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發展的內在邏輯:技術、數據與場景的共演

我國正處于由“基本實現工業化”向“推進新型工業化”升級深化的關鍵階段，數字技術加速與制造體系實現全要素、全鏈條、全場景融合。探索構建具有自組織、自適應、進化能力的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為新型工業化發展注入持續動能。為此，圍繞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演化的內在動力機制這一研究問題，從系統視角以“技術—數據—場景(technology-data-context, TDC)”為主線，梳理制造業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演進路線并提煉規律。主要結論是：從數字創新生態系統內生層面，研究了系統演進不同階段技術、數據、場景之間互饋的創新交互動態過程；分析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的多維價值空間的構成；構建了TDC-I(technology-data-context-innovation, TDC-I)為底層邏輯的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的微觀動力機制，即技術創新、數據驅動的創新、場景創新互饋和反哺的交互創新活動推動數字創新生態系統形成與螺旋式演進。研究結果對數字創新生態理論和產業數字化交叉領域有邊際貢獻，以期更好地為產業數智化實踐提供幫助，也為政府制定數字化政策、提升數字創新生態系統價值共創效能提供新思路。

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是新型工業化發展的主攻方向和重要路線。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做大做強先進制造業”。當前，我國正處于由“基本實現工業化”向“推進新型工業化”升級深化的關鍵階段，數字技術正加速與制造體系實現全要素、全鏈條、全場景滲透融合。在此背景下，構建具有自組織、進化能力的數字創新生態系統,不僅是對傳統技術創新范式的延展與解構，更是驅動智能制造新質生產力躍升的關鍵引擎,進而形成以技術突破、數據驅動、場景迭代為支撐的協同創新演進的價值創造空間，為新型工業化發展注入持續動能。

基于上述現實研判，學界對數字創新生態系統展開了多角度研究，相關的主要議題有：基于經典技術創新范式研究了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演進機制、共創模式等,側重于揭示數字技術的驅動力；基于新興創新范式探索企業創新生態系統特征，包括數據驅動創新、場景驅動創新等;基于數字賦能視角從主體層面解構、價值創造層面研究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的形成與演進,闡釋了技術賦能對系統演進的作用。可見，學界取得了豐富的成果，但鮮有對技術(technology)、數據(data)、場景(context)等創新要素進行整合研究，進而揭示多要素協同效應對數字創新生態演化的深層次影響，致使數字創新生態系統自生長能力與效能提升的內生邏輯缺乏解釋。因此，本文基于系統觀構建TDC(technology-data-context)整合框架，通過揭示不同階段技術、數據、場景間的相互作用，進而解構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演進的內生動力機制。

本文將對新型工業化背景下我國培育制造業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的歷程開展研究，從中提煉規律構建理論。本文余下的部分是：第一部分圍繞著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技術創新、數據驅動的創新、場景創新等相關文獻開展研究，明晰相關概念并提出基于技術—數據—場景的數字創新生態系統分析框架；第二部分圍繞制造業的信息化、數字化、數智化發展不同階段，系統回顧了制造業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發展歷程，并分析不同階段的特點；第三部分基于TDC提煉了我國制造業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演進路線，據此進一步構建以技術創新、數據驅動的創新、場景創新為底層邏輯的數字創新生態系統動力機制模型(technology-data-context-innovation, TDC-I);第四部分是研究結論、實踐啟示以及未來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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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與研究框架

(一)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的界定

學界對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研究源于數字創新領域的研究。Yoo等提出數字創新是數字—物理組件重組的產物，其發展依托創新生態系統或數字平臺的組織載體。Chae等也指出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是指參與數字創新的主體借助于數字技術來創造產品，優化業務流程，創新商業模式，通過動態合作競爭構成的具有生態特征的組織體系”;Beltagui等在研究3D打印系統時明確了“數字創新生態系統就是系統主體以數字創新的形式，參與到系統動態的合作競爭之中，形成的一種生態化交互循環的組織系統”。由此，學界雖然在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概念上未統一，但是，在其是“生態組織體系”上達成了共識，并指出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的關鍵要素不僅是技術、數據還包含與技術相結合的場景等。為此，張超等將數字創新生態系統分為兩種類型，即創新導向的數字生態系統(又稱“數字創新生態系統I型”)是旨在促進數字創新產生、應用與擴散的數字創新生態系統，以及數字賦能的創新生態系統(又稱“數字創新生態系統Ⅱ型”)。其中，數字創新生態系統Ⅱ型說明了數字技術對不同場景的賦能作用，如有學者以工業互聯網等典型場景為觀測點，實證檢驗場景交互邊界擴展與價值實現的耦合關系。可見，技術、數據、場景都是數字創新生態系統形成的關鍵要素。

