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微小說：官道

上仲鎮計生辦的窗欞上，積了厚厚一層灰。錢時興靠在褪了漆的木椅上，兩腳翹在辦公桌上，皮鞋尖晃著午后昏黃的光。

鄧中興捧著剛整理好的報表進來時，錢時興眼皮都沒抬：“小鄧，去給我打壺熱水。記住，要滾開的，溫吞水泡不開我這龍井。”

“好的，錢主任。”鄧中興放下報表，提起墻角的鐵皮暖壺。

“等等。”錢時興瞥了眼他洗得發白的襯衫袖口，“我說小鄧啊，你這身打扮，走出去可丟咱們計生辦的臉面。你爹媽不是在鄉下種地么？怎么也不給你置辦身像樣的行頭？”

鄧中興的手指微微收緊，臉上卻平靜：“我父母供我念書已經不容易了。”

“哼，念書頂什么用？我高中畢業接我爹的班，這不也當上主任了？”錢時興彈了彈煙灰，“去，快打水去。”

鄧中興轉身時，看見桌上攤開的村民準生證申請材料，其中一份夾著一盒未拆封的中華煙。他腳步頓了頓，終究什么也沒說。

錢時興在鎮計生辦已經干了二十三年。二十三年前，他接替退休的父親，從最基礎的計生員做起。那時他還抱怨過，嫌這工作“沒油水”。可漸漸地，他摸出了門道——準生證批不批，獨生子女費發不發，什么時候發，都有“操作空間”。

下午，河西村的老王頭來了，佝僂著背，手里拎著個黑色塑料袋。

“錢主任，我兒媳婦的準生證……”

錢時興慢條斯理地翻看著材料：“材料不全啊，還缺個證明。”

“啥證明？鎮醫院不是開了么？”老王頭額頭上冒出汗珠。

“我說缺就缺。”錢時興往椅背上一靠，“不過嘛，也不是不能通融。你兒子在縣城建筑隊干活吧？我小舅子家正蓋房子……”

鄧中興在旁邊整理檔案柜，手停在半空中。老王頭顫抖著把塑料袋放在桌上，露出一條紅塔山和兩瓶酒。錢時興這才露出笑容：“我看看啊，哦，原來證明在這兒呢，剛才沒翻到。”

老王頭千恩萬謝地走了。鄧中興終于忍不住：“錢主任，他家的條件我了解，那兩瓶酒得是他半個月的菜錢。”

錢時興冷笑：“小鄧，你還年輕。在這基層，不會‘辦事’，誰拿你當回事？你看你，天天加班加點，整理那些破檔案，誰領你的情？”

“為群眾服務不需要誰領情。”鄧中興聲音不大，卻很堅定。

“嗤——”錢時興點燃一支煙，“農村出來的，就是死腦筋。”

那年秋天，鎮里分配來一個大學生村官，叫林曉月，暫時在計生辦幫忙。錢時興的眼睛亮了，整天讓她“跟主任多學習”，端茶遞水，陪酒應酬。對鄧中興，卻越發挑剔，報表上有個標點錯了都要訓斥半天。

鄧中興不爭不辯，白天完成工作，晚上就在宿舍看書。昏黃的燈光下，《黨章》《公務員法》《紀檢監察實務》被他翻得起了毛邊。有次錢時興偶然看見，嘲笑道：“怎么，想考走？就憑你？”

鄧中興只是笑笑，繼續看書。他想起父親送他出村時的話：“兒啊，咱家窮，但骨頭不能軟。當官不為民，不如回家種紅薯。”

機會來得突然。漢東省紀委面向基層招考公務員，鄧中興報了名。考試那天，錢時興故意安排他下村收報表，他凌晨四點起床做完工作，趕最早一班車去縣城考試。

放榜那天，鄧中興的名字赫然在列。錢時興第一次正眼打量這個農村來的年輕人，眼神復雜：“倒是小看你了。”

臨走前夜，鄧中興在計生辦整理最后的工作交接。月光清冷，照在那些泛黃的檔案上。他翻開河西村老王頭家的卷宗，里面夾著幾張皺巴巴的欠條復印件。錢時興索要的“好處”，遠不止煙酒。

“錢主任知道你在看這些嗎？”門口傳來輕柔的聲音。

鄧中興抬頭，是林曉月。她走進來，遞給他一個牛皮紙袋：“這是我幾個月暗中記錄的一些東西。不只河西村，還有東洼村、柳樹溝……至少十幾戶。”

鄧中興接過，沉甸甸的。

“你要去省紀委了，這些用得上。”林曉月頓了頓，“鎮上很多人怕他，不敢說。但我知道，你不一樣。”

鄧中興看著這個勇敢的姑娘，鄭重地說：“謝謝。我向你保證，不會辜負這些材料。”

到省紀委報到后，鄧中興被分到紀檢監察室。他埋頭苦干，從最簡單的線索梳理做起。同事們很快發現，這個從鄉鎮來的年輕人，對基層的“潛規則”了如指掌，辦案時總能看到別人忽略的細節。

