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開國上將的岳父被判槍決，行刑前大將提出：我有個小請求

一九五九年七月的廬山，云霧繚繞。山間的涼意并未沖淡會議上的火藥味。一天深夜，會議室的燈還亮著。有人拍了拍黃克誠的肩膀，小聲勸他：“老黃，話別說那么直，留點余地。”黃克誠沒吭聲，只是抿了抿嘴，目光像山石一樣硬。對許多人來說，他的倔強是出了名的；可對他自己，這只是做人的分寸——寧可直不愿彎。

黃克誠的棱角并非一時沖動，而是多年磨礪的結果。早在抗戰時期，他就以敢作敢當著稱；到了解放后，擔任中南軍區司令員時，他對貪污、浪費的整肅毫不手軟。同志們說“老黃的規矩比文件還嚴”，并非夸張。可誰也沒料到，真正考驗他底線的，不是公文，不是賬本，而是血脈相連的親戚。

時間倒回一九五二年三月。武漢初春陰雨，漢江水面灰撲撲的。軍區機關剛剛散會，一份封條完好的卷宗被置于黃克誠桌上。來人匯報道：“首長，中央監察委員會轉來的案件，唐兆超涉漢奸案。”唐兆超便是黃克誠的岳父。卷宗里寫得清楚：抗戰期間勾結侵華日軍，為其站崗放哨；兼作鴉片走私，撈取暴利。按時任中南局的定性，判決死刑，擇日執行。

黃克誠靠在椅背，良久無言。若撥通北京的電話，或許還有挽留余地；他清楚自己的資歷與榮譽分量。可那條“不得為親友謀私利”的規定早已印進骨頭。一陣沉默后，他按下內線：“請代主任來。”不為翻案，只為搞清程序是否嚴謹。幾番核實，案情確鑿——沒有半點回旋空間。

夜里，他把妻子唐棣華叫到書房。燈影搖晃，墻上的影子一晃一晃。“老黃，你找我？”唐棣華心底已經隱約有數。黃克誠語氣低沉：“你的父親……判決下來了。組織定了死刑。”短暫的靜默后，唐棣華忍住淚：“我不求別的，只想見他一面。”她知道丈夫做不到為父親求情，也不該去做。

翌晨，黃克誠親撥電話給中南局軍政委員會秘書長高文華。電話那端剛接通，他直入主題：“我有個請求，能否批準家屬去看望死囚最后一次？”高文華沉吟片刻，“可以，按規矩辦。”十二個字，像一記鐵錘落在彼此心頭。

行刑那天，春雨如絲。唐棣華在看守所昏暗的走廊里見到父親。沒抱怨，也沒哭鬧，只說了句：“保重走好。”唐兆超神情木然，又似輕松，仿佛卸下多年暗債。半小時后槍聲回蕩在郊外的荒坡。執行完畢，高文華給黃克誠去電：“任務完成。”黃克誠只是淡淡地“嗯”了一聲，合上筆記本，旋即投入下一份報告。

此事在高層流傳，彭德懷后來向身邊人感慨：“你們老說我脾氣爆，其實黃克誠才是不留情。”他的話不全是玩笑。黃克誠的“六親不認”在日后多次顯影。

一九七七年，恢復工作后的黃克誠被分配到軍委辦公廳的老房子里。屋頂漏雨，墻壁剝落，警衛處找來預算：修繕需三萬元。他看完就劃掉：“國家還在搞四化，花這錢干什么？”從此夏天漏雨，冬天漏風，家人只能在屋里支傘接水。有人背地里嘀咕：“堂堂上將也太苦自己。”可他并不在意。

黃家子女在這樣的氛圍里長大。長子黃晴一九七九年辦婚禮，親戚提議動用父親警衛排的吉普車接親，被黃克誠當場拒絕：“別想著沾光，騎自行車才安心。”同年盛夏，胡同深處傳來叮鈴咯吱的老鳳凰車聲，新郎額頭滿是汗珠，新娘卻笑意盈盈。街坊們看得新奇，議論卻止于敬佩。

“公家一桌飯，只要賬目不明，就該查！”——一九八〇年一月，京西賓館，送別李達、迎接張震的晚宴共花費公款四百元。楊勇上將動了這點“面子”心思，本覺小事。孰料被時任中紀委常務書記黃克誠得知，他在會議上冷冷一句：“所有人都要守紀律。”風聲驟緊，楊勇錯愕，旋即打電話認錯，自掏腰包補款，還寫檢討。此后，總參再無此類開支。

類似插曲接連發生：商業部門招待費漏洞，他批示媒體公開；外調干部違規購置小汽車，他要求退還。有人覺得“傷和氣”，可黃克誠說：“干部如水，渾了，百姓喝不得。”

一九八五年，他請求退休。外地地方政府多次發邀請，想請他到革命舊址走走，好做宣傳。他擺手：“機票、住宿都是開支，讓基層接待，心里不安。”逝世前數日，他對兒女交代：“喪事節約，別驚動外地。”

一對新中國將星與良將夫婦就此謝幕。唐棣華看到中央悼詞中的“突出貢獻”四字，堅持刪去“兩字”：留下“貢獻”。她解釋：“他的原則是一輩子，只要合格就行，不必突出。”工作人員無奈又感動，照辦。

黃克誠的故事不華麗，也不復雜。槍斃岳父，他無動搖；整飭同僚，他不含糊；約束子女，他從不松口。身后留下的，是一座漏雨的小樓、一輛早已報廢的舊吉普、以及卷宗里那行字——“一切按紀律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