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亡國危機，他們選擇道德審判和內斗！

作者：徐吉軍，新媒體：漢唐智庫！

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攻破京師，大明亡國帝將后妃子女（除太子外）盡數殺死，跑到煤山上吊自殺。死前在衣服上寫道：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

李自成大軍壓境，亡國帝與大臣討論遷都南京一事，又遲遲不下決心，要玩群臣死諫自己再同意那套把戲。自己有想法不直接推行，非要群臣提出來。但是，此前已經有了陳新甲推動議和被殺的先例，誰敢跳出來給皇帝當替罪羊？

一、南明內斗！

亡國帝自縊煤山之后，明朝并未立刻亡國。江南財賦尚在，云貴山河未失，閩廣沿海仍有水師， 大明南方依然具備 抗清 的基礎條件。

真正的問題在于，滿清還沒在北方完成戰略部署，南明內部已經進入了近乎失控的權力撕裂。晚明的政治邏輯在失去皇權約束后全面失控。

面對亡國危機，這位仍然死守個人權威，拒絕提前完成權力轉移。太子沒有南遷監國，導致北京陷落后，南方出現了致命的政治真空。空有南京備份朝廷，卻沒有名正言順的正統繼承人。

中華政治傳統，正統意味著秩序。一旦正統消失，所有人都會立刻停止保國，轉而開始自保和下注。

南明弘光政權的建立，本身就是一次權力妥協。福王朱由崧之所以被擁立，是因為他既無政治根基，也無軍事力量，最適合被權臣操控。馬士英、阮大鋮等人需要的，是一個合法蓋章的皇帝，而不是一個主政的君主。

然而，立嗣福王并未終結爭論，反而引爆了更劇烈的政治斗爭。隨后陸續爆發的潞王監國案、偽太子案、童妃案，共同點都是爭權奪利打擊政敵。

清軍尚未渡江時，南明已經把合法性撕成了碎片。

二、政治替罪羊！

南明政治最致命之處，在于權臣被迅速妖魔化，從而使任何現實治理行為失去政治正當性。

馬士英與阮大鋮，正是在這種環境下被系統性污名化的。

必須指出一個基本事實：馬士英并非典型意義上的賣國之臣。他確實專權、貪縱、任人唯親，也大量賣官鬻爵，但在弘光初期，他是少數真正試圖維持行政運轉、整合軍事資源的人。阮大鋮更是如此，人品與名聲固然不佳，但在具體事務上并非完全無能。

問題在于，東林黨這伙人不允許不干凈但能干事的角色存在。

阮大鋮早年曾經依附魏忠賢，被東林黨定性為閹黨余孽，這一標簽在晚明相當于宣布政治死刑。即便阮大鋮在天啟之后并未實際參與閹黨核心運作，但在輿論敘事中，他被不斷與魏忠賢強行綁定，成為道德污染源。

進入南明后，彌漫在崇禎朝堂的這套道德敘事被迅速復制。

東林黨人控制輿論工具，通過奏疏、私記、士林傳播進行道德審判，反復強調馬阮誤國閹黨復辟。這些清流刻意回避一個現實問題：如果馬士英、阮大鋮被全部打倒，誰來承擔國家的實際治理？

