老楊,少了靈感;因為聽不見山東老漢喊電話,心中悵然……唉,人就是這樣,不想回到過去,卻常常懷念舊時光。
原標題:《讀史老張:家住復旦八舍》
欄目編輯:郭影
文字編輯:郭影 蔡瑾
本文作者:讀史老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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