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拯救“工具人”

2025年底，DeepSeek發布即將滿一周年。當我們回看這一年內發生的一切，會突然意識到，今天的人們已如此習慣于AI的使用，用AI閱讀文章、梳理要點、寫作與檢索信息……

對于那些整日浸泡在“文科無用論”話語中的文科學生和家長而言，當讀寫的基本能力也能被AI輕松替代，圍繞“文科危機”的焦慮開始更快地累積。

然而，就業的表象之下，這場危機的本質到底是什么？已有的公開討論中，哪些屬于理性的批評，哪些是錯誤的認知？AI時代的到來，真的加劇了“文科危機”嗎？

針對以上問題，北京大學哲學系系主任程樂松近日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

圖/IC

為什么沒有人說理科無用？

《中國新聞周刊》：近年來，多所大學縮減文科招生與專業課程，“文科無用”“文科都是服務業”等論調甚囂塵上，我們該如何理性認知今天的文科危機？

程樂松：人們在談論所謂“文科危機”時，其實相當泛化和模糊。首先要清楚，我們到底在什么意義上講這種“危機”，實際上，“危機”應分為內部和外部兩個層次。前者是學科感知，指向文科自身的發展困境，后者是就業維度上的社會感知，人們經常把二者混為一談。在“文科無用論”的公共話語場域中，學生和家長關心的問題很簡單：文科生畢業后究竟能不能找到好工作。這里的“危機”和“無用”背后，有一個過于抽象和粗略的對文科的“均質化敘事”：文科生的教育投資成本和其獲得的擇業空間與薪資并不匹配。

然而，這種“敘事”是非常短視的。如果只在大學擇業層面討論“無用”，同時過度追捧那些短期熱門的專業，就忽視了一個重要因素：從大學生18歲邁入校門算起，其真正的職業生命高點通常出現在20多年以后，誰又能精準預測20多年后的職業環境與產業結構？

實際上，根據我的觀察，互聯網上談論“文科無用”最多的，恰恰是文科生。當前的就業環境下，這些學生由于在職業生涯初期就遭遇了社會負面反饋與很大挫折。如果換個角度，去看看那些寫代碼出身的理科生，在AI時代，這些人如果在40歲左右還無法進入管理崗，很可能遭遇比文科生大學擇業殘酷得多的淘汰與總體生活危機，今天為什么沒有人說理科無用？

在任何一個學科和行業，我們都要面對競爭，但無論文理，只要能在某個特定領域“卷”到頭部或天花板，總能獲得很好的薪資回報與社會地位。“文科無用論”所反映出的就業焦慮，很大程度上是被社會塑造的。

《中國新聞周刊》：如果我們不用實用主義式的“有用”“無用”二分法去評價文科，在人工智能時代，如何重新評估與尋找文科的當代價值？很多人擔憂，隨著AI在知識生產能力上的不斷強大，人文社科學者的工作終有一天將被徹底取代，你如何看待這一觀點？

程樂松：在人工智能時代，教育更核心的功能不是灌輸知識，而是培養能力。人類有三種最重要的基礎能力：第一種是對技巧性或程序性知識的掌握能力；第二種是理解力；第三種是感知力，也就是基于感知的情緒控制力。

感知力常被我們日常所忽視，但對生活及社會秩序的構建至關重要。現代社會追求效率至上，絕大多數人將自己定位為一種“具有交換價值的公共產品”，這意味著我們必須習慣性壓抑感性的一面，以免破壞自己的交換價值、影響效率。人在這個過程中成了一個典型的“職業標準件”，也就是今天人們經常自嘲的“牛馬工具人”。

但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是“糾結的牛馬”，在被迫防衛感性自我的同時，不可能完全擺脫情感需求。這樣的長期壓抑，很可能使個體最終陷入總體性崩潰，產生難以排解的職業倦怠感，進而導致整個社會的創造力缺失和大規模無意義的低效“內卷”。而文科的價值就在于教人如何自如地掌控，而非被動防衛自己的感性能力。感知力的培養，可以幫助個體對自己的情緒形成清晰的感知。

因此，在人工智能時代，我們反而更加需要文科。AI帶來的沖擊主要針對第一種能力，那些重復性、技巧性與程序性的工作可能被有效且全面地取代。但AI永遠不可能取代人類的理解力與感知力，文科培養的正是后兩種能力。簡言之，基于人性理解和自我感知的意義上，文科教育提示我們，如何成為一個整全的人。如果你接受過很好的文科教育，應擁有反思的自覺與宏闊的心量，并以一種包納的眼光看待世界。

我始終認為，我們所處的現實世界中，人是最大的變量。人最核心的東西是什么？是欲望和缺乏感。AI無法取代人與人之間的共鳴與交流，而以目前的技術軌跡來看，AI仍然只能傳達信息。至于當通用人工智能（AGI）真正到來時，如果有一天，人類對外部世界的所有感知、理解、表述和詮釋全都是由AI創造的，人類是否會完全被AI統治，或成為一種“虛擬個體”，今天的我們很難做出預測。這里最嚴重的后果是，我們沒有親身投入日常生活。

