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道”的文化心理根基及其現代張力

（來源：光明日報）

轉自：光明日報

《何以經世：儒家治道及其現代意義》

方朝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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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百余年來的現代化進程，如何理解自身文明的政治智慧，是當代中國思想界關注的時代課題。清華大學方朝暉教授的新著《何以經世：儒家治道及其現代意義》正是對這一議題的思考與回應。本書并非按人物或系年展開的政治思想史著述，而是一部具有強烈方法論自覺的理論專著。其核心嘗試在于鉤沉中國的“文化心理結構”，揭示儒家“治道”長盛不衰的根源及其現代轉化的基石。

全書始于對牟宗三先生“政道”與“治道”之辨的反思。牟宗三先生認為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只重“治道”（治理技術）而忽視“政道”（政體構建），這一論斷影響深遠。然而，方著敏銳地指出，這種思維背后潛藏著“政體決定論”的誤區——誤以為只要移植一套理想政體，治理難題便可迎刃而解。這陷入了哈耶克所批判的“理性建構論”。實際上，東西方一些政體都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自生自發的，政體好比骨骼，決定機體運作的卻是血肉——即深層的“文化心理結構”。由此，方著完成了一個關鍵的問題轉換：中國自身的文化土壤中，何種“治道”被證明是有效的，其內在邏輯何在。

為了建立新的解釋框架，作者引入了文化心理學這一核心工具。他認為，在文明的表層制度背后，存在著一種如“河床底部巖石”般穩定的“集體無意識”。它內化于語言習俗，規定著共同體的思維與情感。作者將其中最穩固的成分提煉為三大“文化預設”：其一，此世取向。與追求“彼岸救贖”或“輪回解脫”的文明不同，中華文明將感官所及的現世視為唯一且終極的真實。這一預設決定了中國思想注重“務為治者”，致力于在此世內部尋求秩序與安頓；其二，關系本位。與西方原子式的自主“個人”不同，中國人是在親疏遠近的關系網絡中定義自我、尋求安全感的。個體的意義嵌入在與他人、家庭乃至天地的相互依賴中，人倫秩序的和諧因此成為衡量社會治亂的根本標準；其三，團體主義。作為關系本位的延伸，個人傾向于在更大的集體（家族、國家）中尋求身份認同和庇護。這種心理需求構成了中國歷史上對“大一統”政治格局持久向往的深層動因。作者認為，儒家之所以能脫穎而出，正在于它最深刻地體察并回應了這三大預設，提出了一套契合中國文化心理的社會整合方案。

通過借鑒馬克斯·韋伯的“理想型”方法，作者為儒家治道建構了一個四層結構模型：自上而下依次為最高預設、基本原理（天下、文明、大同）、基本原則（德治、賢能、禮法、風化等）和具體措施。這套體系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命題：在中國文化土壤中，有效的治理權威從來不是純粹的強制力，而是觸動人心的“軟實力”——以德性、禮俗為載體的心理整合力量。

書中對“德治”的重新闡釋尤為精彩。作者反駁了將“德”比附為“馬那”（mana）或神秘力量的流行觀點，認為這忽略了其理性內核。通過梳理早期文獻，作者提出，“德”的本質是一種真心關心、幫助他人的行為所引發的心理感應，其關鍵在于行為背后的“發心”是否真誠，以及這種真誠能否被受惠者感知，從而產生“心悅誠服”的感激。

如果說“德治”關乎內在品性，那么“禮治”則是構建外在秩序的核心，長期以來，禮治常被視為現代法治的對立面。方著則將其重新定位為一種適合中國土壤的“軟制度”。在傳統社會，脫離具體人情、試圖“一刀切”的抽象規則往往遭遇抗拒或變通。正是在此意義上，“禮”顯示出獨特的智慧：它承認并尊重人際關系的差異（“分”），又要求在差異中表達敬意（“敬”）。禮“緣人情而制”，訴諸內心恥感，因而比冷冰冰的律條更具約束力。

方著將儒家政治智慧從道德理想主義話語中解放出來，還原為一套植根于特定文化土壤、以“人心”為樞紐的治理技藝。這一闡釋極具解釋力，同時呈現了其內在張力：方著的論證建立在三大文化預設具有“長時段”穩定性的判斷之上。但當我們直面現代社會，一個關鍵的問題浮現出來：高度依賴人心與德性的“軟制度”如何在現代社會找到制度化載體？筆者認為，現代社會不再是單一文化邏輯主導的同質化場域，而是至少由三種邏輯構成的復合體：其一是以功利計算和契約交換為核心的市場邏輯，它持續侵蝕著基于人情的“關系本位”；其二是以普遍權利和程序正義為基石的現代國家邏輯，它從根本上挑戰了傳統“團體主義”及“禮治”的差序原則；其三才是以血緣、情感和身份認同為基礎的社群邏輯，這也是方著所揭示的傳統主導邏輯。

因此，在探討儒家“治道”的“現代意義”時，核心議程在于協調這三種不可通約的邏輯，從而構建一種“軟硬互補”的良性機制：一方面，“硬約束”須為“軟制度”劃定底線。現代法治的剛性，要為禮俗的運作提供權利保障框架。當家族懲戒、行業排擠或網絡集體聲討侵犯個體基本權利時，司法體系必須介入，成為個體權利的最后守護者；另一方面，“軟制度”能為法律注入溫度與智慧。現代法律條文難以窮盡復雜的生活情境，此時，植根于社會生活、蘊含倫理情誼的“禮俗”資源便能發揮作用。在大量民事糾紛中，社區調解、行業慣例等方式，往往比司法程序更能修復社會關系。這種軟硬結合的治理難題，絕非中國獨有。當代西方社群主義對“權利優先于善”的批判，以及法律社會學對“活法”的研究，都揭示了“硬制度”必須植根于“軟制度”所代表的社會共識之中。從這個角度看，方著為全球性的治理對話提供了極具分量的“中國經驗”。

總而言之，《何以經世》是一部充滿理論勇氣的力作。方朝暉教授以“文化心理結構”為支點，撬動了覆蓋在儒家政治思想研究上的“制度決定論”堅冰。其最大貢獻或許不在于提供了最終答案，而是提出了正確的問題，并示范了一種極具前景的研究范式：超越對傳統“有無”現代元素的簡單比附，深入文明的深層結構，探尋植根于自身文化土壤的現代性之路。

（作者：樓庭堅，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