綜上，本文認為數字創新生態系統主要由技術子系統、數據子系統、場景子系統等構成，是參與者圍繞著技術、數據、場景等進行共享共創的創新活動形成價值疊加效應的復雜系統；技術、數據、場景資源共享、相互作用的創新交互過程推動了數字創新生態系統螺旋式發展。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有助于打破企業、產業、區域邊界進而共創價值。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數字創新生態系統可分為企業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產業數字創新生態系統、區域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等。

(二)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演進的動力機制相關研究

數字創新正在重塑經濟發展模式，其創新方式不斷豐富，已從單一技術驅動發展到數據驅動的創新與場景驅動的創新等多種方式。其中，通過數據要素的復用性、場景動態性縮短創新周期，降低創新成本，并推動創新價值空間的拓展;與此同時，創新方式的變化不僅涉及創新要素組合方式的重構，還可能引發價值創造邏輯的轉變。因此，目前學界主要從技術創新、數據驅動的創新、場景創新(innovation driven by context or context innovation)等領域對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發展動力開展研究。

自熊彼特提出創新理論以來，學界基于技術推力與需求拉力的交互作用分析了技術創新的基本過程,從供給側強調了技術是驅動創新的決定因素，其創新要素間的關系以“鏈式結構”為主。然而，數字創新時代，數據成為新的生產要素以及創新要素間關系的變化，使其與傳統經濟時代的技術變遷周期相比較，有周期縮短、創新頻率高、數據要素的復用性等特征并改變了創新價值空間;而技術變遷周期縮短，加大了技術創新風險；盡管技術創新的高利潤對企業頗具吸引力，但是，高投入、市場不確定性的高風險卻讓企業對技術創新望而生畏。因此，從創新要素層面探索創新發展的動力引起學界關注。例如，數據作為創新要素，在創新過程中不僅能夠降低交易成本，運用數據精準匹配也減少了技術創新的不確定性,這為企業提升技術創新能力、降低創新的高風險提供了新路徑。因此，創新的內驅力不再僅由技術決定，是多要素協同形成了企業、產業創新發展的動力。而既有的技術創新理論中，尚未整合驅動創新發展的數據、場景等創新要素，其也為本文在分析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發展過程的內在邏輯等提供了研究機會。

學界對數據驅動的創新研究源于21世紀初數據科學范式的興起和數字創新理論的提出,新的科研范式為創新研究提供了新路徑。如通過大數據技術加速數據積累、挖掘與應用，顯著緩解了知識生產要素供需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同時，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不僅重構了創新要素組合方式，更催生出新的或改善的產品/生產流程,使之服務于新客戶群體或重塑組織形態。既有研究表明：其一，數字平臺通過聚集需求側數據并實時共享至供給側利益相關者，促進合作伙伴間的資源互補與協同，激活數據屬性實現大規模定制和敏捷制造；其二，通過數據資源化、跨界融合及資產化等途徑釋放多維價值,可破解經典技術創新的供需匹配困境，并提升數字創新平臺的競爭優勢；其三，數據要素通過精準識別用戶需求、加速技術迭代升級，其價值釋放路徑涵蓋微觀層面的精準決策支持到宏觀層面的生態競爭優勢構建等。

