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逝前一天，浦安修給楊尚昆寫信訴說遺愿：老彭的傳記就拜托您了

1991年5月14日清晨，北京301醫院的病房里還沒完全亮起燈，一支顫抖的手在白紙上劃過。護士聽到輕喚，俯身湊近，只聽老人低聲囑托：“請務必把這封信交給楊副主席。”不多時，手里的鋼筆停住，浦安修合上信封，神情終于松了一口氣。距她去世，只剩二十多個小時。

信封上寫著八個字——“關于老彭傳記事”。這八個字讓醫護人員意識到，老人心里始終放不下的，依然是離世十五年的那位彭德懷。隨后，信件通過總政專人呈送中南海，楊尚昆展信時已近午夜，眉心輕蹙，久久無語。據在場者回憶，他只說了一句：“老戰友的托付，不能耽誤。”

時間往前推二十九年。1962年10月的杭州，陰雨連綿。吳家花園客廳里，彭德懷擺上一只黃澄澄的酥梨，用小刀削得薄如蟬翼，再平分兩半。分梨即“分離”，此情此景，外人看了都替他們揪心。彭德懷放下刀，開口卻透著硬氣：“安修，相信我就別吃那半梨。”一句話把決定權全部拋給眼前人。

浦安修的眼圈本就紅得厲害，這一刻卻還是伸手拿了一半，含淚咬下第一口。她不是不懂寓意，只是下不了決心走別的路。旁邊的楊獻珍急得連聲勸阻，卻只能看著半片梨消失在淚水里。彭德懷把剩下的半片狠狠擲到地上，扭頭而去。吱呀的門聲像刀子，在房梁上回蕩。

回到住處，浦安修向組織遞交離婚報告。中央收到后，楊尚昆批了條子——“劃清界限不必通過離婚。”周恩來也表示：“離不離，是他們私事，組織無權裁決。”于是這份報告一直擱著，兩人的婚姻法律上并未終止，但情感裂痕卻和那只摔碎的梨子一樣，再難修復。

1974年，彭德懷病危。有人趕去詢問浦安修是否探望。她沉默許久，只回了七個字：“我還是不去吧。”一句話關上了最后的門。彭德懷彌留之際并未等到熟悉的身影，這成為浦安修晚年最深的失眠原因。多年后，她對楊獻珍自責：“當年梨是我吃錯了。”

真正讓她下狠心補償的是1978年。工作恢復后，她被邀參與《彭德懷軍事文選》整理。一次審稿會議結束，她獨自坐在資料室，翻著彭德懷手寫批示的原件，字跡蒼勁，一針見血。看著看著，淚水模糊紙面。那晚，她給同事留下一句：“要是能把他的完整傳記做出來，我死也瞑目。”

組織很快批準了編寫計劃，并補發撫恤款四萬八千元。彭德懷生前留給她的四千元，她只留兩千，另一半交到家鄉，算是替老彭盡孝。剩余經費被她用作寫作組招待費。有人勸她留點養老錢，她擺擺手：“這些都是公家的，不能混用。”

編寫過程并不順。材料浩如煙海，交叉印證耗時耗力。更難的是，有些關鍵戰役會談錄音缺失，需要到各大檔案室層層審批。浦安修年過七旬仍天天守在資料堆里，常常忙得忘記吃午飯。一次整理到紅三軍團長征電報，她忽然對身邊助理說：“這段你去抄，我念給你聽。”聲音堅定，一字一句，不容差錯。

1990年底，她被確診為心臟瓣膜嚴重硬化。醫生下達靜養指示，她卻仍惦記未完稿的最后三章：抗美援朝歸國、廬山會議風波、晚年沉冤。寫作組進病房匯報進度，她氣息微弱，卻連續提出十余處需補充出處，不得不說，對細節的苛刻達到了偏執的地步。

臨終前那封信，除了拜托審稿，還附上一份清單：尚需核查的時間坐標、需補采訪的十位部隊老首長、三段戰役地圖位置校對。她擔心寫作組因人手不足虎頭蛇尾，特意懇求“請指派專人盯到底”。末尾一句用鋼筆重重圈了兩道：“若傳記夭折，此生抱憾。”

第二天凌晨4點32分，心電圖劃成直線。醫生宣布“搶救無效”。楊尚昆得訊，立即批示中央軍委辦公廳：“全力保障《彭德懷傳》出版，無限期不得停工。”總政、總參隨后抽調精干人員，增補到寫作組。工程迎來轉折。

1997年春，七十余萬字的《彭德懷傳》在北太平莊的軍版印廠正式開機。審讀通過那天，印廠拉起橫幅，沒有慶功酒，只有每人一碗簡簡單單的餛飩。有人感慨：“老彭回家了，也算告慰浦老師。”書脊上題寫“彭德懷傳”四字的，是鄧小平。印廠師傅說，裝訂最后一道工序時，每個人都格外小心，“就像遞交軍禮似的”。

《彭德懷傳》發行后的頭半年，上千封讀者來信涌向寫作組辦公室，其中不少是老兵。他們說讀到朝鮮戰場章節時，仿佛又聽到鴨綠江上的炮聲。也有人把書寄到湖南湘潭老家，留言“交給村里的孩子們看看，知道咱們這位戰將到底靠什么贏得尊敬”。

至此，那間病房里寫出的信件完成了一樁托付。倘若浦安修還在，大概會用她慣有的平靜語氣說一句：“總算沒辜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