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幻想“多極化”了，世界只有中美兩個“超級大國”｜IPP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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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12月4日，美國白宮發布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文件承認，中美關系已經“轉變為實力近乎對等國家之間的關系”。這一判斷也暗示著，中美競爭或將進一步延伸至制度安排、發展模式、體系構建及政治愿景等更深層次領域。與此同時，報告并未將“多極化”視為應當主動接受的秩序轉型，而是強調通過以美國為核心的聯盟網絡和等級體系，維持美國在重要地區的主導地位。這一思路在近期美國官員的公開表態中亦有所體現。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日前表示，曾于1823年將西半球劃定為美國勢力范圍的“門羅主義”如今已重新“生效”。

近日，《外交事務》刊載了達特茅斯學院政府學系副教授詹妮弗·林德（Jennifer Lind）的分析文章。文章通過一套創新的量化方法論，對“大國”地位進行了界定，并得出了一個顛覆主流“多極化”敘事的結論：當前世界本質上是一個由美國和中國主導的兩極體系，而非多極體系。許多被熱議的“崛起中大國”或“中等強國”，如印度、俄羅斯、德國、日本等，均未達到歷史維度上的大國門檻。

文章明確指出，中國在經濟總量和綜合國力上已遠超冷戰時期的蘇聯，是名副其實的“超級大國”（superpower），而不僅僅是普通大國（great power）。兩極結構的固有邏輯——即確保“后院”安全——正驅動中美在各自周邊區域（如拉美和東亞）展開日益激烈的博弈，迫使該地區國家面臨艱難的選邊站隊壓力。

詹妮弗·林德（Jennifer Lind）

達特茅斯學院政府學系副教授，倫敦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副研究員，哈佛大學賴肖爾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大國政治的風云變幻塑造著世界格局，也以或好或壞的方式牽動著各地人民的生活。大國間的戰爭曾致使數百萬人喪生；而獲勝的大國所建立的國際秩序，其準則與規范也深刻影響著全球的和平與繁榮。此外，大國還會以公開或隱蔽、有時甚至是暴力的方式干涉他國政治。換言之，大國的影響力舉足輕重。

世界格局的極化程度——即存在多少個大國——同樣意義重大。

不妨回顧過去三十年美國主導的單極格局。擺脫了大國競爭對手的制衡后，美國在全球范圍內部署兵力，并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塞爾維亞等多個國家開展軍事行動。

然而，兩極格局的風險則有所不同：兩極體系中的超級大國會陷入執念般的競爭，通過培植親信勢力、扶植傀儡政權來劃定勢力范圍、建立緩沖地帶。與此同時，學界普遍認為，存在三個及以上大國的多極格局最易引發戰爭，因為這種格局下的聯盟關系極不穩定，且陣營的靈活變動會大幅增加均勢判斷的難度。

盡管特定時期內大國的數量至關重要，但各界對于如何定義大國（進而統計其數量）始終未能達成共識。對于一個國家要具備何種能力或條件才能躋身大國之列，也眾說紛紜。

但國家間的相對實力始終在發生變化。冷戰時期，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曾揚言要 “埋葬” 美國，彼時許多人都對此深感擔憂。到了20世紀80年代，目睹日本經濟騰飛的美國人，又擔心會被這輪“旭日東升”的浪潮超越。

1985年《廣場協議》實施后，美元在隨后兩年內大幅貶值，日元和德國馬克迅速升值，短期內緩解了美國的貿易逆差壓力，但也對日本經濟結構和資產價格產生了深遠影響。圖源：美聯社

如今，學者與政策制定者們正爭論不休：中國究竟是會崛起為能與美國匹敵的超級大國，還是已步入衰落軌道？與此同時，印度的崛起與俄羅斯的復蘇，讓不少人宣稱多極格局已然到來。之所以會出現對均勢的諸多分歧，是因為實力雖為國際政治的核心概念，但其內涵卻始終難以精準界定。