答案是，沒有人。

清流的政治優勢在于道德控訴，而不是組織能力。他們擅長否定，卻不擅長建設。于是，一個極其荒誕的局面出現了：

馬士英試圖集中資源、調動軍隊，被罵成專權；

阮大鋮試圖控制局勢，被指為復閹亂政；

真正導致政權癱瘓的，是所有人都在內耗，盼著對方先倒。

三、清流政治破產！

馬、阮被持續污名化的直接后果，是南明政治徹底喪失執行力，只能像僵尸一樣坐以待斃。

任何軍政決策，都可以被解讀為權臣陰謀；任何集中權力的嘗試，都會被視為走向專制。

在這種環境下，沒有人敢為整軍、籌餉、征糧背書。

于是我們看到一種極其諷刺的現象：清流士人日夜高談名教大義，卻對軍餉斷絕、兵源潰散視而不見；他們可以寫出最激烈的檄文，卻拿不出一份可執行的防御方案。

清軍南下時，這些道德勝利者既無法指揮軍隊，也無法承擔責任，最終只能與他們所咒罵的對象一同沉沒。

政治信用的崩塌，必然導致軍事集團的離心化。江北四鎮并非天生反叛，而是在南明朝廷無法提供穩定指揮和合法性的情況下，轉而自保。

高杰、劉良佐、劉澤清等人，既不信任朝廷，也不信任彼此。誰也不愿為一個可能隨時被清流清算的政權拼命。于是，私兵化、地盤化成為理性選擇。

史可法的個人操守無可指摘，卻夾在道德政治與軍事現實之間，既得不到完全授權，也無法整合諸鎮，最終只能以個人犧牲來喚醒麻木不仁的群臣。

然而，大明已經徹底腐朽，死多少人也喚不醒的。

四、李定國的孤獨！

如果說南明前期的失敗源于文官集團的道德內斗，那么后期的徹底崩塌，清晰地體現在一個人身上，這就是李定國。

李定國的特殊性，首先在于他的出身。作為張獻忠的義子，他并不屬于傳統士大夫體系，也不背負晚明黨爭的歷史包袱。這使他在政治上干凈，也意味著他在南明天然處于邊緣。他不是清流，也非舊勛貴，更不屬于東林或復社體系，他只是一名在亂世中以戰功立身的職業軍人。

張獻忠死后，大西軍群龍無首，孫可望、劉文秀、艾能奇等人各懷心思。李定國并非沒有稱雄一方的資本，但他最終選擇聯明抗清，并非出于個人忠明情結，而是基于極其現實的判斷。清軍一旦完成南方整合，任何地方武裝都將被逐個清剿，唯有形成政治合法性與軍事力量的結合，才有生存空間。

這一判斷，在戰略層面完全正確。

在戰場上，李定國幾乎是南明后期唯一一位持續給清軍造成系統性打擊的統帥。他兩次在正面戰役中擊潰清廷親王級統帥，定南王孔有德戰死，敬謹親王尼堪陣亡。兩蹶名王的輝煌勝利，不僅在軍事上震動清廷，也在心理上打破了清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在同時期的南明將領中，這是獨一無二的戰績。

更重要的是，李定國并非只會打仗的猛將。他對戰爭形勢的判斷，始終具有超越南明平均水平的戰略視野。湖南、廣西局勢初穩后，他清醒地意識到，若不能打通云貴、兩廣、東南沿海的戰略通道，南明必然被各個擊破。因此，他極力主張東進廣東，與鄭成功水師形成呼應，構建南方整體戰區。

這是南明歷史上，極少數真正具備全國性戰爭構想的戰略方案。

正是在這一關鍵節點，南明體制的致命缺陷徹底暴露出來。李定國需要的并非空洞的忠義表態，而是糧餉、兵源與政治授權。

然而他面對的，卻是來自自己人的層層掣肘。孫可望對他的忌憚，遠甚于對清軍的恐懼；南明朝廷既需要他的勝利，又害怕他因戰功過大而失控。

于是，一種極其荒誕的局面出現了：李定國被南明朝廷寄以厚望擊敗清軍，卻被剝奪了贏得戰爭所必需的條件。

新會之戰，正是這一矛盾的集中體現。李定國孤軍深入，后勤斷絕，既未得到孫可望的有效支援，也未能與鄭成功形成實質配合。

當一個政權無法協調內部力量，只能寄希望于某一位將領超額發揮時，失敗幾乎是必然的。

更悲劇的是，李定國始終刻意回避內戰。他并非不知道孫可望的野心，也并非沒有能力先發制人，但他一再退讓，因為他清楚，一旦內戰爆發，大西軍體系將徹底瓦解，而清軍將不戰而勝。

這種退讓，在政治博弈中被視為軟弱，恰恰體現了他對整體局勢的清醒認知。

孫可望最終投清，引清兵入滇，一切走向終局。

此時的李定國，已無力回天，卻仍未放棄抵抗。磨盤山之戰，是南明對清作戰史上最后一次成體系的反擊。永歷帝流亡緬甸、朝廷名存實亡，李定國依然試圖以軍事行動維持最后的尊嚴。

永歷帝被吳三桂絞殺后，南明在政治意義上已經終結。李定國失去了為何而戰的信念。1662年，他病逝于云南邊境，臨終仍告誡部屬寧死荒徼，勿降也。

五、不值得悼念，卻需要反思！

在一個以黨爭、猜忌和道德清算為運行邏輯的政權中，真正以大局為中心的人，注定是異類。李定國的悲劇，證明了南明并非無人可用，而是政治系統拒絕勝利。

這是南明最終覆亡的最殘酷注腳。

內斗就要亡國，亡國也要內斗，這句話并非情緒宣泄，而是對南明政治現實的冷酷總結。

清軍只是最后的執行者，真正簽署滅亡判決書的，是南明自己。

這段歷史值得反復書寫，不是為了哀嘆過去，而是為了提醒后人：

在生死存亡之際，任何把派系、名分、私利置于共同目標之上的政治集團，都比敵人更致命。

這樣一個自取滅亡的朝代，不值得悼念，卻需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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