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9日凌晨二點,黃河邊的臨時指揮所燈火通明。蘭州城外火光沖天,六十三軍數百門火炮集體開口,震得土石亂飛。參謀翻著彈藥消耗表,臉色越來越白——上萬發炮彈,十分鐘就去了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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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擊還在加碼,電話卻只傳來一句:“五分鐘,再給我五分鐘。”彭德懷眉頭緊鎖,斷喝:“誰在前沿指揮?”答復是一串熟悉的名字——鄭維山。空氣瞬間凍結,彭德懷掄起拳頭砸桌子:“這小子,真敢下本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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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前,一野后勤才把能湊的炮彈全部清點,硬備出一萬余發,準備當決戰儲備。如今一場對空城墻的飽和射擊就干凈見底,換誰都要冒火。彭德懷還是老規矩:“把前線電話接通,告訴他戰后來見我。”
鏡頭回跳十三年前。1936年初冬,祁連山口,西路軍被馬家軍撕碎,八十八師沒人能夠全身而退。政委鄭維山帶著幾名警衛拼死突圍,他在雪夜里咬著牙發誓:總有一天,要把欠下的血債連本帶利討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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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維山早就把“苦”字刻進骨頭。長征途中,他三次翻雪嶺、三度趟草地,同行的一半兄弟倒在冰雪和沼澤,連個木牌都沒來得及豎。這樣的履歷,讓他對“傷亡”兩個字格外敏感。他常說:“炮彈不花,兄弟就得花命。”
這回輪到進攻蘭州,鄭維山把鐵尺往地圖上一比,冷冷一句:“城墻厚五米,先把外皮刨掉。”總攻日,六十三軍擺出九個營的火炮橫隊,第一輪覆蓋結束,觀察所塵土未落,第二輪又猛砸過去。城內的通信中樞瞬間啞火,騎兵集結點被炸成焦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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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里,黃河水被炮口火焰映成猩紅。兩小時后,突擊營端著刺刀沖進東崗陣地,傷亡比預案少了近一半。火網壓得越狠,沖鋒流的血就越少,這就是鄭維山的賬。
八月二十六日拂曉,蘭州易幟。統計表擺到指揮所,六十三軍一個軍用掉全軍七成炮彈。彭德懷先沉默,隨即大手一揮:“讓他回來。”傍晚,鄭維山走進帳篷,敬禮。彭德懷沉聲:“彈藥打光了,下次你拿什么打?”鄭維山挺了挺軍帽:“彈藥可以再繳,兄弟回不來。”一句話,說得帳篷內外針落可聞。
彭德懷盯著他幾秒,重重吐出三個字:“回去整隊。”語氣依舊威嚴,卻再無怒火。鄭維山轉身走入夜色,炮管的余溫還在,蘭州城的靜默像是在低聲替西路軍英魂作答。
四十天后,天安門升起新國旗。再過兩月,鄭維山率二十兵團跨過鴨綠江。那時,新的彈藥、新的敵人、還有新的賬簿已經在前面等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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