程樂松（資料圖片）

“標準答案在哪兒？”

《中國新聞周刊》：如你所說，AI永遠無法取代人類的理解力與感知力，但今天文科教育的癥結，正在于仍停留在傳統的知識傳遞層面，而非核心能力的培養。在人工智能時代，文科教育面臨的核心困境是什么？

程樂松：AI時代的文科教育應“去知識化”，更多聚焦于方法和問題。目前來看，傳統課堂上的剛性知識受AI的沖擊最明顯，以客觀知識傳遞為主的理工科首當其沖。在人文社科領域，雖然也有朝代更迭順序這類需要記憶的客觀知識，但文科的根基，建立在個體生命體驗這類主觀性“知識”之上。

例如，我講中國哲學，要教給學生的不是先秦儒家、道家與法家典籍里的史料內容，而是怎么看待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的人生精神、古人如何理解自然，在不同的時代，古代哲學家的生命經驗如何與所在世界發生互動，這才是中國哲學真正要探討的問題。這些“知識”是無法被客觀化的。ChatGPT出現后，有消極的觀點認為，以后不再需要大學老師了，我認為，恰恰相反，未來需要更多好的大學老師，這些老師在課堂上只做一件事——“思想給你看”。

因此，AI時代的文科教育在大方向上要往兩端走：一方面，本科階段的培養要強化通識性；另一方面，碩博階段的培養應更專業化，通過細節挖掘積累主觀反思，保證知識的深度和個體性。

《中國新聞周刊》：我國在大學里提倡通識教育已經很多年，文科教育的通識化該如何與“方法和問題”結合起來？

程樂松：我們的通識教育仍然是在傳遞知識。而且，在一個以學科為中心的學術體制中，專業知識的壁壘很高，根本沒法真正打通。現在各大高校的跨學科項目很火，但其實只是把不同課程拼在一起，假裝是新方向。真正的跨學科教育，不是課程的疊加，而是方法的互通。

好的通識教育，要傳授的是可以讓所有學生“拾級而上”的視角、問題和方法，其中，最核心的是掌握方法。以人文學科為例，學生入校就應掌握“讀書法”。比如，我們怎么讀中國古代史書？第一步是看版本，從史料文獻學入手；第二步是建立時空環境，確定紀年和地理；第三步是在構建好的“坐標系”里讓人物各歸其位，列出核心人物的世系年譜。這樣幾步下來，你閱讀的歷史就是活的。

在大學第一年，我建議，人文社科的各學科都要開設這樣的方法論課程，傳授“讀書法”和問題框架，每個學生至少要選修兩門。此外，文科生最好至少選修一門理科課程，培養數理思維。最理想的本科通識教育模式是完全學分制，學生不分專業，畢業時根據自主選課的學分構成決定所授予的學位。

然而，以“方法”為核心的文科通識教育模式面臨的主要挑戰，來自一路從應試教育系統中拼殺上來的大學生自身。特別是他們高中階段的“刷題”經歷，體系化地摧毀了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大學課堂上，當我和這些學生傳授方法論時，他們會問：標準答案在哪兒？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大學生越來越依賴使用AI工具進行閱讀與寫作，長此以往，這代年輕人的深度閱讀、自主思考能力乃至思想能力是否會發生嚴重退化？

程樂松：老師可以把“讀書法”教給學生，但學生自己得去實踐。毫無疑問，對AI的過度使用會讓很多人喪失獨立思考能力，用AI整理資料、寫論文看似便利，卻使個體缺失了整個閱讀過程的經驗，經驗是無法替代的。AI時代的年輕人必須意識到，文科的核心價值就來自親身經驗的閱讀、思考和感受，一旦把這個也丟棄了，個體最終只能獲得一些剛性知識，成為“三手學者”。

例如，一個學生如果沒有親自讀過《純粹理性批判》原著，只看 AI 整理的框架要點，那么他永遠不會理解康德的思考方式，因為一個人的思考方式是蘊藏在他的寫作邏輯當中的。長期如此，個體就會被AI構建的信息繭房困住，周圍是高高的認知壁壘，淪為AI喂養的“井底之蛙”。

“文理之間的界限會大大減弱”

《中國新聞周刊》：今天我們談到所謂“知識”，默認的概念是“學科知識”，而生命經驗不分學科，特別是在人文領域，文史哲之間是內在相通的。這一背景下，應如何重構以能力為核心的文科教育體系？

程樂松：理解文科教育今天的困境，首先要把它放到中國高等教育演變的長時間軸去看。自中國1999年大學擴招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經歷了從精英化到大眾化的轉變，本科教育采取高度專業化的分科教育模式，甚至有明確的職業化取向。但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學文憑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教育必需品”。此時，傳統的分科模式已難以跟上時代的發展，本科階段應逐漸過渡為一種通識教育和全人教育。

