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48年，一病30年：為什么說“明亡于萬歷”？

或許從帝師張居正去世的那一刻開始，20歲的萬歷皇帝便決定退居深宮，隱于幕后，操控朝堂。而他真正實施這一“計劃”，是在四年后——從萬歷十四年（1586年）九月起，他便以各種理由推托，拒絕上朝面見臣工。

這本來也沒多大事，皇帝嘛，一國的統治者，九五至尊，大權在握，在哪兒“上班”其實都不重要，只要不誤事兒就行。就像萬歷皇帝的爺爺嘉靖皇帝一樣，雖也曾多年不上朝，在后宮吃齋信道，但大明最高權力始終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明神宗朱翊鈞畫像。圖源：網絡

不過，對于那些一心希望將萬歷皇帝匡扶回他們自認為“理想明君”軌道上的大臣們來說，嘉靖雖未丟權，卻嚴重誤國。他們可不想自己輔佐的皇帝跟著他的爺爺“學壞”。于是，看不過眼的大理寺評事雒于仁通過內閣向萬歷皇帝遞交了一份《酒色財氣疏》。

在這份奏折中，雒于仁不僅數落了萬歷皇帝在縱酒、好色、貪財、尚氣上的諸多不該，還寫道：“皇上誠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會？皇上誠戀色矣，何以禁臣下之淫蕩？皇上誠貪財矣，何以懲臣下之饕餮？皇上誠尚氣矣，何以勸臣下之和衷？”言外之意，憑啥只有皇帝你可以“放火”，卻我們這群臣子諸多要求，不許我們“點燈”。

雒于仁這份奏疏的殺傷力不亞于當年海瑞罵嘉靖“家家窮盡”。但萬歷皇帝畢竟不是自己爺爺，被雒于仁這么一通罵之后，又“病倒”了。

從此，大臣們再想見皇帝一面，可就更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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雒于仁等大臣之所以覺得萬歷皇帝的“病”還有救，那是因為至少在萬歷十四年以前，皇帝還是一個每天勤于政務、兢兢業業的“圣君胚子”。

但對萬歷皇帝而言，那些年為人中規中矩，謹言慎行，是在老師張居正及母后李太后等人的高壓教育下被迫做出來的樣子，而非自己的天性。

問題的根源，還得回歸至萬歷皇帝10歲那年。

隆慶六年（1572年），時年36歲的明穆宗病危，臨終前指定其第三子（前兩子已早夭）朱翊鈞繼承皇位，并命內閣大學士高拱、高儀及朱翊鈞的老師張居正等人輔佐新天子。自此，年僅10歲的朱翊鈞成了明神宗萬歷皇帝。

不過，萬歷皇帝登基后不久，原定的輔政大臣、內閣首輔高拱便被張居正聯合李太后身邊的親信、萬歷皇帝的“大伴”、司禮監太監馮保趕出朝廷。張居正由此成了身兼帝師的內閣首輔。

▲萬歷皇帝幼年。圖源：影視劇截圖

在萬歷皇帝生母李太后的支持下，張居正成為萬歷皇帝執政的“引路人”和朝政的“代言人”。

在張居正的教導下，萬歷皇帝也顯得天資聰穎，乖巧懂事。

萬歷皇帝的生母李太后原是宮女出身，地位不及隆慶皇帝的正妻陳皇后。當了皇帝之后，萬歷對長輩并沒有絲毫懈怠，仍舊每天早晨起床后，先到陳皇后宮中請安，然后再去拜見自己的生母。而萬歷皇帝表現出來的這種傳統孝道倫常，也是中國歷朝歷代所推崇的治國根本。

對于老師張居正，萬歷皇帝同樣畢恭畢敬，人前人后尊稱“張先生”，極盡尊師之禮。甚至為了褒獎張居正，小皇帝還親筆手書“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字賜予張居正。但對于皇帝的賜字，張居正不僅沒有加以正面引導，反而“一棍子打死”，以陳后主、李后主、宋徽宗等反面教材類比萬歷皇帝所為，嚇得小皇帝從此再也不敢隨便寫字贈人了。

萬歷登基之時畢竟年僅10歲，小孩子易犯錯是人之常情，但皇帝不被允許犯錯。因為在張居正乃至萬歷生母李太后眼中，皇帝一言九鼎，金口玉言，不能犯錯。小小的萬歷需時時提防著身邊人將自己的“過錯”呈報給太后及老師。