為應對這一難題，我研發了一套國家實力對比方法論——該方法運用國內生產總值（GDP）、軍費開支等通用指標，結合近現代數據，為大國地位劃定了量化門檻。

我的研究發現，糾結于中國是否正趕超美國，其實是偏離了核心。歷史上，大國的實力往往遠遜于體系內的主導國（即全球格局中最強大的國家），但它們仍會參與危險的安全競爭。不僅如此，這套方法論還揭示出，如今中國的實力已超越冷戰時期的蘇聯。

由此可見，當代中國不僅是一個大國，更是一個超級大國。

簡言之，當前世界正處于兩極格局。諸多中等國家在各自區域內具備重要影響力，但唯有中美兩國的實力邁過了大國門檻。這一格局既解釋了中美關系日趨緊張的癥結，也意味著其他國家將愈發難以置身于兩國競爭的“火力交叉區”之外。

例如，兩極格局有助于理解美國近期為何對拉美地區高度關注——畢竟中國已在該地區斬獲了可觀的經濟與政治影響力。隨著中美博弈不斷升級，美國勢必無法容忍此類勢力滲透，正如中國也不會坐視美國在其“家門口”開展政治與軍事活動。

美國新國安戰略把特朗普描繪成美國19世紀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的現代版改造者。圖源：路透社

大國，可量化衡量

我的方法論構建，始于一份在歷史學家與政治學家協助下生成的清單——該清單囊括了1820年以來不同歷史體系中的大國。盡管學者們常就“實力”與“大國”的定義爭論不休，但這份清單凝聚了學界共識，為研判不同時期的均勢提供了“基準事實”。

隨后，我借助歷史數據，驗證了哪些指標能最精準地還原這份大國清單。在評估過程中，每個國家的各項指標均以比值形式呈現——即該國某一指標的數值與同期主導國對應指標數值的比率。例如，指標數據顯示，19世紀初的美國尚未躋身大國行列，其經濟與軍事指標均落后于英國；而這些指標也清晰呈現出，美國是如何在19世紀后期實現對英國的反超、晉升為大國的。

研究表明，有兩項經濟指標可有效識別大國：一是國內生產總值（GDP），二是將GDP與人均GDP相乘得出的復合指標。此前有學者提出，這一復合指標能同時體現大國的兩大核心維度，即經濟體量與富裕程度。

我的指標驗證了這一觀點，該指標可有效區分大國與其他國家——實力相對較弱的國家（即次等強國）在兩項經濟指標上的得分均偏低，而大國得分則處于高位，且二者之間存在顯著差距。不過，人均GDP被證實是衡量國家實力的低效指標，無法區分大國與次等強國，畢竟許多次等強國的人均GDP并不低。

此外，人均GDP還存在誤導性，因為它容易掩蓋地區發展的異質性。以中印兩國為例，兩國既存在大量高收入群體和發達地區，也有大面積的低收入區域。人均GDP作為平均值，會掩蓋這種發展差異，可能誤將此類國家判定為中等水平，卻忽視了其富裕且技術先進地區所具備的潛在實力與地緣政治影響力。

總體而言，這套方法為判定大國地位提供了可量化的門檻。我將“標準型大國”定義為處于歷史大國實力分布中間50%區間的國家（即剔除實力最強與最弱的國家）。標準型大國的GDP規模通常為同期主導國的17%至45%，中位數為27%。因此，GDP規模達到主導國27%左右的國家，其經濟實力已超過歷史上的中位數大國。

當然，一個國家能否被認定為全面意義上的大國，還需結合其他指標綜合判斷，但該方法可初步判定其是否邁過了大國的基本門檻，同時也能明確其在各維度的強弱短板。這類評估不僅可為國際政治領域的實力轉移研究提供支撐，還能為研判當代均勢變化（如中國是否衰落、印度是否崛起）提供有效工具。

昔日“第二極”蘇聯

基于這套分析方法，糾結中國能否在經濟上趕超美國，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從歷史來看，主導國往往會與實力遠遜于自身的大國展開激烈競爭——這些大國的GDP通常僅為引領者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這意味著，中國無需在實力上與美國持平或超越，就足以成為美國的大國級競爭對手。

