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下惠真的能“坐懷不亂”嗎？

□孫曉明 孫辰龍

山東省新泰市宮里鎮(zhèn)西柳村有一個文化主題公園名叫和圣園，是國家3A級旅游景區(qū)。這個公園占地面積108畝，以春秋時期魯國大夫柳下惠為主題，建有和圣像、和圣湖等核心景點，形成江南園林與北方地域文化相融合的布局特色。

在中國古代賢哲的璀璨星河中，柳下惠的形象，宛如一枚獨特的徽章，其上鐫刻著“坐懷不亂”四個大字，歷經(jīng)千年傳誦，幾乎成為道德完人與正人君子的圖騰。然而，這位備受孔孟贊譽的“和圣”，其真實的人生軌跡究竟是啥模樣？那則膾炙人口的道德軼事，是鐵鑿的歷史事實，還是后世精心構(gòu)筑的倫理寓言？在漫長的時光長河里，他的身影又是如何被不同時代的力量不斷涂抹、重塑，乃至奉上神壇或擱置一旁？此刻，讓我們撥開重重迷思，匯集典籍的殘章與民間的回響，重新踏入春秋魯國的歷史煙云，去探尋一個更為立體、復雜而真實的柳下惠，還原其生平際遇、思想內(nèi)核與身后那部起伏跌宕的接受史。

柳下惠的生平本相探微

柳下惠（前720年—前621年），姬姓，展氏，名獲，字禽，又字季，乃魯國宗室后裔，魯孝公五世孫。其父展無駭為魯隱公時司空，因軍功受賜以祖父公子展之字為氏，始有展氏。柳下惠一生官至魯國“士師”，執(zhí)掌刑獄，雖僅為中級官員，卻以恪守周禮、道德高尚著稱，成為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典范，甚至被清代學者劉逢祿譽為孔子之前魯國唯一的“圣與仁”者。

關(guān)于他的出生，清代孔府檔案中保存的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禮部批文《和圣世紀》記載甚詳：柳下惠生于“周平王之五十一年（前720年），實魯隱公三年辛酉冬十一月十八日也，降生時室有鳴響，三人驚異之。”這一日期與民國《展氏族譜》所載吻合，具有較高可信度。而其卒年，《和圣世紀》明確記為魯文公六年（前621年）十二月三日，享壽百歲。盡管另有古籍稱其九十三歲而終，但官文書的權(quán)威性使“百歲說”更為學界所接受。

其故里所在，歷來眾說紛紜。據(jù)《展氏族譜·世系》記載，他“生于故縣，長于堰頭”。故縣村在今山東兗州西北，古稱乘丘，春秋時即為魯?shù)兀谎哳^村在其附近，雖今名始于明代，但族譜稱柳下惠后人世代居此，可能借后世地名追述古事。此外，山東新泰柳里、肥城展家洼等地也有“和圣故里”之說，多系后世族人遷徙附會而成，不足為憑。歷史地理學者綜合判斷，兗州故縣一帶為其真實故里的可能性最大。

柳下惠的仕途始終與“士師”一職緊密相連。《論語·微子》明確記載“柳下惠為士師”。此職在周代屬司寇之下，主管訴訟刑獄，有權(quán)依法判案甚至執(zhí)行刑罰，雖爵位僅為下大夫，但地位關(guān)鍵，可近君議事。湖北張家山漢簡《柳下季為魯君治獄》的出土，證實魯君曾親自聽取其判案意見，并贊其“當哉”。然而，正是這樣一個需要鐵面無私又易得罪權(quán)貴的職位，讓堅守原則的柳下惠一生坎坷。關(guān)于其是否擁有“柳下”食邑，學界多傾向否定。漢代高誘、趙岐等早期注家皆認為“柳下”為其居住地或號，唐代以后方有“食采柳下”之說，恐系后人增飾。