張居正還要求皇帝注重節儉，嚴禁鋪張浪費，并利用自己的職權要求宮中減少皇帝的日常花銷，搞得萬歷皇帝即便想耍耍皇帝威風也沒機會。

但同時，對萬歷皇帝要求盡一切可能節儉的張居正，自己卻不能以身作則。

▲萬歷首輔張居正。圖源：影視劇截圖

盡管張居正本人并不算貪腐，甚至多次出手阻止家人公器私用，但不貪財的張居正擅權。為了讓萬歷皇帝更加投入學習，他不惜停止了皇帝理政的慣例——召對，讓大臣的奏疏僅上達內閣這一層，不必上達天聽，這樣一來就架空了萬歷皇帝的權力。

對張居正而言，有了人人生畏的權力，他就可以大力打擊貪腐，解決明代文官集團的內部問題；也可以借著權力，打壓異己，樹立威望。總之，權力越大，越可隨心所欲。

然而，隨著時間流逝，萬歷皇帝也逐漸懂得了皇權的重要性。歷來與皇權多有沖突的，就是臣子功高震主。很明顯，這個時候的張居正就處于功高震主的局面中，無法自拔。

因此，清算張居正就成了時間問題。只是還沒走到那一步，這名殫精竭慮的大明“救世良臣”就在萬歷十年（1582年）病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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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歷皇帝開始親政后，再有大臣控告張居正“不法”，他就不再留分毫的情面了。

在張居正死后不久，萬歷皇帝便按部就班地對張居正展開抄家。隨即，又將當初曾襄助張居正奪權的大太監馮保一并發落了。

依據“墻倒眾人推”的原則，曾經卓有政績的一代名臣就這樣成了人人喊打的亂政大奸臣。張居正這樣的結局，顯然超出了萬歷皇帝本人的預想。盡管皇權與相權的斗爭不可避免，但輿論將張居正羞辱得體無完膚，也著實讓萬歷皇帝感覺到身邊的文官特別是言官集團的可怕。

▲萬歷皇帝。圖源：影視劇截圖

如今沒了張居正和馮保，萬歷皇帝就需要自己一個人去面對百官了，而這正是萬歷的老祖宗、明太祖朱元璋罷黜宰相制度的初衷。只不過，自明朝中后期以來，已經沒有哪位皇帝有朱元璋那樣的精力，事無巨細地管轄朝廷事務。于是，內閣與宦官才開始以親信的身份獲得授權，參與處理政務。

隨著張居正、馮保的相繼倒臺，他們身后所代表的內閣與宦官集團也大不如前。至少在言官們的清議下，張居正之后的歷任內閣首輔，如張四維、申時行等全都傾向于“依阿自守，掩飾取名”，采取明哲保身的態度，盡量避免與言官集團產生直接的沖突。

但即便如此，閣臣仍舊無法逃脫被言官彈劾指控的“悲劇”。畢竟，無論是內閣還是宦官勢力，在大明最初的制度設計中本就不存在。無論他們做什么，在恪守皇明教條的言官們看來都是有問題的。

而這一切的對與錯，都需要一個人來做最后的裁決，他就是萬歷皇帝。好端端的大明朝堂，最后幾乎每天都在上演“潑婦罵街”的戲份。萬歷皇帝如何能不煩？唯有避之后宮，不見大臣這一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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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見大臣并不代表萬歷不管事。

正如事后對雒于仁上疏數落自己的處理上，萬歷皇帝采納了內閣首輔申時行的意見，選擇留中不發。所謂留中不發，皇帝收到大臣的奏疏后，不做任何批復，讓這份奏折石沉大海，杳無音訊。

當然，這或許給了滿朝文武一個錯覺，那就是皇帝不理政，不批閱奏章，消極怠政。但對萬歷皇帝而言，其實每天僅需面對內閣就已經足夠處理日常政務了。從他的爺爺嘉靖皇帝那會兒開始，內閣成員就多半兼任朝廷六部最高長官，而皇帝日常理政就是在跟六部打交道，通過六部將命令下發全國執行。

如果按照現代管理學普遍認為的，一個管理者最佳的管理幅度為同時管理3-6人，那么萬歷只面對內閣里少數的大臣，無疑算是最高效的管理手段。于是，在這種情況下，自萬歷二十年（1592年）起，皇帝便久居深宮不出。

然而，就在萬歷決定“居家辦公”的時候，西邊的寧夏與東邊的朝鮮，卻同時傳來了不利于明朝發展的信息。

彼時，世居寧夏的蒙古降將哱拜糾合其子哱承恩、義子哱云和土文秀等人，突發叛亂，縱火焚公署，占地自立。而東邊身處日本的豐臣秀吉也剛剛統一全境，出任“關白”（類似于明朝內閣首輔）。為了提升自己的影響力，豐臣秀吉樹立了一個宏愿：征服大明。