蘇聯（Soviet Union）就是典型例證。冷戰時期，蘇聯雖被普遍視為超級大國和美國的主要地緣政治對手，但其GDP最高僅為美國的40%。盡管存在巨大的經濟差距，蘇聯仍對歐洲構成了區域霸權威脅：它不僅構建了龐大的全球情報網絡、向世界各地的叛亂武裝供應武器，還鎮壓了東歐與波羅的海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在全球范圍內傳播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正是這樣一個經濟體量遠遜于美國的國家，讓美國的國家安全政策為之耗費了三十余年的精力。美蘇兩國不僅打造了規模空前的軍隊、開啟了核軍備競賽，還曾在多次危機中將世界推向核戰爭的邊緣。

表一：中國與蘇聯相對于美國的實力指標（百分比）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作者計算。注：復合比率為GDP乘以人均GDP。

如今的中國，其經濟實力已遠超冷戰時期的蘇聯，具備了更強大的競爭能力。在“GDP×人均GDP”的復合指標上，標準型大國的數值區間為同期主導國的8% 至28%，中位數為15%；而中國當前的該項數值達到了36%，不僅遠超歷史上的標準型大國，也超過了1970年達到峰值時僅為16%的蘇聯。GDP指標也反映了中國的相對實力：中國130%的得分遠高于27%的中位數。

即便中國的實際GDP遠低于官方公布數值，其超出標準型大國GDP門檻的幅度依然巨大，足以確保其大國地位，且仍會高于蘇聯44%的水平。

中國僅在一項指標上不及蘇聯，那就是軍費開支。冷戰時期蘇聯的軍費開支曾與美國持平（即達到美國的100%），而當前中國的軍費開支僅為美國的32%。但需要注意的是，蘇聯為維持高額軍費，曾將GDP的14%投入國防領域，這種模式最終被證明難以為繼；反觀中國，當前國防開支僅占GDP的2%左右，這意味著中國仍有充足空間提升軍費規模，同時總體上將其控制在可控水平。

綜上，這套指標體系表明，中國無需實現對美國的全面趕超，就已成為兼具經濟與軍事競爭力的大國——其綜合實力甚至遠超美國上一個兩極對手蘇聯。

雙雄并立

有批評者可能會質疑中國的實際競爭能力，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已放緩、面臨諸多內部難題，且中國強化管控的政策會損害未來的創新潛力。這些觀點雖指出了中國經濟面臨的現實挑戰，但存在幾個方面的認知偏差。

首先，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是必然趨勢。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往往會在中等收入階段出現增速回落，而那些成功實現增長轉型的經濟體，最終增速通常會穩定在1%至2%的區間。

歷史上，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等曾經歷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均因人口結構惡化、薪資水平上漲、長期大規模投資引發金融危機等因素，出現了增速放緩的現象。因此，評判中國經濟的成敗，關鍵不在于能否維持上世紀90年代的超高增速，而在于能否順利過渡到成熟的低速增長階段。在此過程中，中國經濟確實面臨房地產市場低迷、債務累積以及學者所稱的“內卷化”（企業為爭奪不斷收窄的利潤空間陷入過度競爭）等嚴峻挑戰。

盡管無人能預判中國能否妥善應對這些難題，但斷言“中國已達巔峰”顯然為時過早。此前，曾有質疑者預測，新冠疫情、治理環境危機產生的巨額成本等因素，會導致中國經濟增長崩盤，但這些預測均未成為現實。尤為關鍵的是，若假定競爭對手會自行崩潰——尤其是當對手擁有像中國這樣具備適應力與執行力的領導層時——這種判斷絕不能作為政策制定的依據。糾結中國能否趕超美國，本身就是偏離了問題的核心。

另有質疑者提出，中國強化管治、加強私營部門監管等政策，會削弱其創新能力。

創新對中國的地緣政治競爭力固然至關重要，大國也必須在技術前沿領域展開角逐，若政策抑制了創新活力，中國的競爭力勢必會受影響。但從實際成效來看，中國政府的諸多政策已顯現積極作用：在高技能人力資本與研發領域的巨額投入，培育了高素質的產業隊伍；政府對綠色能源、機器人技術、生物技術等關鍵領域的大力扶持，助力中國企業實現技術創新并提升商業競爭力；而且，所謂的“新威權主義”并未阻礙中國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與通信、超級計算等技術領域取得新的突破。