場景創新隨著數字技術廣泛應用成為學界研究熱點。“場景(context)”早期在管理研究中由Kenny等率先提出，隨后Johns基于組織行為學對其進行了界定，認為場景是影響組織行為發生和意義的機會和約束；Bamberger認為場景是指那些研究周圍現象或時間條件如何直接影響較低層次現象，在不同分析層次上的一個或多個變量之間的條件關系，或受其內部現象影響的理論。傳統對場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市場營銷和商業模式等領域。近年來，在經濟學領域研究中，學者也研究了場景與數據相互依賴的關系。而ICT、云計算和大數據技術為核心的新興技術快速崛起，引起了學術界和實踐界關注到場景驅動的創新。場景驅動的創新文獻較早見于陳勁的研究，強調企業需把握戰略場景實現增長。當前學界存在場景化創新、場景驅動創新等概念，且研究邊界持續擴展。既有研究中，場景兼具技術創新動力與擴散載體雙重屬性,如Boland等揭示數字技術與業務場景的共生關系。實證研究也顯示，特斯拉通過產業鏈場景擴展驅動AI技術演進,德國工業AI應用驗證場景創新的技術適配性。可見，場景創新不僅拓展了AI技術創新方向，也為數據釋放價值提供空間。特別是數據成為生產要素豐富了傳統要素資源體系，使得價值創造主體突破時空限制,如數據驅動的創新對于場景的顆粒化及賦能作用是重要的,數據融合其他要素資源實現價值共創，為場景創新提供持續的驅動力。因此，本文從過程管理視角界定場景創新概念，場景創新一方面為技術創新提供牽引，降低了技術創新風險，加速技術迭代；另一方面是通過場景迭代、重構、擴展加速技術創新擴散實現范圍效應的過程。在此，場景創新是一個廣義的概念，不僅是場景驅動的創新，也包含場景自身的創新。

(三)文獻評述

回顧以往的研究不難發現，學界基于經典技術創新理論框架，在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數據驅動的創新和場景創新等相關領域取得了豐富的成果。既有研究更多地強調了外部動力，且沿多維脈絡解構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的發展動力：在技術驅動維度，數字技術被普遍視為生態演化的結構性動力,認為技術迭代通過重構資源連接方式與主體協作規則，驅動系統層級的躍遷,但過度聚焦技術單一要素突破易陷入工具決定論的困境；在數據驅動維度，既有研究關注數據要素的動態循環如何重構創新主體的競合關系，聚焦數據資源共享激活跨主體價值創造網絡的機制,但對數據反哺生態演進的過程黑箱缺乏深度解析；在場景驅動維度，研究更多地是停留于現象描述層面，場景創新與系統自組織的內生聯結機制方面的研究尚存空間，且在上述從要素單一維度的創新驅動研究中，主要是通過構造創新要素“鏈式”關系實現創新價值。可見，急需構建一個整合框架，從微觀層面即要素層面對三者在數字生態系統中的相互作用及其效應開展研究；基于此，對技術、數據、場景等創新要素產生的創新動力進行解釋，分析多范式創新疊加效應對創新價值空間的影響，進而厘清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演進的內生邏輯。

因此，本文研究的核心問題是TDC如何影響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演進，圍繞著核心問題將進一步分析在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演進的不同階段，技術子系統、數據子系統以及場景子系統演進的特點并解析共創價值的空間構成，進而分析TDC驅動的創新交互的動態過程。既有的成果為本文提供了研究基礎，其不足也為本文提供了研究空間。本文將圍繞我國新型工業化戰略下培育制造業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的歷程進行深入研究，由此從內生層面探究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演進的微觀動力機制。

(四)分析框架

尼爾森和溫特基于熊彼特創新思想提出了技術創新演進模型，強調了“變異”和“選擇”機制在系統演進中的作用，同時指出技術創新實現過程中的組織形式可以有不同層次，而系統演化的動力是多樣化的。因此，本文將基于技術創新演化理論與創新生態系統理論，并根據創新主體間的作用機制、系統內部自組織演化，系統內部要素相互作用、適應并不斷發展相互轉化等演化規律,從內生層面考量技術—數據—場景對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演進的影響，提出基于技術—數據—場景(TDC)的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的整合分析框架(見圖1)。以此分析多個企業聚集、邊界滲透的數字創新生態型組織，技術創新迭代快、場景多樣性、擁有海量數據資源的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的內部生成邏輯。

