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國哀悼之際，蘇聯為何對毛主席逝世沉默？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同志逝世的消息傳遍世界，全球為之動容。聯合國大會上140多個國家代表肅立默哀，53個國家降下半旗致悼，123個國家通過唁電、游行等形式表達哀思。埃塞俄比亞10萬人走上街頭游行，剛果將每年這一天定為紀念日，美國政要接連前往中國聯絡處吊唁。

然而在這全球性的哀悼浪潮中，作為曾經的“社會主義老大哥”，蘇聯的反應卻異常冷漠，甚至暗藏脅迫，成為唯一未作正式哀悼的大國。這一反常舉動，并非偶然的外交疏忽，而是中蘇兩國近二十年矛盾積累的必然結果。

中蘇關系的裂痕，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就已顯現。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個人迷信，提出“三和路線”，這與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理解產生根本分歧。中共認為，否定斯大林本質上是丑化共產主義運動，而蘇聯則堅持要破除個人崇拜的桎梏。意識形態(tài)的分歧很快延伸到國家利益層面，1958年，蘇聯提出在中國領土建長波電臺、組建聯合艦隊，被毛澤東視為企圖軍事控制中國的信號，嚴詞拒絕后，兩國關系首次出現公開裂痕。

1959年成為中蘇關系惡化的關鍵節(jié)點。中印邊境沖突爆發(fā)后，蘇聯塔斯社發(fā)表偏袒印度的聲明，將兩黨分歧公之于世。同年，蘇聯單方面停止對中國核項目的援助，撕毀多項技術合作協(xié)議。1960年7月，蘇聯突然召回全部在華專家，銷毀部分技術圖紙，給正處于經濟困難時期的中國帶來沉重打擊。此后，兩黨圍繞國際共運路線展開激烈論戰(zhàn)，中共發(fā)表“九評蘇共”系列文章，雙方互相指責對方為“修正主義”“教條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對立徹底公開化。

1966年，中蘇兩黨關系正式中斷，國家關系也降至冰點。1967年紅衛(wèi)兵沖擊蘇聯駐華大使館，蘇聯在中蒙邊境大幅增兵，從1961年的12個師擴充至1968年的25個師，配備1200架飛機和200枚導彈。1969年3月，烏蘇里江珍寶島爆發(fā)武裝沖突，成為兩國關系徹底走向對抗的標志，很多西方觀察家當時都認為中蘇開戰(zhàn)在所難免。盡管同年9月柯西金與周恩來秘密會晤緩和局勢，但邊境陳兵仍在持續(xù)，雙方的敵意并未消解。

到1976年，中蘇關系雖有零星緩和跡象，卻未觸及核心矛盾。這一年7月，兩國達成黑瞎子島周邊航道通航協(xié)議，8月中國新任駐蘇大使到任，10月大使與柯西金會面，成為多年來首次高層接觸。但這些局部進展，遠不足以彌合近二十年的深層裂痕。蘇聯始終堅持蘇共二十大以來的路線，中共則繼續(xù)批判蘇聯為“社會帝國主義”，雙方在邊境問題、國際戰(zhàn)略上的分歧依然尖銳。

毛澤東逝世后，蘇聯的反應充滿冷戰(zhàn)思維的算計。莫斯科的多數報紙對這一重大消息視而不見，僅《消息報》在倒數第二版用寥寥數行提及，而權威的《真理報》卻發(fā)表威脅性文章，稱中國若不在一個月內調整對蘇政策，蘇聯將采取“不可逆轉的決定”。這種“不悼反脅”的姿態(tài)，本質上是借中國權力交接的敏感時期施壓。

蘇聯的冷漠，根源在于長期的戰(zhàn)略對立。冷戰(zhàn)格局下，中蘇已成為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兩大競爭對手，中國與美國關系的緩和更讓蘇聯感到不安。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蘇三角關系形成，蘇聯擔心中國徹底倒向西方，對中國的任何舉動都保持警惕。在蘇聯看來，毛澤東作為中國反蘇政策的核心人物，其逝世或許是調整對華關系的契機，但絕非值得哀悼的事，趁機施壓才符合其地緣政治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蘇聯民眾與官方的態(tài)度存在反差。許多曾在中國工作過的蘇聯人對毛澤東懷有敬意，但在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下，他們無法公開表達哀思。這種官方與民間的割裂，更凸顯了蘇聯對華政策的意識形態(tài)綁架特征——一切以冷戰(zhàn)對抗為首要考量，即便面對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歷史人物逝世，也不愿放下對立姿態(tài)。

事實上，蘇聯的強硬姿態(tài)并未達到預期效果。中國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未因蘇聯的威脅而改變立場。此后，中蘇關系繼續(xù)在冷淡中徘徊，直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才出現實質性緩和。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兩國關系實現正常化，而1991年蘇聯解體后，黑瞎子島等歷史遺留問題逐步解決，曾經的積怨才在時代變遷中慢慢消解。

回望1976年那場全球性的哀悼與蘇聯的缺席，本質上是冷戰(zhàn)格局下意識形態(tài)對立與國家利益沖突的縮影。蘇聯的“落井下石”，既是近二十年矛盾積累的爆發(fā)，也是冷戰(zhàn)思維下的短視之舉。它不僅未能改變中國的外交走向，反而成為中蘇關系史上難以抹去的一頁冷色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