豐臣秀吉派小西行長、加藤清正等人率領20萬大軍攻打朝鮮，以期借助朝鮮為“跳板”，攻打大明。

▲豐臣秀吉畫像。圖源：網絡

作為大明世代藩屬國之一的朝鮮內部，也有一位與萬歷皇帝一樣，深受文官勢力影響的國君——朝鮮宣祖。與萬歷皇帝的處事方式相近，這位國君也不大熱衷于搭理文臣。但朝鮮國力畢竟不如大明，豐臣秀吉大軍一到，朝鮮宣祖就只能一面派人求援，一面丟下百姓跑路了。

是否要大舉興兵抗日援朝，大明內部爭論激烈。以兵部尚書石星為代表的主戰派，認為“朝鮮倘險，螫必中遼，則固我藩籬，壯彼聲勢，亦勢不可已”。

然而，此時的情況是西線針對哱拜的內亂平定工作剛剛開始，而東線豐臣秀吉是否進攻大明的局勢未曾明朗。

明朝的言官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否決兵部尚書的觀點。按給事中許弘綱的說法，朝鮮是大明的藩屬國，類同藩王。明太祖設立藩王制度之初，便是為了屏障皇室，如今讓大明發兵救助藩王，豈不本末倒置？

對此，萬歷皇帝什么態度？

盡管此時的他已然對外宣布“不朝、不郊、不廟”，但對于這次朝鮮的求助，他還是極度關心的。

萬歷二十年五月上旬，當遼東巡撫郝杰的奏疏傳至兵部時，萬歷皇帝當即做出批復：“這倭報緊急，你部里即便馬上差人，于遼東、山東沿海省直等處，著督撫鎮道等官，嚴加操練，整飭防御，毋至疏虞。”這說明此時的萬歷皇帝心里也很清楚，瘋狂的日本關白什么都有可能做得出來，需要盡快采取措施，以防事態進一步惡化。

而針對朝鮮方面派出的使者求援，萬歷皇帝雖不欲接見，防止那些想要嚼舌根子的大臣再度打擾自己的安靜生活，但仍舊通過內閣做出了批示，要求兵部妥善安排、接納朝鮮國王避難的請求。

盡管在萬歷皇帝最終的統籌協調下，大明軍隊順利出兵，協助朝鮮擊敗了傾舉國之兵、僅為實現夢想的豐臣秀吉，但對援朝期間一直躲在平壤避難的朝鮮國王，萬歷皇帝多少有些看不起——雖然這倆人所處的時代和國內的黨爭政治環境類似，但不見大臣的萬歷皇帝，至少還懂得事情的輕重緩急，在外交大事上處置得宜。

面對戰爭期間始終不見蹤影的朝鮮國王，萬歷皇帝確實有些窩火。在致書朝鮮國王時，他寫道：“朕之視王，雖稱外藩，然朝聘禮文之外，原無煩王一兵一役。今日之事，止于大義發憤，哀存式微，固非王之所當責德于朕也。大兵且撤，王今自還國而治之，尺寸之土，朕無與焉。”言外之意就是，朕幫你打敵人，你卻倒好，倆手一攤，啥事不管，搞得朕好像欠了你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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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萬歷在對待日本侵略朝鮮的問題上，有所主見，這是對明朝國家有利的大事。但是，那群指著皇帝鼻子咒罵的言官并沒有打算放棄。因為萬歷皇帝還有一件大事，一直沒有著落。

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皇長子朱常洛已年滿12歲。要按照現代人的入學年齡看，這個階段大部分人都基本結束了小學課程，但這位皇長子卻還沒開始讀小學。

本來經過抗日援朝的階段性勝利，萬歷皇帝的心情大好，“病”也減輕了不少，甚至能撐起身子出席皇太后的萬壽圣節（生日），接受百官的朝賀。然而，難得見皇帝面的官員，又一次提起了皇帝煩不勝煩的話題：早立皇長子為太子。

對于皇太子的最佳人選，其實萬歷心中早有答案。相較于皇長子朱常洛，他更看好皇三子朱常洵，畢竟人家生母可是萬歷皇帝最寵愛的女人——鄭皇貴妃。但這個人選并不能被遵守大明原始法規、制度的迂腐朝臣們所認同。

對于皇長子朱常洛，萬歷皇帝印象并不深，也談不上對這個孩子的厭惡。在萬歷的眼中，那只不過是自己早年一次意外臨幸的結晶。朱常洛的生母王恭妃原為太后身邊的宮女。早年被正處于青春期的萬歷皇帝看中，發生了關系，便產下了皇長子朱常洛。