其墓葬所在更是撲朔迷離。河南濮陽、山東兗州高廟、新泰南汶西村等地均有“柳下惠墓”傳說。兗州故趙村據(jù)族譜稱為其初葬地，但可能早為空冢；新泰之墓則自明嘉靖后才見于方志，或為后世族人修建的紀念冢。真實墓址已湮沒于歷史，但各地遺跡恰恰反映了后人對其追思之廣，祭祀之誠。

從“庇護寒女”到“坐懷不亂”

“坐懷不亂”的故事，堪稱柳下惠最為人熟知的道德傳奇，甚至成為中華文化中“慎獨”與“不欺暗室”的象征。元代陶宗儀《南村輟耕錄》描繪得最為生動：“夫柳下惠夜宿郭門，有女子來同宿，恐其凍死，坐之于懷，至曉不為亂。”這一場景充滿戲劇張力，將柳下惠的仁心與定力刻畫得淋漓盡致。

然而，若追溯源頭，這一故事實為后世層累建構(gòu)而成，其演變軌跡清晰可辨。最早可溯至《詩經(jīng)·小雅·巷伯》毛亨傳。其中記載，魯國有一男子獨居，暴風雨夜鄰居寡婦屋壞求宿，男子閉門不納。寡婦隔窗質(zhì)問，男子答道：“吾聞之，男子不六十不閑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并反問：“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此處“嫗”意為溫暖、庇護，“不逮門之女”指無處投奔的女子。毛傳僅言柳下惠曾溫暖救助受凍女子而未遭非議，并無“坐懷”的具體情節(jié)，重點在于引述此事作為道德參照。

至漢代《孔子家語·好生》篇，記載略有擴充，但仍未脫離毛傳的基本框架。真正將“坐懷不亂”故事豐滿并定型的，是后世文人對柳下惠人格的想象與推演。清代學者盧文弨、陳奐等曾試圖從《荀子·大略》“柳下惠與后門者同衣而不見疑”一句中尋找源頭，但該句原意是稱頌柳下惠安于貧賤、衣著樸素與守門人無異而心志高潔，與男女之事無涉。唐代楊倞早已正確注釋為“言安于貧賤，渾跡而人不知也”。可見，“坐懷不亂”的情節(jié)很可能是后人誤讀《荀子》文句，再結(jié)合《孟子》中“雖袒裼裸裎于我側(cè)，爾焉能浼我哉”的比喻，逐漸敷衍附會而來。

為何此故事獨獨附會于柳下惠？深層原因在于其人格基底完全承載得起這一“光環(huán)”。《論語》《孟子》等經(jīng)典早已奠定其“和悅坦蕩”“直道事人”的圣賢形象。他長期仕途困頓卻能“不怨不尤”，面對濁世而自信“爾焉能污我”，這種強大的人格定力與道德自信，為“坐懷不亂”的文學想象提供了堅實的人格底本。民眾與文人愿意相信，也只有柳下惠這般“言中倫，行中慮”的君子，方能經(jīng)得起如此極端的道德考驗。因此，“坐懷不亂”雖可能非歷史真實，卻是其道德精神的文學化濃縮與象征，是中國人對理想人格的一種浪漫表達。

柳下惠的“三黜”人生

柳下惠的仕途充滿坎坷，古籍屢言其“三黜”。《論語·微子》直書：“柳下惠為士師，三黜。”面對他人勸其離魯?shù)难哉摚换貞骸爸钡蓝氯耍赏蝗恚客鞯蓝氯耍伪厝ジ改钢睿俊贝嗽挷粌H體現(xiàn)其對現(xiàn)實的清醒認知，更透露出對故土的深情與原則的堅守。所謂“黜”，并非完全罷免，更多指壓抑與不得升遷。終其一生，他官階難進，抱負難展。