圖1 基于TDC的數字創新生態系統分析框架

注：T-I代表技術創新，D-I代表數據驅動的創新，C-I代表場景創新；S代表子系統，E0…En代表系統演進的階段。

根據分析框架，在研究中將探究技術—數據—場景子系統間相互作用、創新生態系統形成不同階段TDC驅動創新過程的特點等，在本研究中暫未考慮政策等環境外生變量對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演進的作用(圖1陰影部分表示系統環境，其中包括政策等)。自組織是數字創新生態系統TDC協同的底層規則，自適應是數字創新生態系統在動態環境中的功能維持策略，通常依賴于反饋機制(如負反饋平衡、正反饋放大),通過TDC的適應性變異和自組織機制形成新結構和新功能。

由此，根據本研究對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的界定，制造業數字創新生態系統主要由技術、數據、場景等子系統構成。其中，技術子系統(TS)是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基礎，是支撐功能架構實現、構建實施框架的整體技術體系；場景子系統(CS)由制造流程、產業鏈、跨產業鏈等場景構成；數據子系統(DS)即數據運營子系統，具有數據資源生成、聚集、共享、交易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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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制造業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發展歷程

隨著我國新型工業化戰略的深入推進，以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在各個領域廣泛應用，推動制造業發生深刻變革，發展經歷了信息化、數字化到數智化等階段。根據實地調研與長期跟蹤研究，本部分描述了我國制造業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的發展關鍵歷程，基于技術—數據—場景的分析框架，梳理制造業信息化、數字化和數智化等不同階段的演進特點，并從中提煉規律。

(一)信息化階段

制造業信息化始于20世紀90年代末的企業信息化，強調企業內部流程改造，采用ICT技術實現企業內部門間信息共享到與外部信息交流，提升溝通效率。但信息化階段也產生了“信息孤島”等問題，大量數據冗余沉淀，形成了“數據冰山(databerg)”(見表1)。

(二)數字化階段

在數字化階段，重點是基于制造業信息基礎設施構建了工業互聯網基礎設施，推動了場景的互聯互通(見表1)。其中，①技術子系統：云計算、區塊鏈等關鍵技術集成并融合創新，驅動工業互聯網基礎設施的規模化嵌入，依托5G與邊緣計算實現數據資源化躍遷。②場景子系統：工業互聯網平臺的“互聯網+”效應觸發多元場景裂變：截至2024年，全國具有行業影響力的工業互聯網平臺超340個，雙跨平臺達49個，連接設備超1億臺/套。③數據子系統：隨著大數據等技術創新，數據成為新的生產要素。其要素化價值體現在3個方面：第一，工業數據從無序沉淀轉向跨環節價值創造，構建研發—生產—消費全鏈協同的價值網絡；第二，基于數據資產的信任架構增量賦能主體間合作關系；第三，數據中臺等數據運營商出現(2024年注冊數據中臺企業2 410家),標志著數據要素進入體系化建構階段。

(三)數智化階段

在數智化發展階段，各子系統變化如下。①技術子系統：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I)技術突破(以2022年ChatGPT出現為標志)推動產業智能化進階。特別是包括GAI在內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在制造業廣泛采用，制造業數據資源反哺新一代AI,加速了GAI的快速發展。②場景子系統：AI實現產業鏈橫向延伸與縱向深化，體現在生產端通過智能感知與機器視覺優化柔性制造，流通端基于數據驅動的智能系統重塑供需匹配等方面。此外，跨產業協同(如制造AI向醫療、金融遷移)催生創新網絡，激發技術外溢效應。③數據子系統：工業數據與AI互饋形成增值閉環：垂直領域知識圖譜強化AI專業化能力，AI模型解析反哺生產優化與供應鏈增值，吸引中小企業接入頭部平臺。2024年數據顯示，我國智能制造裝備產業規模已達3.2萬億元以上,AI核心產業鏈上企業超過4 700家(見表1)。

綜上，我國制造業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歷經信息化、數字化和數智化等發展階段，各階段的主要特點是：信息化階段以網絡連接提升生產運作效率為主；數字化階段是實現互聯互通與資源共享；數智化階段形成智能泛在的基礎設施與參與者的共享共創。在此過程中，通過技術、數據與場景要素的動態耦合，推動制造業從數字技術對流程的單點優化向創新生態系統的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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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TDC 的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演進邏輯

