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典：我為什么寫《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

來源：山東大學出版社

增訂本引言

我是于1985年春，準備撰寫碩士學位論文時，開始接觸《古史辨》的。由于特別喜愛和為了隨時翻閱的方便，顧頡剛先生的那篇《古史辨》第一冊長序，當時被我復印下來并裝訂成冊，至今還插在我的書架上；插在我書架上的還有顧先生的《當代中國史學》一書的復印本。這兩個復印本由于已經過去了25年，許多字都已經自動消失了，保留下來的也有許多地方看不清楚了。

后來，劉起釪先生的《顧頡剛先生學述》一書出版，我立即購讀。但我在這一時期并沒有研究顧先生和“古史辨派”的打算，因為這時我的興趣集中在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歷史和現狀進行反思和審查上，當時我想借助這種反思和審查，參與到現實中正在展開的一系列思想論戰中去。當時的確無暇也沒有興趣顧及這些所謂的“資產階級學者”。

轉變發生在我讀了顧潮的《顧頡剛年譜》之后。應該承認，我被這部年譜所提供的諸多史實打動了，有非常強烈的按捺不住的寫作沖動，于是在很短幾天內，起草了《痛苦的人格分裂——五十年代初期的史界傳統學人》一文，投寄給了當時如日中天的《讀書》雜志，獲沈昌文先生激賞，以最快的速度在顯要位置推出。從文獻上看，這篇文章也深獲讀書界老前輩何兆武先生和張中行先生的激賞。此文是我與古典學界結緣的開始，更是我與“古史辨派”結緣的發端，而《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一書的撰寫和出版則是此文一個合乎邏輯的發展。此書出版后可以說反響更大，用“好評如潮”來形容，恐怕并不過分。詳情一查便知，此處不贅。

應該承認，本書初版印行于一個特殊的時期：2000年7月，正是“走出疑古”思潮登峰造極之時，“夏商周斷代工程”結束的前夜，《夏商周年表》公布在即，學術界的“伐顧”聲浪此時甚囂塵上?！拔飿O必反”，是自然界的法則，也是學術界的法則。此后，顧學的命運慢慢好轉，在這個過程中，自己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也略盡綿?。褐С植①Y助《古史考》的出版，在《文史哲》雜志上開辟并主持“疑古與釋古”專欄，發起和組織了在山東大學召開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冊出版八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古史辨〉第一冊出版八十周年感言》，等等。

對于顧先生和《古史辨》，我始終有一個不曾動搖的認知：作為中國的尼布爾，顧先生是現代中國史料批判運動的發起人和主要推動者；歷史研究的一個鐵則是“拿證據來！”只要這個鐵則還不過時，只要歷史研究還需要審查證據，顧頡剛和“古史辨派”的工作就不會過時。而中國歷史上最需要嚴格審查的一批證據，就是關于上古史的文獻，因這批文獻全出自后人的追述和傳說，其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手材料或原始文獻可言。顧先生和“古史辨派”的巨大貢獻，就是按照現代史學的規范，對這批文獻啟動了審查程序。嚴格說來，這一審查迄今并未完成，甚至還會一直進行下去。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筆者堅信，顧頡剛先生和他所領導的“古史辨派”將永遠為學術史所銘記！不僅如此，隨著多達兩千五百萬字的《顧頡剛全集》的出版，一個顧學研究的熱潮還可能會很快到來。在這一時刻，印行本書新版，大概能起到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罷。

初版本小引

胡適曾經俏皮地說過，歷史如同“實在”一樣，是一個百依百順、任人裝扮的小姑娘。這樣說當然有些夸大其辭，但卻形象地道出了歷史的不確定性質。歷史的確不像磚頭一樣具有固定形狀，它永遠不停地被改寫、重寫。學術史是“歷史”的一部分，當然也具有“歷史”的不確定性質。近幾十年來，民國時期的學術地圖不斷被改繪，在不同的學派手里，這張學術地圖的邊界也不同，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民國時期學術地圖繪制中的最大問題，是如何確定唯物史觀派與史料考訂派所占比例。最先起來繪制民國學術地圖的是顧頡剛，他在1945年主編出版的《當代中國史學》一書認為，鴉片戰爭以來的史學史就是史料考訂的歷史，所以，史料考訂派在這張地圖中應占據絕大部分版面，而唯物史觀派則只能占有一個很不起眼的角落：除肯定了郭沫若外，其他唯物史觀派學人沒有進入著者的視野，有的章節甚至把唯物史觀派看做是“宣傳家”而非“學問家”。整整40年后的1985年，唯物史觀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尹達主編出版了《中國史學發展史》一書。在這本書里，民國時期的學術地圖被重新繪制，唯物史觀派幾乎籠罩全圖，史料考訂派所占比例則被大大縮?。汗羰穼W設專章評述，傅斯年的名字僅一筆帶過，陳寅恪、陳垣與呂思勉、鄧之誠等被擠在“資產階級史學中的愛國和進步傾向”一節里，顧頡剛及其學派被保留了一個專節。

進入1990年代，民國學術地圖繪制中的最大問題已經轉換為史料考訂派內部史家的相對地位如何確定的問題，換句話說，是史料考訂派這座梁山上的各路英雄如何排座次的問題。不少人認為，史界“二陳”陳寅恪、陳垣應居中心地位，而陳寅恪則為“龍頭老大”、現代史學的第一人。另有人提出，這些“學術諸侯”應劃為兩路：一路為開風氣創學派者，如梁啟超、胡適、顧頡剛；另一路為社會影響小而學術影響大的實力派者，如王國維、陳寅恪、陳垣。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依筆者淺見，不論民國學術地圖如何繪制，都不應缺少或縮小顧頡剛及“古史辨派”所占比例。上古史專家、考古學家徐旭生（炳昶）1960年曾繪制過一幅民國學術地圖：自蔡元培1917年執掌北京大學起迄1949年止，“疑古學派幾乎籠罩了全中國的歷史界……當日在各大學中的勢力幾乎全為疑古學派所把持”。這幅圖景當然很難說確切，但是，雖不中亦不遠。學術史資料顯示，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至新中國建立，學術界特別是史學界，真正創立了一個學派、扭轉了一時學術風氣的，可以說除胡適、顧頡剛外再無他人。在民國時期的史學界，事實上長期坐第一把交椅的是顧頡剛，這有大量資料佐證。顧頡剛不但以古史名世，更以善于識拔、獎掖、培養青年學人蜚聲士林。顧頡剛本人是胡適的門生，他自己又帶出了一大幫弟子，這幫弟子遍布學界，且又各自帶出了自己的學生，支撐著當今的史壇。這就是現代學術的薪火相傳。在培養學術傳人方面，顧頡剛可以說是前有章太炎、胡適，后無來者。這一點將構成民國學術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章。

本書首敘顧頡剛的學術成就、影響和品格，次及他的育才之方，然后選擇若干個案，具體再現學術授受的情景及顧氏師徒間的一些恩怨是非，旨在讓人們看到：學術究竟是如何傳承的。這一主旨到底能實現多少? 只好祈求學界碩彥鴻儒，予以稽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