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設計的手機賣了1.5億臺 | 我們的四分之一世紀

編者按：2025年，經濟觀察報以“我們的四分之一世紀”為年終特刊主題，旨在通過數十位時代親歷者的故事，共繪一幅屬于這段歲月的集體記憶圖譜。

“我不是特別喜歡電子產品的人，但我非常熱愛設計本身。”

時曉曦今年44歲。他的衣著簡潔，多是剪裁利落的深色襯衫或外套，沒有多余裝飾。

講述自己的經歷時，他的語速和緩，但聊到具體的設計思路或某個產品細節，他會明顯興奮起來，饒有興致地介紹手機上一個面板突出的細節，或接口位置的特別之處，抑或是一種顏色在不同光線下的變化。

外出途中，時曉曦經常會停下來，一副耳機、一支筆、一塊手表，或是一件并不起眼的工業產品，都會被他端詳許久。他會當場在手機里記下幾行文字，回頭整理成短文發布在社交媒體上。到現在，他已經持續更新了上百篇，匯集成“這個設計為什么好”系列，頗受好評。

這位從新疆走出的工業設計師，曾是諾基亞最年輕的設計專家之一，他主導設計的“街機”諾基亞1200全球銷量突破1.5億臺，至今仍是消費電子史上最暢銷的手機之一。除此之外，他也是首位在同一年包攬紅點、iF、IDEA與G-Mark四大國際設計獎項的華人設計師，G-Mark最年輕的評審委員之一。

然而，在他的家里，幾乎看不到任何電子產品的痕跡——沒有堆疊的智能音箱，沒有炫目的屏幕墻，只有安靜的空間和幾件親手打磨的器物。

二十年后，他頻繁往返于美國與深圳，經常在深圳周邊的工廠一住就是三個月，蹲守一道工藝、驗證一種新材料，或者把一個不可能的創意一點點磨成現實。從洛杉磯全球設計工位，到華南潮濕悶熱的車間床鋪，時曉曦做的是同一件事，設計，只是類別變得更加廣闊。

功能機的“黃金年代”

2006年，北京的一個清晨。

時曉曦刷卡走進諾基亞中國總部的設計辦公室。那是整棟大樓最隱秘的一角——頂層盡頭，僅對極少數設計師與高管開放。彼時的諾基亞，將設計與工程、市場并列，設計總負責人直接擔任公司高級副總裁。在消費電子行業，這極為少見。

兩年前，他剛以第一名的成績從清華美術學院畢業，成為諾基亞大中華區首批正式簽約的本土設計師。對他而言，這是一場提前降臨的幸運，進入那個時代最龐大的消費電子公司的設計體系，即將經歷它最細致入微的訓練。

那是功能機的黃金年代。iPhone尚未問世，安卓還在實驗室里醞釀。手機不是互聯網終端，而是“手電筒、日歷、相機、鬧鐘”的集合體。按鍵、滑蓋、旋蓋、折疊……形態之爭激烈上演，硬件仍是決勝的關鍵。

諾基亞、摩托羅拉、LG、索尼愛立信這些名字是當時畢業生心中的大廠。而2006年的諾基亞，正處巔峰：全年銷量突破4億部，全球市占率高達40%，幾乎是第二名摩托羅拉的兩倍。

時曉曦接手的第一個項目，是內部無人問津的“冷門”——諾基亞1200。一款售價極低、功能極簡的入門機。“沒預算，也沒資源支持。”他回憶，“但我無所謂，有項目做就好。”

設計空間近乎為零：外殼只能用塑料，按鍵限定硅膠，不能用金屬，也不允許復雜模組或高價工藝。每個零件的選擇都要精確到幾毛幾分的成本。正是在這種極限壓縮中，他第一次意識到：工業設計不只是關于美，更是關于控制。

令人意外的是，這臺不起眼的設備，最終成為諾基亞歷史上最成功的產品之一——全球銷量超1.5億臺，至今仍位列全球手機銷量Top 12。

他記得一個微小卻關鍵的決策：屏幕蓋板采用正面印刷還是背面印刷？前者通透細膩，但全球僅一家日本供應商能完成；后者穩妥，但效果平庸。當他堅持選擇前者時，供應鏈主管找他談話：“你確定嗎？這款手機可能賣幾千萬臺。如果日本地震，我們連一臺都出不了。”

這是消費電子行業最典型的警告：一個微小的設計選擇，可能影響的不只是工藝本身，還涉及地緣風險、制造排期以及全球供應鏈的穩定度。

最終，諾基亞尊重了他的判斷，直到第二代產品才更換方案。在一個以工程效率著稱的巨頭公司中，一個二十出頭的華人設計師決定了關鍵工藝。這在今天聽來，近乎不可思議。

自那年起，他隨諾基亞的體系走遍世界。在芬蘭學習設計文化，在深圳了解供應鏈與成本，在非洲和印度觀察手機如何嵌入截然不同的生活場景：有人靠它照亮夜路，有人用它記錄農作時間。按鍵一體化程度、LED亮度、電池續航……每一個細節，都是真實世界的回響。

