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重生，我們能改寫股災歷史嗎？

1929年的華爾街股災被普遍視為現代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股市崩盤。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在此之前的20年，1907年也曾發生過一場幾乎同樣劇烈的股災。再過幾年，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20周年，這不免讓人聯想到一個世紀前歷史事件與當下現實的相似之處。

一旦開始尋找相似點，你會發現它們無處不在。2020年代，我們正經歷著右翼民粹保護主義浪潮，而它在百年前以同樣強烈的程度席卷全球。今天，隨著發達國家試圖阻止經濟移民的涌入，民族主義情緒再度高漲。1920年代同樣如此，當時美國推翻了長期奉行的“門戶開放”政策。

1929年股災之前，新興技術對傳統生計方式構成威脅，彼時的“罪魁禍首”是農業工業化和制造業。今天，類似的威脅則來自AI。

因此，在人們預料之中的是，《紐約時報》記者、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聯合主播安德魯·羅斯·索爾金（Andrew Ross Sorkin）繼其2009年暢銷書《大而不倒：華爾街與華盛頓如何奮力拯救金融體系——以及他們自己的內幕故事》（Too Big to Fail: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Wall Street and Washington Fought to Save the Financial System—and Themselves），又推出了一本“前傳”。在《大而不倒》中，索爾金記錄了2008年金融危機。而這本新書則名為《1929：華爾街史上最嚴重股災內幕——以及它如何摧毀一個國家》（1929: Inside the Greatest Crash in Wall Street History—and How It Shattered a Nation）。

新書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前作的敘事結構，通過一系列戲劇化的場景再現了不同角色間的會面交鋒。索爾金貼心地附上了“角色表”，這讓讀者更加確信，這本書（與前作一樣）幾乎就是為影視劇本量身打造的。“角色表”同時也印證了華爾街依舊是“男性俱樂部”：在《1929》列出的105個名字中，僅有一位女性；而《大而不倒》所提供的161人名單中，也只有10位女性。

翻閱《1929》一書，你將發現其內容完全具備打造一部引人入勝的Apple TV+或網飛單季劇集的所有要素：財富、野心、貪婪、意識形態與愚蠢，這些元素共同交織成一個無人樂見卻無可避免的結局。故事的核心是幾家金融機構，其中不少也出現在《大而不倒》中——最著名的當數摩根財團（即今天的摩根大通）和國民城市銀行（National City Bank, 花旗銀行的前身）。書中還刻畫了多位政界人物，包括總統胡佛（Hoover）與羅斯福（Roosevelt），鋼鐵與銀行業巨頭、時任美國財政部長安德魯·梅隆（Andrew Mellon），以及美國參議員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1929年股災后實施的金融改革法案便以他的名字命名（許多人認為，該法案的廢除是引發2008年金融危機的重要因素）。

全書由42個章節組成，每一章都圍繞股市崩盤中的一個關鍵日期展開敘述與討論。全書分為上下兩部分：上篇聚焦股災的醞釀過程與直接后果（1929年2月至12月）；下篇則講述了更長期的影響以及大蕭條初期景象（1930年4月至1933年6月）。書中交織著若干條敘事線索，有時確實難以厘清，但生動的文筆與引人入勝的歷史背景完全彌補了這一不足。

當我們對比索爾金關于股災的兩部著作，并思考書中哪些信號可能為當今市場觀察者敲響警鐘時，有兩條敘事線索格外突出。在《1929》序章中登場的人物，是國民城市銀行董事長兼總裁查理·米切爾（Charlie Mitchell），外號為“陽光”。1929年10月28日的晚上，也就是股市崩盤前一天，他被不斷蔓延的恐慌所籠罩。就在兩個月前，他剛剛完成了一樁收購交易，這將使國民城市銀行成為全球最大的銀行，遠遠超越最主要競爭對手大通銀行。被收購的谷物交易銀行（Corn Exchange Bank）的股東可選擇以每股兌換五分之四股的方式獲得國民城市銀行股份，或每股兌換成360美元現金。然而，國民城市銀行的股價開始波動。米切爾得知，該行交易員被迫買入了大量本行股票，以維持足夠高的股價，是為了能吸引谷物交易銀行的投資者選擇換股而非現金。但問題在于，國民城市銀行根本沒有足夠的現金支付給那些選擇兌換現金的股東。于是，米切爾不得不動用私人財產填補資金缺口。

簡而言之，這家銀行正面臨典型的流動性危機，而米切爾最害怕的是：一旦消息泄露，必然引發銀行擠兌，存款人會在國民城市銀行現金耗盡前，爭先恐后地提取現金。最終，米切爾未能穩定股價，合并計劃宣告失敗。雖然國民城市銀行在股災中幸存下來，但昔日的“華爾街英雄”米切爾卻淪為眾矢之的，被視為華爾街貪婪的化身。

在《大而不倒》的主要敘事線索中，雷曼兄弟的故事清晰映射出1929年危機的影子。作為一家沒有零售存款（retail deposit）基礎的投行，雷曼主要依賴批發貨幣市場（wholesale money market，編者注：是指金融市場的一個細分領域，大型金融機構和企業在此進行短期、大額的借貸交易）來為其股票和債券交易活動融資。當外界逐漸得知雷曼的次貸投資存在巨大風險敞口后，其股價連續暴跌。雷曼時任CEO理查德·福爾德（Richard S. Fuld Jr.）意識到，公司已無法再獲得短期融資。于是，他開始拼命尋找資金雄厚的買家接盤。但最終未能成功，導致公司破產。正如索爾金所解釋的那樣，福爾德與當年的米切爾一樣，成為公眾宣泄憤怒的對象，揭示出華爾街的貪婪與亂象。

那么，如今的華爾街是否也潛伏著米切爾和福爾德這樣的人物？索爾金講述的這些故事，能否為當下的全球動蕩時期提供一些啟示，從而規避未來的災難？盡管《1929》和《大而不倒》生動再現了兩次危機的全過程，但這兩本書在經濟分析方面的內容并不多，也未曾提出應對下一次大規模股市崩盤的防范措施。

公允地講，索爾金的創作初衷本不包括這些目標，他大概也認為這難以實現。事實上，正如他在《1929》的后記中所總結的：“歸根到底，1929年的故事無關利率或監管……而是關乎某種更恒久的存在：人性。”

索爾金給出的秘訣是：保持謙卑。我們總是希望如今的金融業CEO都能理解這一點，并從歷史中吸取教訓。但遺憾的是，索爾金可能很快就會推出該系列的第三部作品：《2029：他們何時才能真正醒悟？》。

大衛·尚皮恩（David Champion）| 文

大衛·尚皮恩是哈佛商業評論英文版資深編輯。

周靜怡 | 編校

本文選自哈佛商業評論2025年10-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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