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交所十五年興衰史：從創新到異化，從狂歡到寂滅

一場涉及上萬投資者的兌付風波，將浙江金融資產交易中心（浙金中心）推至風口浪尖，也把已經退出歷史舞臺的金交所，再次拉回到公眾的視界。

這聲驚雷，折射出的不止是某個平臺的困局，更撕開了中國金融演進史上一段駁雜而厚重的褶皺。

它迫使我們去追問與凝視：金交所這類特殊機構究竟從何而來？又何以曾風光無限，卻又在繁華中悄然異化，最終走向了寂靜的落幕？

01風起青萍

金交所的誕生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

把鏡頭拉回到全球金融危機后的2009年。為深化國資改革，規范不良處置，緩解企業融資難等，財政部在當年3月出臺《金融企業國有資產轉讓管理辦法》（財政部令第54號）。

該文件明確規定：“非上市金融企業國有產權的轉讓，應當在依法設立的省級以上（含省級）產權交易機構公開進行，不受地區、行業、出資或隸屬關系的限制。”

這份僅六千字的文件被視為新生物種——金交所問世的直接政策推手。

一夜東風江水騰，2010年5月，京交所（北京金融資產交易所）和天交所（天津金融資產交易所）相繼揭牌，拉開了地方籌建金融資產交易機構的大幕。

據柒財經了解，在發展之初，金交所的準入門檻并不低，不僅要取得省級政府批準，還要通過國務院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部際聯席會議驗收。

大概在2012年，制度有所松動，審批監督權下放至省級政府，無需中央層面“蓋章”，這為金交所從星星之火，迅速燃成燎原之勢創造了便利條件。

2015年前后，全國金交所數量攀上近80家的頂峰，呈現出“一省一所”甚至“一省多所”的格局。即便是貴州這類金融基礎相對薄弱的省份，也曾擁有六七家金交所。

而圍繞金交所上下游催生的代理商、服務商等，更是高達數萬家，且混雜了不少“偽金交所”。

作為大勢的產物，金交所帶有鮮明的“出身”印記——國資站臺+省級監管。

比如，北金所的身后是北京產權交易所、信達投資、華能資本、北京華融綜合投資公司等，以及央行旗下的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天金所則由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與天津產權交易中心共同出資。

而當前正陷入輿論漩渦的浙金中心，設立于2013年12月，股東陣容堪稱豪華：浙江省金融市場投資有限公司、寧波城建投資控股、國信弘盛、民生置業，均為央國企或下屬成員；曾主導開發過五水共治、安居工程、高鐵建設等一批重大項目。

這種隱性的信用加持和較為寬松的監管，使金交所逐步演變為“萬能融資通道”，成為各路資本競相爭奪的“唐僧肉”，也為后續的扭曲、異化埋下伏筆。

02扭曲異化

金交所的誕生，其設計初衷清晰：打造一個公開、透明的專業化平臺，服務于金融國有資產轉讓和不良資產處置，防止暗箱操作導致的資產流失，并助力企業融資。

時任北京產權交易所董事長熊焰曾在京交所開業致辭中表示：“這是中國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的重要一環，旨在服務實體經濟，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

首批掛牌項目確實以金融股權和不良資產包為主，動作規范，信披合規，參與者主要為專業機構。

但由于金交所的特殊性，作為場外市場，隸屬地方政府管轄，游離于一行三會的監管體系之外，隨著業務邊界不斷被突破，包括承做非標類城投債，發行高收益理財產品、定向融資等，以及螞蟻、百度、恒大金服等互金巨頭涉足，其逐漸走上扭曲、異化之路。

一方面，P2P平臺為規避監管，借道金交所，造成業務虛增，底層風險積聚。

2013-2015年，移動互聯網與金融創新的浪潮交匯，以P2P為代表的互金玩家異軍突起，它們急切地尋求一切能夠為自身增添合法性與可信度的標簽。

而擁有地方政府批文、自帶“牌照光環”的金交所很自然地被選中，雙方各取所需，順利結成親密“搭子”：

互金平臺將大額債權或資產包，像切蛋糕一樣拆分成若干小份額，或者將產品設計復雜化、層層嵌套，在金交所完成“登記備案”和“掛牌”流程，然后出售給投資者。

該種模式巧妙地實現了一石二鳥：既繞開當時監管對P2P平臺設定的借款額度限制，同時又憑借金交所“類官方”的背書極大地消除了投資者的戒心，吸引社會資金涌入。

盈燦咨詢統計，2015年到2017年3月，有超過20家互金平臺與金交所合作推出過產品。

另一方面，恰逢“資管新規”過渡期，信托、券商等傳統非標融資“閘門”被監管用力擰緊，大量“缺錢”“找錢”的需求涌向金交所，推動其進一步邁向失控。

多重因素疊加，于業務規模和交易量爆發式增長的水面之下，金交所的核心角色發生了異化，較大程度上已經從公開的產權交易機構蛻變為藏匿、洗白的“溫床”和“套利渠道”，導致不少資質堪憂、乃至虛構的項目被放行，資產底色急劇惡化。