這段經歷，是他第一次深刻理解，設計師的判斷，不只是關于美學，更是關于供應、成本、工藝、風險與文化的交匯。手機并非一件產品，而是被世界塑造、又反過來塑造世界的產物。

他也參與制定諾基亞的設計語言規范。其核心是著名的3F原則：Fix（不可更動）、Flexible（有限調整）、Free（自由發揮）——先確保結構與系統穩定，再談視覺個性。每季度，團隊需向總部匯報設計語言的演進：從按鍵造型、機身比例，到界面動效的節奏。

對時曉曦而言，諾基亞不只是公司，更像一座系統性與感性并存的“設計學校”，設定了邊界，也留出了自由。他能在畢業之初就負責完整項目，也能在全球化流程中沉淀出自己的方法論。

“那幾年，像把我從學生變成了一名真正的設計師。”他說。

智能機的時代從身后掠過

2007年，iPhone橫空出世。外界視其為智能時代的起點，但在諾基亞內部，許多人清楚：蘋果并非先行者。多點觸控、系統整合、App生態、UI優化……諾基亞早已嘗試過。

“問題是，他們不相信對方能做得比自己好。”時曉曦說。這種自信深植于當時的管理層信念中，他們認為諾基亞才是定義了手機的巨頭，而蘋果，不過是個從MP3起家的“圈外人”。

彼時，他已被調往美國，擔任諾基亞北美CDMA手機設計主管，主導一個代號“Winner”的項目：與安卓合作開發首款CDMA智能手機。團隊士氣高漲，原型機已具備上市能力，安卓團隊全部到位。項目名亮明期待，這會是諾基亞的第一臺安卓機。

但它最終倒在了一個微小到荒誕的節點：一個網絡適配問題無法在窗口期內解決，項目被迫叫停。多年后回想，時曉曦仍覺得，那可能是他設計過的“最好的一臺手機”。

而這只是冰山一角。塞班、MeeGo、安卓合作、微軟聯盟……諾基亞每一步都做了，卻每一步都慢了。系統的崩塌，從來不是某個錯誤決策，而是無數細節錯位的疊加。

總部固守舊渠道與成本優勢，而年輕設計師們早已買來幾代iPhone把玩。“大家以用iPhone為榮。”那種滑動聯系人、雙指縮放照片的體驗，至今讓時曉曦印象深刻——“像魔術般的交互方式”。

外部世界已換道，他們卻仍在舊軌道上做看似正確的事。

諾基亞最終押注微軟，但為時已晚。Windows Phone行業評價不差，卻沒有開發者愿意再為IOS和安卓之外的系統額外投入時間。“你打開手機，一切都挺好，直到點進應用商店的那一刻，發現什么都用不了。”時曉曦說。

曾占全球近40%份額的通信帝國，幾步之間跌出舞臺。2013年，手機業務虧損52億歐元，市場份額跌至3%，以72億美元被微軟收購，黯然謝幕。

黃金時代的尾聲，沒有告別儀式。時曉曦形容：“那感覺像是在一臺正在下行的電梯里拼命向上跑，你以為自己在進步，實際上只是延遲觸底的時間。”

后來他慢慢明白，發生變化的不只是一個品牌的命運，而是整個行業的敘事邏輯。手機不再是一臺通信設備，而變成了一塊承載操作系統和生態體驗的屏幕。

在功能機時代，外形即靈魂——消費者通過按鍵手感、滑蓋方式、配色弧線辨認品牌。但當智能機普及，連接變得唾手可得，用戶的注意力轉向短視頻、社交、推薦算法與應用商店。

這一切，幾年后也悄然在另一家公司發生。2019年，蘋果首席設計師喬納森·艾維離職。他幾乎一手塑造了iPhone、iPad與Mac的工業語言，是“現代感”的代名詞。但在他離開后，大屏趨同、邊框消失、模組統一，留給設計的空間越來越小。硬件退居二線，設計被系統和算法吞沒，成為生態的附庸。

在輝煌年代，華強北是最真實的流行風向標。“每次來深圳出差，看完工廠都會去華強北轉轉。”他說，哪款機型被山寨最多，是最直接的用戶反饋。諾基亞5000、6000系列曾是攤位上的熱門模板。即便多年后重返，那些山寨版5000仍擺在顯眼位置。“雖然是件不對的事，但你可以理解為黑白兩道的雙重認可。”他笑著說。

時曉曦早已離開手機行業，偶爾在展覽或演講中被提及。但他不再執念于“手機”這個載體，而是在多元嘗試中重新尋找設計的意義。“硬件會退場，品牌會更替，連世界也可能突然轉彎。設計師最怕的，是視野變窄——不敢想，就更不敢做了。”