事實上，在諸多領域，中國不僅能與美國比肩，還在同其爭奪行業主導權。

還有批評者對“兩極格局”的論斷提出反駁，認為當前世界實際呈現多極化態勢。他們的依據是，俄羅斯2022年入侵烏克蘭，且其與中國的同盟關系產生了重大地緣政治影響；德國與日本在經濟、科技與外交領域地位突出；巴西、印度、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等一眾中等國家的影響力也在持續提升。數據也能佐證中等國家的崛起：1990年，中等國家的GDP合計約占全球總量的15%，到2022年這一比例已升至30%；軍事層面，中等國家的軍費開支占比也從1990 年的7%提升至2022年的15%。

但中等國家影響力的提升，絕不能與多極化格局的形成混為一談，因為這些國家均未邁過大國所需的經濟與軍事實力門檻。

德國與日本因軍事動員率偏低，始終未能躋身大國行列，其能否兌現增加軍費的承諾進而突破大國門檻，仍未可知。

俄羅斯同樣處于門檻之下——若俄羅斯具備大國實力，它理應已擊敗烏克蘭，并具備威脅西歐地區霸權的能力，正如冷戰時期的蘇聯那般。

印度若能持續保持經濟增長、擴大軍費開支，有朝一日或許能成為大國，但目前其綜合實力仍未達標。

當前，唯有中美兩國同時滿足大國所需的經濟與軍事雙重門檻。

12月11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主持召開經濟問題會議。圖源：路透社

“后院”博弈

在兩極格局初期，中美兩國的競爭正滲透到各個領域：貿易、金融、技術、全球治理以及軍事領域。這一競爭所產生的影響已波及全球，印證了政治學家巴里?波森（Barry Posen）的論斷——在兩極秩序下，“邊緣地帶將不復存在”。

例如，美國正對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擴張感到擔憂，盡管美國在該地區擁有諸多長期盟友，但中國已逐漸成為當地重要的經濟、技術和安全合作伙伴。

然而，兩極格局的首要法則是鞏固“自家后院”。委內瑞拉的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ás Maduro）政府一直尋求與中國建立密切的經濟聯系，而美國近期在加勒比海和東太平洋地區施加的軍事壓力，一定程度上是對加拉加斯及該地區其他國家的警示，告誡其與北京方面過度親近的后果。

今年早些時候，特朗普政府也曾向巴拿馬發出類似信號：若其繼續允許中資企業掌控巴拿馬運河的戰略基礎設施，美國將采取軍事行動。拉美地區在冷戰時期就曾飽嘗兩極對抗之苦，而在當前中美超級大國競爭的新格局下，該地區正再度感受到這種壓力。

在東亞地區，中國或將推行本土化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中方將繼續通過漸進式策略與經濟施壓手段，迫使周邊國家與華盛頓方面脫鉤或保持距離。未來數年，中國在政治和軍事層面將美國排擠出其所在地區的力度，或將成為界定中美戰略競爭核心場域的關鍵所在。“別逼我們選邊站隊”，這是包括部分美國條約盟友在內的諸多東亞國家的心聲。

但在兩極格局下，處于超級大國“后院”的中小國家已無“自主選擇”的余地。這些國家不得不做出抉擇，且必須符合鄰近超級大國的預期，否則將承擔相應后果。兩極格局的回歸，意味著我們是時候滿懷著遺憾與憂慮，來重新正視超級大國競爭的本質、強度及其全球性影響了。

文章原標題為《“多極”幻象：為何美中才是世界僅有的兩個大國》（The Multipolar Mirage: Why America and China Are the World’s Only Great Powers），2025年12月12日刊載于《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志網站。

姜心悅｜IPP實習編譯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審校｜劉 深

排版｜周浩鍇

終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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