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死扶傷須讓位于道德潔癖？新京報：不能讓生活作風問題專家擦邊

12月21日，《新京報》發表署名評論員文章——《讓“生活作風問題”專家坐診，醫院不可搞擦邊》，文中稱：“醫療領域特殊，醫生的道德操守也因此始終會被置于放大鏡下審視……從來不只是技術是否精湛，更有道德操守上的審視”。

這一評論針對的事件，是12月19日貴州銅仁市中醫醫院官宣：此前因“生活作風問題”被辭退的全國知名泌尿外科專家祖某某來院坐診”，因此引發輿論風波后，該醫院只好宣布放棄這一決定。

新京報在評論中稱：“……醫療領域是特殊的。正如‘醫者仁心、止于至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這樣的說法，醫務人員始終被賦予了某種道德期待……”。

“……這是因為醫生直接介入他人的身體、尊嚴與生命安全……醫患關系本質上是一種基于深厚信任的托付，如果醫生因生活作風問題被停職調查，公眾對其專業行為的信任度就難免要打些折扣……”云云。

估計，咱們這兒應該是世界上最講“道德”的國度——原因有多種，其中，上下五千年來深厚的道德思想和文化氛圍，算是最為重要的原因。

所以，這就導致一朝又一朝、一代又一代的國人，大都會在這種道德感強大的文化浸淫、熏陶下，有了下意識的道德直覺性認知，碰到問題就會拿道德審視與審判，也就成了一種思維習性。

為什么中國人的道德感會如此爆棚？就像有的段子中說：因為，“老子”愿意呀！——畢竟，對于“道德”思想最初的源頭性強大敘述，就是來自《道德經》一書的老子老聃是也！

凡事愛講道德，且有著讓道德走向高尚標準的傳統傾向，這當然不是什么壞事——也應該成為人類追求的一種方向。

所以，當一個醫生失去了職業素養和職業道德，甚至走向非道德的“下半身動物”時，那當然要因之付出代價。

比如這位知名的醫學專家，就因其不道德的行為被辭退，并受到了相關調查和相應處罰，這些顯然都是其應得之下場。

不過，在其付出與之相應的代價后，是否說，這樣的人就此便只能走向完蛋了？從此就給“把非道德者踩上一萬只腳，令其永世不得翻身”了呢？

此事件當事人的醫生，確實有了“下半身失德性”污點，這當然應由紀律、法規與社會輿論進行監督與處置，令其得到必然的處罰與后果承擔，這當然沒有任何問題。

但是否一如新京報的評論中所稱“醫療領域是特殊的”，言下之意就是類似的醫王一時失德、終身就必得失業了呢？

這不由令人想起一些反法西斯的二戰影片，是描述所謂“盟軍敢死隊”的內容，其中的盟軍隊員，基本上都是從監獄里挑選出的犯人。

軍隊領域是不是比醫療領域更為特殊呢？難道，犯人就此永生被道德潔癖遠離和拋棄，永遠失去了重新服務于社會的機會嗎？

有人或會說，那是“特殊時期的特殊領域”，其實，在和平時期，這樣的特殊例證也有很多——僅言美國的現任總統，有著很多等而下之的非道德言行，還甚至因此受到了審理，但這還真的沒有耽誤他再任總統。

醫生，確實是一個特殊的領域，對其職業道德、社會道德等的道德要求更高一些，當然不是問題，也會是社會之共識，但這同樣并不代表醫生一時失德，就要將其打入道德鐵鎖打造的監獄之中，永遠再沒有了服務于社會的可能了。

面對需要“救死扶傷”的社會醫療需求，對于已經受到道德或法治審判、輿論審判后的醫生，真的就要通通將其未來的從醫之路完全堵死嗎？只要其一露頭，做了服務于民眾的醫療行為，就必須用道德大棒掄死才行嗎？

“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如果我們的底層病人中，其實真的同樣需要這類因失德受到過懲罰的醫生，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讓一些人或群體過于爆棚至“潔癖”高度的道德感，也可以稍稍讓位一些，真正令服務于民生和百姓的“救死扶傷”，置于更上前、更上位的境地中呢？

此時，哪個道德性的要求，要高于其他，成為我們同樣可以有的選擇呢？——相信“救死扶傷”的道德感與重要性，必然大于其他的道德潔癖之審判吧？

真要是按照人類的道德標準“嚴要求、死約束”，在這世界上，想找一個毫無道德瑕疵的人，估計比天上無緣無故掉餡餅，或者是中個500萬彩票大獎都難吧？

在此，只須每個人捫心自問一下：我真的是一個道德純潔無瑕者嗎？——道德自測，冷暖自知。這時，或許你的答案就不難得出了。

既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那么，我們就不應抱有“道德潔癖”的完美無缺之標準，來要求世界上的任何人！

當然，道德的追求與要求方面，筆者更傾向于它是一種內向對己的自律性；而所謂“道德潔癖”的放大鏡審視，卻明顯更像是一種用于他人的外部要求與約束。

而當一個人更多習慣于用道德要求他人，而非是首先約束自身時，這樣的道德感，就大多會輕易滑入虛偽性的泥淖之中！

特別是過度的道德潔癖之高要求于他人，本身就極難做到，且對于他人與社會也并非真的有益，更多不過是一種高調宣傳下的烏托邦式“道德懸空大廈”而已。

這個世界上，本就沒有什么道德完人，這是由人性的自然特征與本質特性所決定——比如人的自私性、利己性；以及適者生存常態下的自然競爭與天然選擇性所左右。

于是，有人為了財物，有人為了女色，有人為了權力……就會或多或少存在著道德上的一些瑕疵性：這可以是私德上的缺陷，也可能是公德的失守，或許是政治道德上的不足等。

可以說，哪怕是被認為人類史最偉大的人物，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是真正的道德完美者！

承認道德的不完美性存在，則就應對道德缺陷具備一定的容忍度，也就不必將失德者一律掀翻在地，將其永遠打倒不得翻身。

當失德者在受到相應懲戒后，還能獲得自我反省、修正和改進的機會，同時，也因此令社會從其身上得到道德改進后的正向回饋，這豈不是一舉兩得、兩全其美之事嗎？

這樣說，并非是在搞道德的“中庸思想”，不是在和稀泥，有意模糊道德的邊界與底線。

這只是在言：對于承擔失德的責任后，我們還須記取另一句道德高標準的話：“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如果我們承認失德者——甚至是失去法度約束的違法者，都應具有得到救治的話，那么，讓有“生活作風問題”的醫生，在其受到相應處罰后，仍有服務于病人的“救死扶傷”機會，這怎么就變成了“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呢？

提出道德約束要求，塑造更高的道德追求，當然可以有！但同時，也需要警惕道德評判的絕對化與擴大化，更不必走向極難實現的所謂“道德潔癖化”。

在道德與現實之間，不妨留有一些必要的余地，而非簡單地讓一方徹底“讓位”于另一方，因此走向了雙輸，這顯然并非是“最道德”的選擇與結果吧？。

其實，當新京報這樣本來有著“良知”之譽的媒體，現在都將精力著墨于個體之人的“道德聲討”時，其實也不難理解，為什么現在很多比道德更值得嘲諷、揭批的東西，卻正在被媒體的“良知”視而不見，變得不愿、不想和不敢直面批評性精神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