剪除偏見

告別諾基亞后，時曉曦沒有轉行。他仍在做設計，只是尺度變了。不是為一個產業的未來畫草圖，而是在一個手環、一把椅子、一種材料的反復試驗中，構建自己的設計理念。

他最滿意的一件3C作品，并非那臺賣出上億部的1200，而是在華米（Zepp.NYSE）主導的一款智能手環Amazfit。那時他已從業十年，正是經驗充足的時刻。

那是一款極致簡潔的設計：無屏幕、無按鈕、無接口，通體陶瓷，潔白平滑，形似中國傳統“平安扣”。乍看之下更像飾品，少有人一眼認出它是電子產品。

靈感來自他在新疆的童年記憶，那里的人習慣佩戴玉石。設計草圖只用了兩分鐘，但為驗證制造可行性，他在華南幾家陶瓷廠輾轉幾個月。

陶瓷是一種偏執的材料。它對模具精度、燒結溫度、誤差容忍度的要求遠高于塑料或金屬。最終他們采用無線充電、隱藏拼接與藍牙通訊結構，把兩片不等尺寸的陶瓷件嚴絲合縫扣合，連接縫都幾不可見。

這款產品沒有大賣，卻獲得了2016年德國紅點獎和iF設計獎，在業界小范圍“出圈”。許多3C設計師買來研究它的工藝細節。“這是我最滿意的作品，”他說，“我們把‘挑戰經驗’這件事做到了極致。 ”

也正是從那時起，他真正意識到：設計的邊界不在圖紙上，而在工廠里——在材料的物理性中，在一個團隊是否愿意一起超越“限制”的狀態里。

“你想知道未來會發生什么？就去看工廠今天在做什么。”這句話，他反復說。

他開始頻繁穿梭于深圳與美國之間，把“跑工廠”當作保持靈感的方式。甚至曾在針織廠住上三個月，只為研究一項新工藝。“下一個世界級的設計大師，一定會出現在中國。”時曉曦堅信這一點，在那些尚未量產的模具、仍在研發期的材料里，他看見了未來的消費趨勢。

年輕時，他也曾對制造端懷有傲慢——像許多設計師一樣，以為好設計要去歐洲找靈感，必須匹配頂級工廠與頂尖團隊。可真正走進車間，他才發現：匹配比名氣更重要。最先進的工廠未必有耐心；反倒是某些中型工廠，因節奏相近、語言通順、團隊彈性強，更愿意配合嘗試。

正是這種與制造端長期而真實的磨合，重塑了他的設計路徑。他逐漸形成“材料驅動、制造優先、趨勢早于視覺”的工作方法，不再追求先鋒炫技，而是聚焦落地與合理。

這一轉變并非一蹴而就。“我知道我不是一個好相處的設計主管，”他坦言，“以前總下意識說‘這不是五分鐘就能做完嗎？’”后來，他學會了放下預設。他把這種自我修正稱為“剪偏見”——像園丁修枝一樣，一點一點放下固執、尊重差異。

這份主動的修剪，也改變了他對年輕人的理解。在設計項目之外，他還擔任許多高校的教學和設計輔導職責。自2015年起擔任清華大學X-Lab創業設計導師以來，他幾乎從不給年輕設計師提建議，甚至反感“建議”這個詞本身。在他看來，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天賦，關鍵在于盡早發現它，投身于自己真正擅長的領域，而非追隨潮流。

他常說，AI對年輕設計師就像Photoshop，是這個時代的標準工具。他自己雖是業內最早熟練使用AI輔助設計的人之一，但年輕人的作品仍常讓他驚訝。“有些我完全不知道他們是怎么做出來的，會像回到小時候，很開心——不再是無聊的大人。”語氣里是純粹的驚喜。

“我們這一代的路徑，放在今天完全不成立。連我自己的工作流，三個月前和三個月后都不是一個樣子。”他寧愿把代際合作理解為“彼此學習”。年輕人理解這個時代，他理解此前的時代。把兩個時代拼在一起，或許就能做出更好設計。

他認為，做設計最怕的不是技術落伍，是視野變窄。當你開始本能地對新東西不耐煩，開始不愿意理解另一個時代的語言，那就是危險的信號。“設計師一旦不敢想，就不可能再做”。

也因此，他早已回避設計師之間的聚會，大家想法太像，吵起來也沒結論。反而更愿意和非設計背景的人一起工作，不同視角能幫他保持視野的寬度。他越來越認同，行業內部的共識，放到外部，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有趣的是，時曉曦不是極客。他記不住參數性能，工作十幾年一直用13寸筆記本，至今沒用過大屏工作站，他的手機是iPhone 16e和一臺幾乎淘汰的iPhone 11。他不收藏自己做過的產品，也不沉迷科技消費。他的家，看起來完全不像一個3C設計師的居所。他更傾向把設計當作藝術，為生活賦予某種合理的形狀——但并不意味著生活必須被這些形狀填滿。

2025年11月，諾基亞宣布申請從巴黎泛歐交易所退市。

看到消息時，時曉曦正在深圳美術館參觀深南大道回顧展。他本打算隨意走走，臨走前卻被一個展柜吸引——里面靜靜躺著一臺功能機，正是他當年主導設計的諾基亞5000。那一刻，他仿佛聽見舊時代的回聲。

（作者 周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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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悅

TMT編輯，關注科技、大健康交叉領域，擅長行業研究，深度報道。“新聞是歷史的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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