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中國近代學術(shù)界的著名人物,陳寶箴之孫、陳三立之子。陳寅恪生于義寧陳氏這個 世代簪纓的家族,從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為其學術(shù)造詣打下了堅實的傳統(tǒng)文化基礎(ch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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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是陳寅恪比較著名的代表作。從這兩部書中, 我們可以了解到陳寅恪對“民族”的看法,他認為,“北朝胡漢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種族”。換句 話說,胡人也可以建立漢文化的王朝,雖然隋唐皇室血脈就是胡漢交融的典型代表,但隋唐兩代 一直被認為是正統(tǒng)的漢文化王朝,并沒有因為血脈問題而被否定其王朝正統(tǒng)的地位。陳寅恪對胡 人沒有歧視心理,吳宓先生的《空軒詩話》中便有類似的記載。在陳寅恪看來,隋唐時具有鮮卑 血統(tǒng)的統(tǒng)治者們給陳腐的文化帶來了新興的精神和強健活潑的血液。根據(jù)吳宓先生的記載我們可 以得知,陳寅恪認為唐朝文學之興盛繁榮與唐朝統(tǒng)治者身上所具有的草原民族昂揚進取的文化有 關(guān)。正是這種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極大地影響了唐朝文學的發(fā)展。
陳寅恪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提到,種族與文化相比,文化無疑是占據(jù)主導地位的。 在北朝歷史中,“胡漢問題”的本質(zhì)在于是否接受漢文化,相比之下,血脈問題就顯得沒那么重 要了。陳寅恪認為,血脈上的胡人進行了漢化革新,從文化意義上來看,就已經(jīng)是漢人了,北魏 孝文帝的改革就是最好的例子。陳寅恪在民族問題上持比較開明的態(tài)度,他認為,哪怕統(tǒng)治者是 異族血脈,只要能信奉漢文化,形成“文化認同”,那就不能武斷地視其為異族,這為我們今天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學術(shù)上的借鑒。
陳寅恪這種較為開明的民族融合思想,與其身世及時代背景密不可分。其中,他的父親陳三 立對他的影響最大。受陽明心學的影響,陳三立主張重新審視先秦諸子百家思想,并積極地吸收 外來的先進思想,以尋求思想的進步與解放。
陳三立不止一次地抨擊程朱理學,表達了對陽明心學的贊賞。
陳三立是陽明心學的信奉者,對程朱理學不以為然,很多想法都與程朱理學背道而馳。對于 外國的先進思想,陳三立秉持著辯證的觀點進行看待,他既沒有食古不化,不愿接受外來思想, 也沒有像一些維新人士一樣,認為西方的思想都是正確的。
“二者皆惑,非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者。君子之道,莫大乎擴一世之才,天涵地蓄, 不竭于用,傲然而上,遂滂然而四達,統(tǒng)倫類師萬物而無失其宗。”他對外來思想的接受,可以 在他對好友郭嵩燾的評價中窺見一二。
郭嵩燾作為晚清第一批“開眼看世界”的清廷官員,在當時飽受非議。郭嵩燾在擔任駐英公 使、駐法公使期間,專門將個人所見所聞寫進《使西紀程》。另外,他積極向朝廷上書來陳述國 家之積弱,結(jié)果遭到清廷當局的怒斥,被國人議論,最終抑郁而死。
陳三立對當時大多數(shù)國人畏之如虎的西方思想,能欣然吸納其有益部分,這種開放包容的心 態(tài)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陳寅恪。陳寅恪對文化持包容態(tài)度,認為一個民族的文化思想若要自成系 統(tǒng)并不斷發(fā)展進步,一方面必須堅守自身的主體地位,另一方面要積極地接受外來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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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張騫通西域、東漢明帝修建白馬寺到玄奘取經(jīng),歷史上的跨文化交流不斷推動中華文化吸 納外來精華,使其成為自身的一部分。這一過程與陳寅恪對北朝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的觀察高度吻合。 在陳寅恪看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中,北方少數(shù)民族的強健、剛毅與斗爭精神,早已深刻 融入中華文明的精神內(nèi)核,并最終促成隋唐盛世的誕生。這一歷史經(jīng)驗,對當今鑄牢中華民族共 同體意識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啟示意義。
轉(zhuǎn)自《大河美術(shù)報 地方級》2025年8月15日第0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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