(一)制造業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演進路線

基于前述，制造業在數字化進程中形成了技術子系統、場景子系統和數據子系統3個螺旋體，且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共享共創推動著制造業數字創新生態系統形成與螺旋式發展，其演進的路線具體如下(見圖2)。

(1)數字技術子系統經歷了ICT技術集成與迭代、關鍵技術ABCD+5G的創新融合及AI突破性創新的演進(見圖2的T1,T2,…,Tn)。第一，制造業信息化初期(T1),采用ICT技術集成創新、迭代創新，為企業內部場景信息流動提供支撐、連接資源；第二，在制造業數字化期間(T2),云計算、大數據、區塊鏈技術、5G、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融合創新為企業從信息化到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工業互聯網等數字基礎設施,促進了產業鏈上下游資源聚集與共享；第三，新一代人工智能(new 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GAI)技術突破性創新成為技術系統的關鍵自生長點(Tn),其應用在制造過程中突破了AI僅在流程單點輔助場景應用的局限，與工業互聯網技術融合發展構建“AI+”基礎設施，并為多方參與的價值共創提供支撐。

圖2 基于TDC的我國制造業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演進路線圖

(2)場景子系統經歷了由場景的連接、互聯互通、智能泛在等演進過程(見圖2中C1,C2,…,Cn)。第一，“連接場景(C1)”是基于ICT技術的制造業內部網絡互連，制造流程互連、信息互通；第二，“互聯泛在(C2)”是工業互聯網平臺主導形成的企業間的互聯互通，即上下游企業互聯互通，實現了數據資源共享；場景創新促進了ABCD+5G技術的廣泛采用和不斷迭代創新，隨著“關鍵技術”在制造業迅速推廣并帶動了數字產業化；第三，“智能泛在(Cn)”是基于NGAI支撐的場景自生長并形成了跨產業及跨界的廣泛連通，場景子系統不斷橫向擴展。

(3)數據子系統形成與演進。隨著大數據等新技術出現，數據成為新型生產要素，從數據冗余到企業的資源及可交易的資產轉化，形成了數據子系統并具有數據運營功能(見圖2的D1,D2,…,Dn);并以數據共享、數據交易等方式推動著系統演進。

在互聯互通場景中，工業互聯網產生了海量數據，亟需實現數據價值。數據價值實現主要的途徑有：數據資源化(D1)、數據資產化(D2)、數據運營(Dn),即數據要素與業務流程、用戶需求及技術發展相融合，推動組織、研發和生產等不同環節的創新。

在智能泛在場景中，從數字基礎設施演進到AI嵌入工業互聯網的智能基礎設施，AI技術迭代創新需要大量數據共享;數據反哺AI技術迭代創新加速其成熟，并與場景互饋創新進而實現價值共創。

綜上，制造業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經歷了資源連接、聚集與共享、價值共創螺旋式形成與演進(見圖2)。其一，在資源連接階段(見圖2的T1C1D1),以流程中信息溝通提高效率為目的，但產生了“信息孤島”等問題。其二，在資源聚集與共享階段(見圖2的D1T2C2D2),場景創新使關鍵技術與制造業融合更快、更為緊密；從內部連接到泛聯場景加快了“關鍵技術”的融合與迭代創新。場景牽引著關鍵技術ABCD+5G融合創新解決了“連接階段”產生的“信息孤島”。此階段，強調了技術的賦能作用,即以工業互聯網技術與制造業融合建設的工業互聯網平臺的目的仍是降本增效,雖然場景創新能夠擴展價值空間，但是，忽視了場景、數據的增值創新，在產業實踐中難以產生價值的疊加效應。其三，價值共創階段(見圖2的D2TnCnDn):此階段解決了制造業數字化過程中的“數據孤島”問題，其中數據反哺技術創新,加快了GAI迭代創新，而通過對數據要素價值的挖掘又加速了場景開發,驅動企業從內部流程到跨產業場景創新，形成基于NGAI的工業互聯網跨界交互場景，也擴展了創新價值空間。在制造業數字創新生態中價值空間由技術、場景、數據驅動的創新構成，由此推動數字化轉型向技術—數據—場景多元動力系統發展，進而推動了制造業數字創新生態系統螺旋式發展。