他的事跡散見于《左傳》《國語》等先秦文獻，雖零星卻光彩奪目，勾勒出一位恪守禮法、敢于直諫的賢臣風骨。公元前634年，齊軍伐魯，柳下惠授計展喜，以齊魯先祖“世世子孫無相害”的盟誓為依據(jù)，勸退齊師，展現(xiàn)了以禮止戰(zhàn)的外交智慧。當執(zhí)政大夫臧文仲因海鳥“爰居”棲于城門而欲行祭祀時，柳下惠嚴詞勸阻，系統(tǒng)闡明“圣王制祀”須以功德為準的原則，其言深中禮義，令文仲誠服認錯。在宗廟祭祀中，他堅決反對將魯僖公之位升于閔公之上的“逆祀”行為，捍衛(wèi)了昭穆有序的禮制根本。而“岑鼎明信”一事尤為彰顯其品格：齊國索要魯國重器岑鼎，魯君以假鼎應付，齊人指明須柳下惠作證方認。柳下惠坦言，不能以個人信譽為代價成全國君之私，終使魯君送出真鼎。其信譽之重，竟能取信于敵國。

這些事跡共同描繪出在禮崩樂壞的時代，一位仍竭力守護周禮價值、堅持直道、不懼權(quán)威的士大夫形象。孔子曾為其不平，批評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然而，柳下惠仕途困頓的根源或許更為深刻：他所恪守的周禮宗法，在春秋中期已漸顯僵化，而魯國新興勢力如“三桓”更重現(xiàn)實利益。他的堅守固然高尚，卻與時代潮流漸行漸遠，其政治失意實為時勢使然。

“和圣”形象的多維解析

柳下惠被后世尊為“和圣”，絕非僅因“坐懷不亂”的軼事，而是其整體人格所輻射的多維道德光芒。孟子對其推崇備至，在《萬章下》與《盡心下》中多次評述，將其與伯夷、伊尹、孔子并列，稱其為“圣之和者也”，并精辟概括其風范：“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與鄉(xiāng)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此處的“和”，并非無原則的調(diào)和，而是指其性情溫和坦蕩、待人寬厚，能在任何境遇中保持內(nèi)心的從容與平衡。

其品格可從以下維度透視：和而不同，直道為本。他的“和”建立在“直”的基礎(chǔ)上。待人雖寬，然與權(quán)貴論理則鋒芒畢露，批評臧文仲、夏父弗忌毫不留情。他坦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明知可能碰壁仍擇善固執(zhí)，這是一種有風骨、有原則的“和”。

寵辱不驚，恬淡自守。屢遭壓制（“三黜”），久居下位，卻能“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他人勸離，他卻安然留魯，自信“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于我側(cè)，爾焉能浼我哉！”這般內(nèi)心的定力與自足，正是道德修養(yǎng)臻于化境的體現(xiàn)。

眷戀故土，情深母邦。相較于七十余年后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靈活，柳下惠對魯國的眷戀更為執(zhí)著。他將個人仕途與家國命運緊密相連，不愿為求顯達而背離父母之邦，其情感成為后世愛國精神的重要源泉。

誠信立身，名重天下。“岑鼎”一事是其誠信的最佳注腳。他將個人信譽視若不可割讓的“國土”，其誠信甚至能作為敵國之間的擔保。其妻在誄文中亦贊“夫子之誠信，與人無害兮”，可謂知夫莫若妻。

智仁兼?zhèn)洌泻弦弧Ｋ⒎强照劦赖碌挠厝澹和她R師展現(xiàn)外交智慧，議祀典顯示禮制深養(yǎng)，治獄案體現(xiàn)執(zhí)法之能。其道德言論皆根植于具體實踐與對禮制的深刻理解，故孔子贊其“言中倫，行中慮”。

正是這些復合而立體的品格，使柳下惠超越了“坐懷不亂”的單薄形象，成為一個豐滿的道德典范。清代學者劉逢祿所謂“在魯言魯，前乎夫子而圣與仁，柳下惠一人而已”，雖言辭絕對，卻道出了其在孔子之前，作為魯文化道德標桿的獨特地位。

欄目策劃/編輯 馬純?yō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