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仲鎮計生辦的窗欞上,積了厚厚一層灰。錢時興靠在褪了漆的木椅上,兩腳翹在辦公桌上,皮鞋尖晃著午后昏黃的光。
鄧中興捧著剛整理好的報表進來時,錢時興眼皮都沒抬:“小鄧,去給我打壺熱水。記住,要滾開的,溫吞水泡不開我這龍井。”
“好的,錢主任。”鄧中興放下報表,提起墻角的鐵皮暖壺。
“等等。”錢時興瞥了眼他洗得發白的襯衫袖口,“我說小鄧啊,你這身打扮,走出去可丟咱們計生辦的臉面。你爹媽不是在鄉下種地么?怎么也不給你置辦身像樣的行頭?”
鄧中興的手指微微收緊,臉上卻平靜:“我父母供我念書已經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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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念書頂什么用?我高中畢業接我爹的班,這不也當上主任了?”錢時興彈了彈煙灰,“去,快打水去。”
鄧中興轉身時,看見桌上攤開的村民準生證申請材料,其中一份夾著一盒未拆封的中華煙。他腳步頓了頓,終究什么也沒說。
錢時興在鎮計生辦已經干了二十三年。二十三年前,他接替退休的父親,從最基礎的計生員做起。那時他還抱怨過,嫌這工作“沒油水”。可漸漸地,他摸出了門道——準生證批不批,獨生子女費發不發,什么時候發,都有“操作空間”。
下午,河西村的老王頭來了,佝僂著背,手里拎著個黑色塑料袋。
“錢主任,我兒媳婦的準生證……”
錢時興慢條斯理地翻看著材料:“材料不全啊,還缺個證明。”
“啥證明?鎮醫院不是開了么?”老王頭額頭上冒出汗珠。
“我說缺就缺。”錢時興往椅背上一靠,“不過嘛,也不是不能通融。你兒子在縣城建筑隊干活吧?我小舅子家正蓋房子……”
鄧中興在旁邊整理檔案柜,手停在半空中。老王頭顫抖著把塑料袋放在桌上,露出一條紅塔山和兩瓶酒。錢時興這才露出笑容:“我看看啊,哦,原來證明在這兒呢,剛才沒翻到。”
老王頭千恩萬謝地走了。鄧中興終于忍不住:“錢主任,他家的條件我了解,那兩瓶酒得是他半個月的菜錢。”
錢時興冷笑:“小鄧,你還年輕。在這基層,不會‘辦事’,誰拿你當回事?你看你,天天加班加點,整理那些破檔案,誰領你的情?”
“為群眾服務不需要誰領情。”鄧中興聲音不大,卻很堅定。
“嗤——”錢時興點燃一支煙,“農村出來的,就是死腦筋。”
那年秋天,鎮里分配來一個大學生村官,叫林曉月,暫時在計生辦幫忙。錢時興的眼睛亮了,整天讓她“跟主任多學習”,端茶遞水,陪酒應酬。對鄧中興,卻越發挑剔,報表上有個標點錯了都要訓斥半天。
鄧中興不爭不辯,白天完成工作,晚上就在宿舍看書。昏黃的燈光下,《黨章》《公務員法》《紀檢監察實務》被他翻得起了毛邊。有次錢時興偶然看見,嘲笑道:“怎么,想考走?就憑你?”
鄧中興只是笑笑,繼續看書。他想起父親送他出村時的話:“兒啊,咱家窮,但骨頭不能軟。當官不為民,不如回家種紅薯。”
機會來得突然。漢東省紀委面向基層招考公務員,鄧中興報了名。考試那天,錢時興故意安排他下村收報表,他凌晨四點起床做完工作,趕最早一班車去縣城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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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榜那天,鄧中興的名字赫然在列。錢時興第一次正眼打量這個農村來的年輕人,眼神復雜:“倒是小看你了。”
臨走前夜,鄧中興在計生辦整理最后的工作交接。月光清冷,照在那些泛黃的檔案上。他翻開河西村老王頭家的卷宗,里面夾著幾張皺巴巴的欠條復印件。錢時興索要的“好處”,遠不止煙酒。
“錢主任知道你在看這些嗎?”門口傳來輕柔的聲音。
鄧中興抬頭,是林曉月。她走進來,遞給他一個牛皮紙袋:“這是我幾個月暗中記錄的一些東西。不只河西村,還有東洼村、柳樹溝……至少十幾戶。”
鄧中興接過,沉甸甸的。
“你要去省紀委了,這些用得上。”林曉月頓了頓,“鎮上很多人怕他,不敢說。但我知道,你不一樣。”
鄧中興看著這個勇敢的姑娘,鄭重地說:“謝謝。我向你保證,不會辜負這些材料。”
到省紀委報到后,鄧中興被分到紀檢監察室。他埋頭苦干,從最簡單的線索梳理做起。同事們很快發現,這個從鄉鎮來的年輕人,對基層的“潛規則”了如指掌,辦案時總能看到別人忽略的細節。
一年后,室主任老陳交給他一封舉報信:“上仲鎮計生辦主任錢時興,長期向群眾索要財物。你看看,是不是你原來工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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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中興接過信,手微微顫抖。不是激動,而是責任的重壓。他想起老王頭佝僂的背,想起林曉月期待的眼神,想起父親“當官不為民”的囑咐。
“是我原來的領導。”鄧中興平靜地說,“我申請回避。”
老陳卻搖頭:“不,我要你主辦這個案子。正因為你了解他,了解那個環境。記住,紀委辦案不是為了私人恩怨,是為了維護黨的純潔性。”
回到辦公室,鄧中興打開保險柜,取出林曉月給的那個牛皮紙袋。材料已經泛黃,但每一個字都沉甸甸的。他開始寫初核方案,窗外華燈初上,映著他專注的臉龐。
調查進行得很謹慎。鄧中興帶著同事,以調研基層計生工作名義回到上仲鎮。錢時興見到他,先是一愣,隨即堆滿笑容:“哎呀,鄧主任!省里來的領導了!快請坐!”