因此，當越來越多的家長宣揚“文科無用論”時，背后可以看到精英教育時代的殘影。當焦點全部指向文科，人們對高等教育體制的反思則被徹底遮蔽。更進一步說，目前我國的大學教育處于一個從普及到再分化的階段。我認為，未來的少數頭部學校一定會再度回歸精英教育，這些學校的教學方式可能就是“老師找你聊天”，這個過程中告訴你怎么讀書、怎么做研究，以培養學生的思考力、理解力、感知力與適應力。

《中國新聞周刊》：這種高度專業化的分科模式是一種全球性現象，與整個現代學術工業體系的建立密切相關。現代自然科學自19世紀末誕生以來，科學和人文兩個體系就持續分化。但今天，AI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知識生產機制，未來，傳統意義上的文理科界限會消失嗎？

程樂松：首先，AI將重塑我們對“知識”的定義。未來的“知識”可能分成兩類：一種是 “信息”類，AI可以參與大部分知識生產，越接近“信息”的部分，越容易技術化與自動化；另一種是“理解”類，越接近“理解”的部分越個體化，我們要通過理解他人來塑造自我。

這樣的分類下，我們再考慮知識生產機制如何重構。設想一下，未來，當技術性知識生產被AI大規模替代后，更關鍵的“生產”，應該是人類對AI提出和表達的需求，然后由AI執行，也就是說，最終考驗的還是人類的理解力。

隨著現代性的發展和技術的快速迭代，社會向前發展的關鍵是不斷重組的人際關系和社會分工模式，社會最需要的，是那些更容易理解與連接他人的人。更進一步說，未來社會“競爭”中的勝出者，必須能提出有效需求，并且主導表達和理解。而人類對彼此的理解源自個體獨特的生命經驗。在這個意義上，在人工智能時代，我認為，自然科學也會向人文科學靠攏，終有一天，文理之間的界限會大大減弱，甚至學科可能也不復存在。

北京大學圖書館內學習的學生 圖/視覺中國

“一群人活給另外一群人看”

《中國新聞周刊》：從內部來看，文科自身的發展長期存在困境，其中一個核心癥結，是文科學術評價體系難逃理工科式的量化指標管理，對此，你有何建議？

程樂松：你提到的這點是文科內部的一個根本性問題。現在，國內的高等教育正陷入越來越嚴重的“指標式內卷”，當學術從自由而無用的探索變成一個量化的工業體系時，實際上是在扼殺基于人類生活經驗的總體創造力，尤其對文科的傷害是巨大的。

今天的中國大學里普遍存在一種“理科帝國主義”，在這樣一套以排名、經費、項目、論文等指標為核心的學術工業體系中，我們可以從四個層次去理解文科的邊緣化：一是行政權力主導下的學術資源邊緣化；二是學科體感上的自我邊緣化；三是社會公共評價意義上的邊緣化，公眾普遍懷疑文科學者的學術能力；四是外部壓力下，文科學術共同體產生了內部傾軋，二級學科之間互相爭奪資源。這些現象一年比一年嚴重。

這幾年，青年文科學者面臨的考核壓力越來越大，要發論文、出專著，還得有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為了完成“非升即走”的指標，很多青年學者不得不放棄自己的研究興趣，去選那些好發論文的選題，跟著大佬的主流觀點走。這導致青年學者產生了強烈的倦怠感，甚至放棄學術理想，陷入自我放逐的不甘和自我和解的猶疑。長期來看，更嚴重的后果是損傷文科研究整體的活力和創造力，研究越來越浮躁，難以出現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真正有影響力的成果。

《中國新聞周刊》：有批評指出，文科研究變得越來越專業化與精細化，研究內容缺乏對重大社會問題的關切與回應，文科不再具有闡釋世界的能力。今天，我們如何讓文科重新“進入現實”？

程樂松：當文科學者被工業化馴服之后，就會逐漸沉湎于自娛自樂，使得絕大部分本來具有很強公共責任的學問變得越來越專業化。學者被鎖進了“專業化”的籠子，是導致文科研究與社會脫節的核心原因。我一直認為，做學問要有出入其間的能力，既有專精，又有宏闊。作為哲學學者，研究的同時，應把自己的思考、觀察、生命經驗以及對時代的理解，有條理地傳遞給大眾。

哲學是思想的質檢員、生活的病理學，以及人類精神上的擺渡者。哲學家負責告訴大家，那些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心靈究竟如何面對生命，這就是我們要承擔的社會公共責任。

我建議，文科學者在職業生涯的前期應深耕專業，保證研究的深度和厚度，到了中后期，可以主動尋找自身學問的公共化。這種公開化，本質上是個體精神過程的公共化。例如，我在閱讀歷史學家羅新寫作的《漫長的余生》時，最直接的感觸來自他在書中傳達的歷史態度，他在提示我們去關注被大寫的歷史所忽略的具體而微的生命過程，那些潛藏在暗處的普通人，這是一種比知識深刻得多的人文關懷。

《中國新聞周刊》：那么，未來的文科會是怎樣的形態？

程樂松：很簡單，就是一群人活給另外一群人看。

發于2025.12.22總第1217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程樂松：AI時代的文科教育應“去知識化”

記者：霍思伊（huosiyi@chinanews.com.cn）

實習生：林奇欣

編輯：杜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