在萬歷皇帝常年所居的后宮中，身為中宮之主的皇后，卻因不受寵，僅誕下過一女，未有皇子。這就意味著萬歷登基20年來，沒有嫡子可立皇太子。

若按朱元璋《皇明祖訓》的要求，皇位繼承人應以嫡以長優先，那么沒有嫡子的萬歷，也就意味著需要確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可萬歷當年臨幸宮女時，根本就沒想過那么多。那會兒他只想盡快長大親政，這樣才能做一個真皇帝，卻未曾想后面的事情會如此麻煩。如果立皇長子為太子，也就相當于授予世人口實：當皇帝的他把持不住自己惹禍了，還收拾不了局面。這該是多丟面子的事。

故而，鄭貴妃受寵，也在常理之中。

▲萬歷皇帝與鄭貴妃。圖源：影視劇截圖

不過，那些極力想要皇帝聽從自己的大臣們，可不這么看。對于他們而言，反正誰做皇帝都一樣，只要朝廷不垮，皇糧照發。而且有朱元璋的《皇明祖訓》在手，諒他萬歷也不敢隨意對大臣發難。但這種情形，所釀造的苦果便是皇帝與大臣寧愿老死不相往來。

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明穆宗的陳皇后去世。按照慣例，萬歷皇帝需親自為陳皇后主持喪儀等一切事宜。但他卻選擇照會禮部，稱“朕自閏八月初旬，偶爾痰流注左足，動履不便”。此舉自然遭到了群臣的抵制，明朝到底是以孝治天下的國家，大臣們又怎能容忍皇帝稱病不去履行職責？

隸屬吏部的言官戴士衡率先提出指責：“母子至情，送終大事，稍知義理者尚思竭僻踴哀送之情，以申無已之憂，矧孝思純篤……奈何以內庭數步之地，顧靳一足之勞！”

誠然，戴士衡的批評在情在理。但一向對陳皇后恭謹備至、且無往日恩怨的萬歷皇帝，想來能說出“動履不便”這話，估計是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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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萬歷皇帝手底下的那幫大臣才懶得管你到底真病假病，他們需要皇帝立皇長子為太子，皇帝就必須得聽他們的。皇帝不聽，集體跪諫如何？

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三月二十七日，這群大臣還真就這么干了。為了逼迫萬歷皇帝早做決斷，都察院、六部給事中等“各具疏詣文華門，恭進候旨，必得命乃敢退”。這多恐怖，簡直是“逼宮”。

最終，在萬歷皇帝生母李太后的出面協調下，事情才得以妥善解決。而在此之后，皇長子朱常洛的太子之位總算是沒差了。

▲明光宗朱常洛畫像。圖源：網絡

可是經過這番過程后，萬歷也真的是對這群致力于跟皇帝唱“對臺戲”的大臣們深惡痛絕。為了消弭文官集團帶來的爭端，萬歷皇帝決定采取更為極端的手段——缺官不補。反正無論如何，臣子始終臣子，想要當官，你必須得學會叫爸爸。

于是，到了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按《明史》的記述，“時兩京缺尚書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撫三、布按監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由上至下，明朝整個行政系統中都存在著缺官現象。

缺官不補的“抗爭”或許達到了萬歷皇帝所預期的目標，但“一個蘿卜一個坑”，缺官也就意味著文官集團的工作壓力變得越來越大。身為文官集團的領袖、內閣首輔沈一貫很快就受不了了，在他給萬歷的奏疏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說：“皇上居深宮之中，不見群臣百姓，似謂可塞耳掩目，置人言于弗理。臣等日出入長安門，勢不能避。兒童走卒，無非鞭策臣等之言；流離瑣尾，無非感悟臣等之狀。”

的確，國家治理不好，皇帝又不出來主持公道，備受指責的當然就是這群大臣了。萬歷即便知道缺官不好，但為了維護自己的皇權，他也只能將錯就錯，用其手上僅有的皇權做無聲的抵抗，畢竟他才是大明的皇上，他才是這個國家的主人。

這種道理，飽讀詩書的文官、言官們又怎會不明白？但儒家思想教育他們“食君之祿，擔君之憂”，他們又不得不視之為教條。對于言官們來說，做一名不怕死的“噴子”，才是他們最基礎的職責。

因此，在這個過程中，皇權與臣權之間的斗爭，就變成了一個死循環，無人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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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之受到最大影響的，必然是整個大明帝國。

在萬歷皇帝執政后期，遠在東北的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煽動軍民的反明情緒，舉兵起義。