(二)基于TDC的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演進動力機制

從企業的內部流程連接場景到外部互聯互通的泛聯場景，以及不同層面跨產業、跨界的智能泛在場景，不僅是技術創新推動也凸顯了數據和場景驅動的創新對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演進的推動作用,在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下，技術—數據—場景子系統間互饋、反哺的交互創新推動了數字創新生態系統從資源連接、資源聚集與共享到價值共創階段的螺旋式演進，且構成了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發展的動力機制，實現了其創新價值疊加效應(見圖3)。

圖3 數字創新生態系統動力機制整合框架(TDC-I)

在TDC-I模型中(見圖3),技術、場景、數據3個子系統演進的主要特點如下。技術子系統(TS)演進主要通過技術迭代創新、融合創新、突破性創新等方式。在場景子系統中(CS),場景構建了數據驅動的商業閉環，加快了新技術采用、擴散并牽引關鍵技術創新。場景子系統演進的特點是向精細度、縱向深度、橫向等跨度，因此場景演進的特點也對應了場景由內部流程逐步向產業鏈縱向延伸、跨產業的橫向擴展等。對于數據子系統(DS),技術創新推動了數據功能的演化，從數據冗余到成為生產要素，經歷了資源化、資產化、資本化等過程，逐漸形成了數據運營體系。一般而言，數據子系統運營的方式主要有數據共享與數據交易等。

在TDC-I模型中，技術、數據、場景各子系統在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演進不同階段相互作用的特點如下。

其一，資源連接期，以提升效率為目標。技術創新影響場景變化，例如場景向精細化發展，新技術在場景中的采用也是技術擴散的過程，在擴散過程中技術子系統不斷迭代創新,系統中沉淀了大量數據資源，企業以連接相關資源、提升運營效率為目的。由此，該階段由技術創新子系統主導數字創新生態系統形成與演進的方向。

其二，資源聚集與共享期，即通過場景聚集資源，進而在不同主體間實現資源共享，并以賦能為目標。場景創新由其內部流程向外部擴展，其中包括縱向及交叉領域，逐漸形成場景子系統。場景演進影響著技術創新方向，技術發生迭代創新、融合創新或產生突破性創新，進而滿足新場景發展對技術的需求，并獲得場景創新產生的范圍效應;場景又是數據生成的載體，場景創新釋放數據價值，催生了數據的規模，數據成為場景子系統與技術子系統共享的資源。在這個時期，數據子系統逐漸形成。此階段的特點是，場景創新與技術創新互饋，并主導著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的演進方向。

其三，價值共創期，即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經歷了資源連接、聚集與共享期后，進入了多主體參與的價值共創形成的價值空間，創新疊加效應逐漸顯現。主要有：①數據驅動技術創新即數據反哺技術創新，數據共享加速技術迭代創新，實現了數據潛在價值；②數據驅動的場景創新促進場景子系統演進，“數據—場景”的互動為數據價值釋放提供途徑，進而驅動場景的迭代升級或新場景的涌現,數據重構形成新的需求，拓展了應用場景，放大了數據價值效應；③隨著場景創新促進數據的流動空間不斷增加，數據共享與復用，數據的潛在價值也獲得實現。總之，技術創新在系統中擴散，數據的復用和價值釋放、場景創新的范圍效應共同構成了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的多維價值空間。因而，在此階段，數據驅動創新、場景創新、技術創新等不同創新方式互饋、交互進行，共同構建了價值空間，并產生了價值疊加效應，形成數字創新生態系統螺旋式演進的內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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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文以技術—數據—場景為分析主線，從內生層面構建了以TDC-I為底層邏輯的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的整合的概念框架，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其一，針對既有學者分別從技術、數據、場景等創新要素單一維度對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演進機理開展研究，本文強調了TDC系統整合效應。從資源連接期到聚集與共享期，技術子系統逐步從邊緣支撐轉向核心引領，數據子系統的資源屬性從靜態冗余轉向動態反哺，場景子系統的交互范圍從組織內轉向跨產業鏈及跨界發展，印證了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的演進非單一要素驅動，而是技術、數據與場景子系統間協同作用。基于系統理論構建了TDC的整合框架，強調了技術、數據、場景等多維要素在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演進過程中的內生作用及其協同效應，彌補了既有研究不足。同時，建立的技術—數據—場景的分析框架也豐富了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的研究范式。