一年后，室主任老陳交給他一封舉報信：“上仲鎮計生辦主任錢時興，長期向群眾索要財物。你看看，是不是你原來工作的地方？”

鄧中興接過信，手微微顫抖。不是激動，而是責任的重壓。他想起老王頭佝僂的背，想起林曉月期待的眼神，想起父親“當官不為民”的囑咐。

“是我原來的領導。”鄧中興平靜地說，“我申請回避。”

老陳卻搖頭：“不，我要你主辦這個案子。正因為你了解他，了解那個環境。記住，紀委辦案不是為了私人恩怨，是為了維護黨的純潔性。”

回到辦公室，鄧中興打開保險柜，取出林曉月給的那個牛皮紙袋。材料已經泛黃，但每一個字都沉甸甸的。他開始寫初核方案，窗外華燈初上，映著他專注的臉龐。

調查進行得很謹慎。鄧中興帶著同事，以調研基層計生工作名義回到上仲鎮。錢時興見到他，先是一愣，隨即堆滿笑容：“哎呀，鄧主任！省里來的領導了！快請坐！”

“錢主任別客氣，還是叫我小鄧吧。”鄧中興環顧辦公室，還是那張褪漆的桌子，還是積灰的窗欞，只是墻上多了面錦旗，落款是幾個熟悉的村名——正是被索要過好處的村莊。

錢時興滔滔不絕地介紹“成績”，鄧中興靜靜聽著，偶爾提問。當問到河西村老王頭家的準生證辦理情況時，錢時興的笑容僵了僵：“這個……具體記不清了，都是按政策辦的。”

“政策要求公示收費標準，你們公示了嗎？”
“要求十五個工作日內辦結，平均用時多少？”
“獨生子女費發放名單能看看嗎？”

問題一個接一個，錢時興額頭冒汗。他試圖用“基層情況復雜”搪塞，但鄧中興對計生業務的熟悉程度遠超他的預期。

離開時，鄧中興在鎮政府大院遇到了林曉月。她現在已經調到鎮黨政辦了，氣質沉穩了許多。兩人默契地沒有交談，只是點了點頭。但鄧中興知道，她給的資料，已經成為調查的關鍵突破口。

取證過程艱難。許多村民一開始不敢說話，怕打擊報復。鄧中興和同事一戶戶走訪，有時在田間地頭，有時在灶臺邊，用最樸實的話解釋黨的政策，打消他們的顧慮。

老王頭最初直擺手：“沒啥，錢主任對我們挺好的。”直到鄧中興說出他兒子在建筑隊干活、小舅子家蓋房子的事，老人眼圈紅了：“那兩條煙、兩瓶酒，是我老伴撿破爛攢的錢啊……”

三個月后，初核結束。證據確鑿，錢時興涉嫌受賄、濫用職權、侵害群眾利益等多條問題。省紀委批準對其立案審查。

實施留置那天，鄧中興沒有去現場。他在辦公室整理案卷，夕陽的余暉照在“上仲鎮計生辦主任錢時興案”的卷宗封面上。電話響了，是辦案點同事打來的：“錢時興提出想見你一面。”

鄧中興沉默片刻：“按規定，我不能單獨見他。但如果有懺悔材料，可以按規定轉交。”

一周后，他收到錢時興寫的《懺悔書》。厚厚十幾頁，字跡潦草。前面多是辯解，到后面，漸漸有了反思：

“我忘了自己也是普通家庭出身，忘了手中的權力是人民給的……看著那些和我父親一樣滿臉皺紋的鄉親，我怎么就伸得出手？我把年輕干部當成傭人使喚，把群眾的信任當成撈錢工具……我最對不起的是鄧中興這樣的好同志，我曾經嘲笑他的正直，其實是在嘲笑自己的墮落……”

鄧中興合上懺悔書，望向窗外。城市華燈初上，車水馬龍。他想起了上仲鎮夜晚的星空，想起了計生辦那盞昏黃的燈。如果當年自己沒有堅持離開，現在會怎樣？如果基層有更多錢時興這樣的干部，黨的形象會受多大損害？

他打開電腦，開始撰寫案件剖析報告。在最后部分，他寫道：

“錢時興案件的根源在于理想信念的喪失，將人民賦予的權力異化為個人謀利工具。此案警示我們，必須加強對基層‘小微權力’的監督，防止‘蠅貪’啃食群眾獲得感。同時，要注重在基層一線發現和培養鄧中興式的好干部，為他們提供成長平臺，讓廉潔奉公、勤政為民在基層蔚然成風……”

寫到這里，他停下筆。屏幕上“鄧中興”三個字格外醒目。他想，這已經不是個人榮辱，而是一種責任——對所有還在基層堅守的、像他曾經一樣的年輕干部的責任，對那些期待公正的群眾的責任。

窗外，月光如水。鄧中興關掉電腦，拿起外套。明天，他將前往另一個鄉鎮，開始新的調查。道路還長，但每一步，都踏在堅實的土地上。

他想，父親說得對：當官不為民，不如回家種紅薯。而為民的路，就在腳下，就在每一次選擇中，就在對每一份權力的敬畏里。

這，才是真正的官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