當消息傳來時，萬歷皇帝一如當年對朝鮮問題的態度之果決，立即命兵部組織防剿事宜。不過，代理兵部尚書的薛三才卻沒有立即執行皇帝的命令。早年出身兵科給事中的他，又開始用過去一貫的行事作風，向萬歷皇帝催發欠餉。至于發兵一事不著急，什么時候皇帝發錢了，咱再讓遼東巡撫、總兵自己招募御敵就成。

萬歷皇帝顯然對這種不合時宜的催賬心有不滿。他斷然拒絕了薛三才的無理請求，并越過兵部，直接下令要求九卿科道討論剿滅努爾哈赤的議題。

然而，這一切終究還是晚了些。在九卿科道的言官們還沒討論出個所以然來的時候，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遼東總兵張承胤率軍前去救援，被努爾哈赤的主力部隊全殲，張承胤本人也力屈戰死。自此，努爾哈赤漸成氣候。

▲圖源：圖蟲創意

而萬歷皇帝人生當中的最后兩年，也在對東北戰事的焦慮以及自己日益加重的病情煎熬中度過。

據史料記載，從萬歷四十六年以來，萬歷皇帝的身體始終不見好。在萬歷給大臣們的訓示中，他也特別指出：“朕自三月初一日以來，偶感微寒，頭目眩疼，心腹煩懣，又且痰濕注足未愈，見今服藥調攝。”意思是，朕這次的病不是裝的，確實很重，請諸位臣工諒解。如果可以，他也愿意起身理政，從速補充內閣成員，處理遼東努爾哈赤起兵事宜。

然而，久未見皇帝一面的大臣們終究還是誤解了。一向明哲保身的內閣首輔方從哲到這個時候也實在沉不住氣了，直截了當地啟奏皇帝：“輾轉延誤，日復一日，是皇上原無允補之意，不過借此以示羈縻耳。”這都火燒眉毛了，您老還在那兒給咱裝，微臣我手底下人手不夠，您到底什么時候讓人補缺？我好開展工作呀。

萬歷或許實在病得太重。直到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的年初，皇帝給方從哲的批復仍是頭暈腳痛，下不得床。并要求方從哲抓緊時間回內閣上班，不要再等皇帝下一步的旨意，不要瀆職懈怠。

可以想象，方從哲拿到萬歷皇帝的批復后，必然相當惱火。既然皇帝你詐病，那我也病。如此，方從哲憤然上疏，以病乞休。

但此時的萬歷皇帝，是真的病了，他亟需一位臣工幫忙處理政務，滿朝文武卻都當他是在“烽火戲諸侯”。于是，他除了下旨安慰方從哲之外，還第一次允準方從哲進入寢宮探視自己的病情。自此，方從哲方知，萬歷皇帝沒有騙人。

由于遼東的緊要軍務、政務仍需人來處理，方從哲并沒有放棄這次探視機會，寒暄幾句后，就直接切入正題，問皇帝什么時候安排人手進入內閣協助自己工作。重病纏身的萬歷皇帝也只能給方從哲一個回答：“待朕體稍安，即行。”

然而連萬歷自己都沒想到，長久的頭暈目眩、腹瀉疲軟，居然會要了他的命。在其駕崩前四天，他還下旨知會眾臣：“其緊要各項文書，俟朕疾稍瘳，即簡發行。”

這句話最終成了無法兌現的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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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近30年未上朝的萬歷皇帝駕崩，享年58歲。他到死都沒有給方從哲、給他手底下的這個國家，揀選出合適的人才來補缺。

但他臨死前也對自己這一生做出了相對客觀的自我評價。在他臨終的遺詔中，他說道：“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無負先帝付托。比緣多病，靜攝有年，郊廟弗躬，朝講希御，封章多滯，寮寀半空……夙夜思維，不勝追悔。”或許在后世的學者看來，這不過是“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但這當中多少都有其真誠實意的無奈，以致最終思憶一生，追悔莫及。

▲萬歷皇帝的陵墓，定陵。圖源：圖蟲創意

為了補救，他最后也提出了一些措施，如簡拔閣臣，查補官缺；廢棄礦稅，節省內廷開支；發內庫帑金，以充遼東軍資……這些幾乎與先前大臣們要求他所做的事情一模一樣。可見，萬歷本身也知道這些措施很重要，只不過，朝臣勢力與皇權早已勢同水火，他不愿意向他的臣子們示弱罷了。

正如明史專家樊樹志所說：“帝制時代，皇帝大權獨攬，一旦病倒，政府的運作便失靈。對于萬歷帝這個不肯大權旁落、事事獨斷的人而言，尤其如此。”故所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的論調，實無偏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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