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李大釗之孫被舉報貪污，組織上介入調查后宣布：他是個清官

2003年仲夏的淮河大壩，白日溫度逼近四十度。李宏塔掀開救災帳篷，汗水當即涌出額頭，“這么熱誰能睡得住？”他順手量了室溫，四十三度。當天傍晚，皖北多地政府機關的辦公室被騰空，用于安置受災群眾。消息很快傳遍一線，“那個騎自行車來的廳長動真格了。”

蹲點、暗訪、再蹲點，李宏塔在民政系統干了十八年，時間被切成一半一半的縣鄉日歷。有人算過：從1987年轉崗到2005年被舉報，他走過的鄉鎮公路長度足夠繞安徽邊界五圈。正是這段高頻露面的基層行程，鋪墊了兩封舉報信的出現。

2005年4月，中央紀委信訪室連續收到匿名包裹，措辭激烈——“倚仗革命先輩，侵吞巨款”“利用職權分房”。舉報人還特別標注：李宏塔的祖父李大釗，父親李葆華，“正因為有這層關系，地方沒人敢查”。

信件里的金額大得驚人，且開出了幾處合肥黃金地段房產編號。紀委內部研判：真偽難辨，但如果屬實，性質極其惡劣。緊接著的動作很直接——由中央紀委第一執紀室牽頭，繞過安徽省委，成立聯合調查組。

6月初，調查組抵達合肥。第一站不是省民政廳，而是李宏塔租住的宿舍樓。五十多平方米，兩室一廳，木地板因年代久遠已經掀翹，沙發坐下去咯吱作響。資料顯示，這套房子屬于一九八五年的福利舊房，產權仍在單位名下。

隨后核對銀行流水。存折七張，加起來不足一萬二千元；工資卡每月固定扣除兩筆，一筆是對子女的贍養，一筆是向安徽慈善總會的定向捐款，一年下來接近兩萬元。數字跟舉報內容差距懸殊。

調查組沒有止步于此。幾十個鄉鎮的走訪名單被迅速排開。潁上縣王崗鎮金崗村，調查人員出示一袋發霉大米，老人一眼認出：“前年水災時，李廳長讓我們把這袋米交上去檢驗。”檔案記載，李宏塔當夜拉著省、市兩級負責人連軸整改，次日就更換完全部救濟糧源。

合肥、六安、蚌埠，多點同步核查。舉報信中所謂的“多處豪宅”中，兩套早已按政策分給低收入職工，一處根本不存在——地號雖真，房屋尚在規劃。

十天后，調查組開出初步結論：無違規房產，無巨額資產，無受賄記錄。仍有干部疑惑，“會不會有人替他頂包？”調查組追加補充：歷年分房資料兩百六十三套均有簽名核驗，李宏塔本人從未在申請欄出現。

紀委最終報告用了兩句話概括：“生活清簡，家風嚴正。”文件遞交中央，定性：誣告。與此同時，紀委工作人員意外在李宏塔的個人抽屜里發現十幾張折疊整齊的舊紙條，內容是父親李葆華的叮囑：“車和司機是國家的，你沒功勞，別想占便宜。”

時間軸拉回到1949年5月28日。新中國尚未成立，田映萱在北平簡易產房生下李宏塔。十九天后，嬰兒被抱進托兒所——父母忙得腳不沾地。李葆華曾解釋：“別人家孩子能去托兒所，我家也行。”凡此例子，在兄弟姐妹間屢見不鮮。

1966年夏，李宏塔高中文憑剛拿到手，遞交參軍申請。出發前夜，父親只說一句：“要準備吃大苦，不能吃苦就不能成人。”十年軍旅，他從通訊員做到排長，退役時留下一本磨損得厲害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袖珍冊。

1987年，他主動請纓去民政系統，理由簡潔：“民政是跟老百姓打交道的，我想干實事。”組織一度猶豫，畢竟省直崗位更體面，但考慮到李宏塔的堅持，還是批準調動。那之后他常說的一句話是：“我們多走一步，群眾少跑一里。”

合肥街頭曾流傳一個場景：清晨七點，省廳大門口來了輛破舊二八自行車，車架上貼了褪色的“為人民服務”五個字。門崗打趣，“李廳長又來了。”到2003年換成電動車，原因很樸素：年紀大了，膝蓋撐不住長距離蹬踏。

行事低調卻難免樹敵。某些基層單位希望通過“被檢查、被慰問”獲取額外資金，李宏塔的“不打招呼”讓算盤落空；少數干部想借救濟物資撈好處，被他當場問責。舉報信背后的人，不言自明。

紀委結論公布后，省委在廳機關小禮堂召集中層以上干部通報。文件讀完，現場安靜了好幾秒。隨后傳來掌聲。有人半開玩笑，“以后誰要給廳長送禮，先掂量掂量。”

2006年，省里準備給李宏塔調一套新房。他婉拒，“末班車人擠，我怕占了急需同志的位子。”調房指標最終分給三位新婚職工。那年冬天，他依舊住在老宿舍，墻皮掉了一塊，他拿刷子隨手補了點白灰。

2021年6月29日，北京人民大會堂，李宏塔胸前佩戴“七一勛章”站上領獎臺。鏡頭掃到他時，他輕輕抿了一下嘴角。第二天一早，他就把獎章寄往河北樂亭李大釗故居，電話里他對工作人員說：“掛在祖父那，比放在家里合適。”

舉報、調查、澄清，一度被看作驚險插曲，卻在安徽基層干部中留下另一份注腳：清廉可以查得見，也能摸得著。

李宏塔后來接受安徽衛視采訪，被問及如何看待組織結論，他搖頭，“清官這個詞太大，我只是遵照家訓行事——‘為人民服務，沒有別的權利’。”這句話，在采訪播出的晚上被不少網友摘錄轉發，成了網絡熱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