其二，針對既有基于“鏈式”的創新價值實現方式,研究了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的價值空間構成。研究表明，系統形成內生動力、多主體價值共創是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發展的共同價值主張。供給和需求側以及其他主體的創新是互饋的、交互的，推動了數字創新生態系統螺旋式演進，且創新產生的疊加效應擴展了價值空間。由此，明晰了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的價值空間主要由技術、場景、數據驅動創新實現的價值疊加效應構成。

其三，從內生層面研究了數字創新生態系統螺旋式發展的內在邏輯，回應了多種創新方式交互(聯動)如何影響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的自生長能力,明晰了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演進不同階段TDC交互創新的特點，即“資源連接期”由技術創新主導，“資源聚集與共享期”場景創新與技術創新互饋，“價值共創期”數據驅動創新、場景創新與技術創新交互驅動形成數字創新生態系統螺旋式演進的內在動力。在數字創新生態系統中，數據和場景對技術創新的反哺、互饋增加了創新的確定性，也降低了創新的高風險，為交互的創新活動提供了基礎。由此，構建了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演進的微觀動力機制，即技術—數據—場景子系統間互饋、反哺的交互創新推動了數字創新生態系統形成與螺旋式演進，通過自組織、自適應實現結構和功能升級，形成創新價值疊加效應。

(二)政策啟示

本文結合技術—數據—場景交互創新的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演進底層邏輯的研究結論，給出有關新型工業化戰略下培育數字創新生態系統“從增效邁向提質”“實現價值增值”的對策建議。

第一，政府相關部門制定產業數字化政策要從“賦能型”轉向“創新驅動”導向，從“增效”向“價值增值”轉變，建立長效機制增強產業數字化的內生動力。具體而言，數字創新生態系統價值空間不僅由技術創新擴散的績效構成，還包括數據價值實現、場景創新的范圍效應等，因此，在政策制定中不僅要關注技術創新，還要考慮數據驅動的創新及場景創新的系統效應，圍繞“三大創新”(即技術創新、數據驅動的創新、場景創新)制定組合型政策促進數字創新生態系統健康發展，持續拓展數字創新生態系統價值空間，提升系統創新效能，促進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涌現。

第二，TDC-I作用機制表明不同創新范式共享共創交互創新的邏輯，不僅對放大創新效應、解決實踐中“數據孤島”等有支持作用，也對場景創新推動新技術落地、加速產業數智化進程有幫助。

第三，本研究梳理了新型工業化下中國制造業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發展路線圖，并總結了關鍵技術與制造業深度融合的高質量發展經驗和規律，指出了在實踐中開展技術—數據—場景驅動創新的閉環管理對創新發展的意義，為相關部門提供了一個可操作的分析框架，表明了我國制造業數字化已轉向新的發展時期即數字創新生態發展階段(見圖2)。因此，不僅要發揮大型企業的創新引領作用，還要激發中小企業的創新內在動力和協同配套作用，運用多種創新方式提升企業創新能力、產學研合作能級和產業創新整體效能，加快制造強國建設。

(三)研究局限性與展望

本文在對我國制造業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發展進程回顧基礎上，從內生層面探索了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演進的微觀動力機制。未來可以從3個方向進行深化和拓展研究。

第一，本文研究將政策維度作為外生變量，尚未考量政策在數字創新生態系統演化進程中的外部作用。可在明晰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的魯棒性、適應性、涌現性基礎上，研究政策對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的影響。

第二，深化TDC-I作用機理研究，可分析自組織、自適應、進化能力如何支撐數字創新生態系統從微觀、中觀到宏觀的協同進化，如何實現從短期、中期到長期的可持續優化。

第三，可運用“技術—數據—場景”分析范式對企業、平臺型數字創新生態系統和區域數字創新生態系統開展實證研究，也可基于技術—數據—場景對產業數字化創新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開展評價研究。

本文來源于《中國軟科學》2025年第9期。馬蕾，南京理工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創新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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