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毛澤東聽取報告時，突然當眾批評章含之：你為什么不離婚？

1949年10月1日的午后，天安門城樓上紅旗招展。站在人群里的14歲女孩章含之抬頭看國徽，心里直犯嘀咕：如果父親真跟傳言中那樣在南京被扣住，自己以后靠誰生活？這個短暫的惶惑，很快被禮炮聲蓋了過去，卻在她日后的人生里一次次浮現。

一年后，章士釗回到北平。老人帶回的行李不多，卻給女兒添了兩樣寶貝：一本《莎士比亞全集》和一臺歉意滿滿的舊留聲機。留聲機里傳出的英語戲劇對白，讓章含之第一次意識到：外語也許真能改變命運。有意思的是，她當時并不知道，幾十年后自己會用英語敲開中南海的大門。

1953年高考前夕，學校黨支部找章含之談話，“外語專業缺人，你去試試？”這句平平常常的提醒，改變了她的方向。她報了北京外國語學院，順利錄取。與此同時，叛逆的脾氣并未消失。抗美援朝打響，她嚷著要參軍，父親勸不動，只能去找市里托關系“壓一壓”。被拒絕入伍的那個夜晚，章含之轉身背包進了宿舍，自認與家庭“劃清界限”。

讀研、留校、結婚、生子，一切如同沿著預設軌道前行。直到1963年冬至，大雪初停，中南海來電話邀請章士釗攜子女做客。飯桌上，毛澤東忽然對章含之說道：“小章，你如今是外語教師，可愿意教我英語？”一句話把全場逗笑，卻沒人以為會當真。七天后，秘書打來電話，才知道主席是認真的。

此后每個周日傍晚，章含之準時進紫禁城舊墻深處。教學一小時，陪散步一刻鐘。她總結得很直白：“主席記憶力驚人，就是發音不肯卷舌。”旁人聽來像玩笑，事實上毛澤東的認真勁兒讓她不敢懈怠。兩年下來，她從“學生氣”變成了“外交口”。

1971年3月，基于毛澤東推薦，章含之調入外交部翻譯室。當時外界只看到“主席英語老師”這個光環，卻想不到新環境里暗流洶涌。部長喬冠華第一次見她，竟因一本遲收的《柳文指要》當眾追問，“你是不是扣書不送？”場面尷尬，她憋著火。短暫交鋒后，二人標簽互貼——他覺得她“桀驁”，她認定他“傲慢”。

聯合國大會臨近，文件堆成山。一個中午，章含之端著僅剩溫度的飯到部長辦公室催審稿，被喬冠華一句“連飯都不讓我吃完？”頂了回來。手中方案差點摔地，她轉身跑到值班室哭得眼睛通紅。秘書勸她：“喬部長壓力大，他夫人剛走。”這句話像冰水潑頭，她突然心軟。

摩擦帶來的并非徹底疏遠。真正的轉折出現在一次清晨散步，喬冠華摘了三朵月季，遞一朵給章含之，低聲說“謝謝你昨晚的耐心解釋”。彼此之間那層薄薄的成見，頓時出現裂縫。隨后電話逐漸頻繁，內容卻和外交無關：聊音樂、聊北京胡同、甚至聊北外門口豆汁的咸淡。

1972年9月29日深夜，田中角榮訪華情況匯報在中南海進行。氣氛原本輕松，毛澤東突然停下茶杯，轉向章含之：“章老師，你男人跟別人好了，你為什么不離婚？”這句話像炸雷，會議室瞬間安靜。章含之僵住，嘴唇發白，卻還是擠出一句：“我……回去就辦。”毛澤東并未放軟語調：“別為面子活，早點解放自己。”短短一分鐘，把她多年不愿觸碰的婚姻裂縫徹底撕開。

走出院門，冷風直灌脖頸。那一晚，喬冠華第一次知道她婚姻的真相。他沒多說什么，只在電話里放慢語速，“你若走不出來，我等。”幾個星期后，離婚手續完成。毛澤東送來一箱紅蘋果，秘書只說，“主席讓你多吃，別染風寒。”

然而流言緊隨。年齡差距二十二歲、部長與翻譯的身份差距，足夠茶桌上添油加醋。章含之開始閃躲，喬冠華卻越發主動。“I love you，Will you marry me？”某晚，他用英語在電話里試探。得到“太難”的答復，他依舊堅持，“我們自己的人生，輪不到旁人指揮。”爭吵、沉默、再爭吵，如此循環。

1973年初春，值班室電話響個不停：“部長醉倒了，一直叫您的名字。”章含之連夜趕到報房胡同，看見喬冠華癱在沙發上，嘴里反復嘟囔“別走”。那一刻，她放下了所有顧慮。翌日清晨，兩人并肩去后海邊走了幾圈，決定共同承擔輿論后果。幾周后，周恩來對秘書淡淡一句：“感情之事，旁人少摻和。”外界風聲因此漸息。

同年六月，毛澤東提出讓章含之出任首位駐加拿大女大使。喬冠華說：“這是極好機會。”章含之卻回：“你六十了，我若遠赴他鄉，你的身體誰照顧？”她親自向毛澤東請辭。毛澤東皺眉，卻沒有強留，只淡淡交代：“既然選了，就走到底。”

此后二人同赴多場談判，章節中不乏唇槍舌劍，也不乏深夜并肩修改文件的靜謐。在外人看來，這段感情走得艱難；在他們自己看來，不過是“風大浪急，木船照樣能過”。這些年里，章含之常被問及：當眾那番“為什么不離婚”的批評是否難堪？她的回答干脆——“問題不解決才叫難堪，解決了就成往事。”

1972年的那聲質問，像錘子，砸碎舊鎖，也把新路敲開。對當事人而言，刺痛只是一瞬，更漫長的是隨后必須承擔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