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亞歲”之稱，真是唐宋才有的嗎？

清晨翻《后漢書》，看到“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一句，忽然想起老家至今流傳的“冬至大如年”。漢唐時過冬至，真的像后來那樣鄭重嗎？“亞歲”的名號，真的是唐宋人的發明？翻著泛黃的古籍，竟慢慢理出一條藏在歷法與禮制里的冬日生存邏輯。

一、從“賀君道”到“官民同慶”：漢代冬至的起點

漢代冬至的核心，藏在《續漢書·禮儀志》與《后漢書·禮儀志》的互補里。《續漢書》記“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后漢書》補了細節：“冬至日，百官皆衣絳，至立春乃止”——這是朝廷定的規矩，冬至穿紅衣朝賀，要一直穿到立春。為什么要“賀”？當時人信陰陽，《孝經說》講“冬至陽生”，帝王借這一天強調“君道隨陽氣生長”，讓百官通過儀式認同皇權與自然節律的綁定。

不過漢代的冬至，還只是“官樣文章”。《史記·封禪書》沒提民間冬至，直到《四民月令》（漢代農書）才隱晦提到“冬至薦黍糕于祖禰”——普通人家會在冬至用黍糕祭祖，但沒形成全民儀式。那時的冬至，更像一場“官方意識形態秀”，民間不過是跟著沾點“陽氣起”的彩頭。

二、“亞歲”名號的錯位：唐宋文獻里的漢唐影子

很多人以為“亞歲”（僅次于新年）是唐宋說法，實則宋代類書早把賬算到了漢唐頭上。《太平御覽》卷28引《續漢書》：“魏晉冬至，天子率公卿以下受朝賀如元日”，又引晉周處《風土記》：“魏晉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后日影增一線”——這里已經把冬至稱為“亞歲”嗎？不，《風土記》只說“亞歲”是“冬至節”的別稱，但作者周處是西晉人，可見至少在西晉，“亞歲”已用來指代冬至。

更有意思的是唐代的“繼承”與“改造”。《唐會要·受朝賀》載“開元八年冬至，上御含元殿受朝賀”，流程和漢代類似，但《唐六典·尚書禮部》加了“賜百官宴于朝堂”的規定——漢代只穿紅衣，唐代多了賜宴，官方的“賀”從“儀式感”變成了“實際福利”。至于民間，白居易詩里寫過“邯鄲驛里逢冬至，抱膝燈前影伴身”，但那是旅人的孤獨；敦煌文書P.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倒留下實錘：“冬至官給面壹斤”——唐代邊地的百姓，冬至能領官府發的面，這和漢代“百官衣絳”形成對照：漢代福利在官，唐代延伸到了民。

三、“數九”不是消遣：歷法推算里的冬日生存術

比起“亞歲”，“數九”的起源更撲朔迷離。《荊楚歲時記》（南朝梁）最早明確記“俗用冬至日數及九九八十一日”，但漢唐時的“數九”遠不是畫梅消寒那么風雅。《通典·食貨典》提到漢代“冬至賜肉”，《唐六典·膳部》載唐代“冬至進酒食”，其實都和“數九”的底層邏輯有關——古代冬季物資匱乏，“數九”本質是用歷法標記寒冬進度，幫人們規劃越冬資源。

漢代《淮南子·天文訓》已精確算出冬至時刻（“日短至，則斗指子”），魏晉人據此推衍出“從冬至起每九日為一‘九’”；唐代《藝文類聚》引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冬至數九，畫素梅一枝，曰消寒圖”，看似雅致，實則北方家庭用它算著日子囤糧、補衣。敦煌文書S.2073《雜抄》有殘句“冬至數九，始備裘褐”，更直接點破：數九是提醒自己“該準備過冬衣服了”。那些畫在紙上的梅花瓣，其實是刻在日子里的生存刻度。

四、禮制與歷法的暗線：古人為何重視冬至？

回頭看漢唐冬至的變遷，會發現一條清晰的“下沉路線”：漢代是廟堂的“君道秀”，唐代變成官民的“福利日”；“亞歲”從晉代的官稱，到唐宋成了全民俗語；“數九”從歷法推算，落地成民間儀式。背后的動力，藏在禮制與歷法的配合里——

官方通過冬至朝賀，把“皇權合于天時”的觀念灌給官僚；通過賜面、賜宴，讓百姓感受到“國家與民同慶”的溫度，這比單純發政令更能鞏固認同。而歷法上的“冬至”作為“陽氣起點”，給了所有人一個共同的時間坐標：不管是帝王祭天，還是百姓祭祖、數九，都是在這個坐標下，用儀式安頓對寒冬的不安。

就像《唐會要》里那句“冬至之節，古今所重”，古人重的從來不是“亞歲”的名號或“數九”的形式，而是借這一天，把“天人相應”的道理，從皇宮傳到巷陌，從禮典落進日子。

史料來源

1.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后漢書·禮儀志中》，中華書局1965年版。

2. （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卷28《時序部十三·冬至》，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

3. （唐）王溥撰：《唐會要·卷二十四·受朝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4. （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卷四·尚書禮部》，中華書局1992年版。

5. （唐）李吉甫撰：《沙州都督府圖經》（敦煌文書P.2005），載《敦煌寶藏》第140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版。

6. （南朝梁）宗懔撰：《荊楚歲時記》，《四部叢刊》景明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