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日本總愛搞“偷襲珍珠港”這類蠢事？

偷襲珍珠港，不過是一道“開胃小菜”。真正的主菜，是日本陸軍緊隨其后的瘋狂，就在偷襲珍珠港的同一天，早已按捺不住的日軍全面開火，同時對泰國、香港、馬來亞、菲律賓、威克島、關島發起進攻。為快速奪取東南亞，日本調集40萬兵力組成“南方軍”；海軍則傾巢而出，向東南亞、西太平洋及印度洋發動全面攻勢。

上萬公里戰線同步推進后，日軍僅用1天攻克泰國首都曼谷，2天拿下美屬關島，半個月占領香港。3萬日軍穿越上千公里原始熱帶雨林，如鬼魅般現身新加坡城下，早已喪失斗志的8萬英軍隨即投降。

1942年初，日軍勢如破竹，盟軍則節節敗退、驚恐萬狀。要知道，此前百余年里，歐美從未將這些“黃種人”放在眼里；如今，日本人卻成了他們的噩夢。

僅用半年，日軍便橫掃東南亞，拿下夢寐以求的婆羅洲石油，這里的原油甚至無需提煉，可直接注入軍艦發動機。

征服東南亞與西南太平洋后，日本控制了東起所羅門群島、西至斯里蘭卡、北抵黑龍江流域、南跨赤道的大片區域，形成面積700萬平方公里、人口約5億的龐大殖民帝國，幾乎實現全部初始戰略目標，達到對外擴張的巔峰。

但這表面的“勝利在望”，卻被一件小事戳穿，美國人竟反過來牽著日本的鼻子走。這件“小事”，是美國為報復珍珠港事件，派出數架轟炸機對東京實施的一次破壞力有限的空襲。

就是這么個插曲，卻讓日本如臨大敵。為“除掉”美國太平洋艦隊，日軍倉促發動中途島戰役。結果，僅一天便損失4艘重型主力航母，剛到手的戰爭主動權瞬間易主，這正是戰略短視的典型體現。

戰后美國占領日本期間，翻遍檔案、審訊無數軍政高層，最終得出結論：日本從未有過明確的作戰終止線，也沒有成型的戰略規劃，純粹是“打到哪算哪”。

就連“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這類國與國的戰爭，最初都是中下層軍官擅自發動的。國家層面毫無準備，事發后才倉促應對，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被動。全面侵華時，日本先叫囂“三個月滅亡中國”；陷入相持后又想“以戰養戰”；未等計劃落地，便因石油短缺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

此時，德國橫掃西歐，東南亞殖民地出現“權力真空”。日本以為“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拿下”，便盯上了印尼石油。而要獲取石油，必須先擊敗美國太平洋艦隊，偷襲珍珠港，就這么“順理成章”發生了。日本的決策邏輯始終是：遇到解決不了的麻煩，就用更大的麻煩掩蓋前一個。

其實日本從不缺戰略家，明治維新的成功，早證明了這點。為何二戰時卻昏招頻出？關鍵原因是軍部“裹挾”了整個國家。

二戰前，日本打贏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時，軍隊尚能被政治家節制，軍事行動服務于政治，既贏得體面勝利，又攫取最大利益。但到二戰前夕，軍部已完全掌控日本：一系列事件，尤其是“二二六事件”導致內部分裂；年輕軍官信奉“有仗打才有軍功，有軍功才能升官”；軍隊名義上只聽命于狗皇，政府無權干涉。

這直接導致軍隊拼命擴張自身勢力。像東條英機這樣出身陸軍、一輩子混跡軍旅的人，既不懂社會也不懂政治，卻當上了日本史上權力最大的首相。上臺后他打擊異己，連曾嘲諷他“只有上等兵水平，頂多指揮20挺機槍”的石原莞爾都被貶斥，而石原恰恰是當時日本極少數具備戰略眼光的人。

所謂“戰略家”們各懷心思，都想按自己的思路制定戰略，結果每一次規劃都被下一個自認“更高明”的人推翻。人人爭當戰略家，最終卻“沒有戰略”，根源在于日本政治體制的缺陷。

明治維新后，日本實行君主立憲制，但明治天皇不愿做英國女王那樣的“吉祥物”。憲法規定天皇為軍隊最高統帥，軍隊只對天皇負責，不對政府負責。明治狗皇在位時大權在握，臣子安分守己，卻未清除“勛貴集團”。

明治狗皇死后，大正狗皇繼位，權力落入老臣手中；大正早逝，25歲的裕仁狗皇即位。裕仁狗皇與祖父一樣權力欲強，但大權仍在權臣手里。當時日本海陸軍中高級軍官多來自擁立明治的舊臣家族，把控了所有資源。

明治維新雖讓日本富裕，財富卻被資本家和官僚壟斷，百姓依然貧苦。強烈的貧富反差，讓日軍下級軍官和士兵心理失衡——他們痛恨權貴，渴望推翻腐朽統治。這群后來被稱為“統治派”的陸軍少壯派，如岡村寧次、東條英機、板垣征四郎，政治狂熱、野心勃勃。

由于軍隊人事腐敗，他們升遷無望、積怨已久，迫切想改變現狀。這些人能力有余卻地位低下，要實現理想必須獲得裕仁支持；而裕仁也想趕走舊官僚、親掌大權，君臣一拍即合，目標直指明治既得利益集團。

最終，舊勢力被清洗，統治派軍官進入軍部。裕仁安插“自己人”后，終于收回軍權。但此舉的后果是軍部勢力膨脹，政治與軍事徹底分離，日本軍方逐漸“綁架”國家，最終發動侵略戰爭、走向滅亡，實為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