“錢主任別客氣,還是叫我小鄧吧。”鄧中興環顧辦公室,還是那張褪漆的桌子,還是積灰的窗欞,只是墻上多了面錦旗,落款是幾個熟悉的村名——正是被索要過好處的村莊。
錢時興滔滔不絕地介紹“成績”,鄧中興靜靜聽著,偶爾提問。當問到河西村老王頭家的準生證辦理情況時,錢時興的笑容僵了僵:“這個……具體記不清了,都是按政策辦的。”
“政策要求公示收費標準,你們公示了嗎?”
“要求十五個工作日內辦結,平均用時多少?”
“獨生子女費發放名單能看看嗎?”
問題一個接一個,錢時興額頭冒汗。他試圖用“基層情況復雜”搪塞,但鄧中興對計生業務的熟悉程度遠超他的預期。
離開時,鄧中興在鎮政府大院遇到了林曉月。她現在已經調到鎮黨政辦了,氣質沉穩了許多。兩人默契地沒有交談,只是點了點頭。但鄧中興知道,她給的資料,已經成為調查的關鍵突破口。
取證過程艱難。許多村民一開始不敢說話,怕打擊報復。鄧中興和同事一戶戶走訪,有時在田間地頭,有時在灶臺邊,用最樸實的話解釋黨的政策,打消他們的顧慮。
老王頭最初直擺手:“沒啥,錢主任對我們挺好的。”直到鄧中興說出他兒子在建筑隊干活、小舅子家蓋房子的事,老人眼圈紅了:“那兩條煙、兩瓶酒,是我老伴撿破爛攢的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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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后,初核結束。證據確鑿,錢時興涉嫌受賄、濫用職權、侵害群眾利益等多條問題。省紀委批準對其立案審查。
實施留置那天,鄧中興沒有去現場。他在辦公室整理案卷,夕陽的余暉照在“上仲鎮計生辦主任錢時興案”的卷宗封面上。電話響了,是辦案點同事打來的:“錢時興提出想見你一面。”
鄧中興沉默片刻:“按規定,我不能單獨見他。但如果有懺悔材料,可以按規定轉交。”
一周后,他收到錢時興寫的《懺悔書》。厚厚十幾頁,字跡潦草。前面多是辯解,到后面,漸漸有了反思:
“我忘了自己也是普通家庭出身,忘了手中的權力是人民給的……看著那些和我父親一樣滿臉皺紋的鄉親,我怎么就伸得出手?我把年輕干部當成傭人使喚,把群眾的信任當成撈錢工具……我最對不起的是鄧中興這樣的好同志,我曾經嘲笑他的正直,其實是在嘲笑自己的墮落……”
鄧中興合上懺悔書,望向窗外。城市華燈初上,車水馬龍。他想起了上仲鎮夜晚的星空,想起了計生辦那盞昏黃的燈。如果當年自己沒有堅持離開,現在會怎樣?如果基層有更多錢時興這樣的干部,黨的形象會受多大損害?
他打開電腦,開始撰寫案件剖析報告。在最后部分,他寫道:
“錢時興案件的根源在于理想信念的喪失,將人民賦予的權力異化為個人謀利工具。此案警示我們,必須加強對基層‘小微權力’的監督,防止‘蠅貪’啃食群眾獲得感。同時,要注重在基層一線發現和培養鄧中興式的好干部,為他們提供成長平臺,讓廉潔奉公、勤政為民在基層蔚然成風……”
寫到這里,他停下筆。屏幕上“鄧中興”三個字格外醒目。他想,這已經不是個人榮辱,而是一種責任——對所有還在基層堅守的、像他曾經一樣的年輕干部的責任,對那些期待公正的群眾的責任。
窗外,月光如水。鄧中興關掉電腦,拿起外套。明天,他將前往另一個鄉鎮,開始新的調查。道路還長,但每一步,都踏在堅實的土地上。
他想,父親說得對:當官不為民,不如回家種紅薯。而為民的路,就在腳下,就在每一次選擇中,就在對每一份權力的敬畏里。
這,才是真正的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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