更危險的信號在2020年后顯現。監管要求金交所不得向個人銷售產品，但仍有部分平臺以“會員制”“機構名義代持”等手法繞行，致使個別金交所淪為“P2P轉型所”，對一棟棟“爛尾樓”包裝再上市，嚴重損害投資者利益。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金交所開始真正走進大眾視野、被廣泛熱議。頗為尷尬的是，其從鮮為人知到盡人皆知，進程的加速離不開一起起爆雷事件輸出的強勁“馬力”。

柒財經梳理，2016年僑興私募債違約風波，2018年先鋒系“自融”黑洞，還有后來的中植系定融迷局，海銀財富騙局，雪松控股涉眾募資等，都和各地的金交所牽連頗深，也讓無數投資者血本無歸。

03喧囂散盡

對于金交所的一舉一動，監管始終保持密切關注和跟隨。

實際上，早從2011年起，也就金交所剛剛發軔兩年之際，監管便給其套上“緊箍咒”。

時年11月，國務院發布38號文——《關于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切實防范金融風險的決定》，建立了由證監會牽頭組成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部際聯席會議的制度。

2012年2月，國務院再發《關于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的實施意見》，劃定“不得將任何權益拆分為均等份額公開發行，權益持有人累計不得超過200人”等紅線。

第二輪整肅在2017年，聯席會議辦公室下發《關于對互聯網平臺與各類交易場所合作業務進行清理整頓的通知》，明文禁止互聯網平臺代銷金交所產品。

第三輪收緊始于2018年“資管新規”， “破剛兌、去通道、禁資金池、凈值化”的“利刃”，使金交所非標融資通道的中樞功能受到致命打擊。

值得一提的是，次年聯席會議第四次會議中提到一組數據，給外界打開了一扇透視金交所體量和隱患的窗口：“截至目前，全國金融資產類交易場所的債權類業務存量仍達8517億元，涉及約120萬名個人投資者，規模壓降較慢，風險不可忽視。”

2020年證監會專項通知繼續勒緊韁繩，金交所從高峰期80家降至60余家。聯席會議在12月的第五次會議指出，金交所“數量過多，展業不規范，風險管理不到位”。

2022年，江蘇、河北等地率先取消轄區內金交所業務資質。緊接著在7月，京交宣布“不再開展包括非上市國有產權轉讓、不良資產轉讓等在內的一般金交所業務”。

京交所的標桿性轉身，意味著活躍市場十年之久的金交所行至尾聲。

大面積清退出現在去年，也被稱為“金交所關停年”。到2024年8月，全國已有25家金交所被取消資質，19個省級行政區實現清零，上百家“偽金交所”被連根拔除。

同年10月31日，浙江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公告：“不再保留浙江金融資產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金融資產交易業務資質”，并強調，“資質取消不影響其依法妥善承接存量業務，平臺需繼續承擔處置責任。”

換言之，浙金中心交易平臺的“身份”已宣告終結，但其處理遺留問題、化解存量風險的“責任”并未就此解除。

長風浩蕩，喧囂盡散。這場整治行動的徹底性在2025年9月22日得到了官方確認。證監會主席吳清擲地有聲：“關閉金交所、‘偽金交所’成效明顯，同時約7000家僵尸私募機構完成出清，‘偽私募’等增量風險基本得到遏制。”

吳清的表態，為金交所長達十五年的野蠻生長史，和持續數年的金融排雷行動畫上了句號。

04鑒往知來

回望金交所十五年興衰史，不難發現其存在本身就反映了中國金融體系的深層特征。

有學者評價，金交所的興衰是一部“中國式金融創新”樣本。它生于特定時期中央和地方的罅隙中，興于非標資產膨脹與監管套利需求的土壤里，最終因路徑根本性跑偏，以致風險聚集，負重過大而敲響“喪鐘”。

鑒往知來，雖然金交所已經退場，但它為行業留下的警示和反思并沒有消失，也為之后的改革者提供重要啟示——金融不同于其他商業，創新必須在有效監管框架下進行，否則便如脫韁之馬，終致險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