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產業鏈重構的三重變局：地緣沖突、技術變革與中間國家再定位｜國際

文/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徐奇淵

當今全球產業鏈重構面臨三重變局：地緣沖突、技術變革與中間國家再定位。在此背景下，中國既面臨產業外遷、美國技術“軟封鎖”與博弈復雜化的壓力，也擁有重要機遇，可憑借超大規模市場和完整產業體系，從“世界工廠”升級為“全球供應鏈關鍵樞紐”；加強自主創新，結合產業鏈優勢、市場體量與制度供給能力，深化與全球南方國家、中間國家、關鍵礦產國等國家合作，成為“規則共建者”，贏得與自身經濟體量和發展階段相匹配的制度性話語權。

2025年，世界在多重裂變中步入一個極不平凡的歷史節點。在2025年4月初美國政府推出“對等關稅”之后，連英國《經濟學人》雜志也不得不感慨，中國多年前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確實有“先見之明”。

與此同時，這一年的地緣政治沖突也持續不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技術變革領域，人工智能（AI）與數字技術變革疊加中美科技競爭顯著加劇，技術體系的局部雙軌化特征初現。綠色轉型與新能源產業擴張也正在重塑全球能源礦產的地緣格局。在此百年變局背景之下，中間地帶國家加快抱團取暖，試圖在中美之外打造相對超脫的“中間板塊”。

未來，全球產業鏈的新一輪空間布局將如何演進？這將如何深刻影響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筆者試圖圍繞這些關鍵問題展開討論。

產業鏈重構的主要驅動因素

百年變局不僅僅體現在地緣經濟、地緣政治領域，AI和數字技術以及綠色技術領域的發展進一步衍生出新的競爭，也推動著國家間博弈的加劇。

地緣經濟領域，“對等關稅”政策疊加美國產業安全戰略升級。2025年4月，美國通過行政命令對主要貿易伙伴施加“對等關稅”，再通過一系列雙邊談判試圖在全球范圍重排關稅結構。美國貿易代表將這一做法稱為所謂“特恩貝里體系”，宣稱要在“對等”名義下重建以美國為中心的新貿易秩序。

與此相呼應的是，2025年末美國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將“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礎”置于突出位置，在“經濟安全”部分重點強調平衡貿易、關鍵供應鏈和重要礦產安全、再工業化及關鍵與新興技術優勢等領域，主張將經濟政策系統性納入美國國家安全和對外戰略框架。

地緣政治方面，沖突長期化與“通道安全”風險明顯抬升。俄烏戰事拖延不決，中東局勢與紅海危機交織，2025年又爆發了以伊短期高烈度沖突，黑海、紅海、波斯灣等航道和周邊港口的安全風險整體上升，部分關鍵航線不得不在“高警戒”“高成本”狀態下運行。

能源產區、糧食產區與海運樞紐高度重疊，油氣設施、糧倉港口和跨境管道頻繁暴露在襲擾、封鎖和繞行風險之中。“能源是否可得、通道是否暢通”已不再是偶發性沖擊，而成為各國政府、跨國企業在制定產業布局、供應鏈重構和貿易戰略時必須長期納入考量的基礎性因素。

技術領域，AI與數字技術變革疊加中美科技競爭顯著加劇。以2025年1月深度求索（DeepSeek）發布DeepSeek-R1為標志，中國大模型在推理、數學和代碼生成等關鍵指標上已逼近、甚至局部對標美國前沿水平，顯著縮小了技術差距，引發政策層面與資本市場的廣泛關注。這一進展強化了美方對技術外溢的警惕，成為其收緊對華出口管制的重要動因。

同期，美國推出“AI擴散框架”等新規，擴大對高端圖形處理器（GPU）、云算力服務及閉源模型的管轄，并推動國會立法，使相關限制更具系統性與長期約束力。AI及其底層支撐技術，由此上升為中美科技博弈的核心支點。

同時，綠色轉型與新能源產業鏈重塑能源地緣格局。在碳中和目標驅動下，各國加速實施碳定價、碳邊境調節機制等政策，推動新能源汽車、光伏和儲能等產業迅猛發展，帶動鋰、鈷、鎳、銅、稀土等關鍵礦產被普遍納入“國家戰略資源”的范圍。由此在傳統“油氣政治”基礎上，一套以關鍵礦產為核心的“礦產政治”體系正在形成。

同時，綠色標準與碳足跡規則在國際貿易與投資中的權重顯著上升，“是否符合綠色與碳規則”已從末端合規問題，轉變為影響企業投資布局、供應鏈選址和市場準入的前端決策變量。

在此背景之下，中間國家的戰略主動性顯著增強。一批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開始在中美之外尋求第三種路徑：更加謹慎中立、彼此更緊密一體化的方式。一方面，歐盟在對美信任下滑、對華分歧增加的背景下，更加強調戰略自主，探索與《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等高標準經貿規則平臺的制度對接。

另一方面，新加坡、阿聯酋等中小經濟體牽頭發起“未來投資與貿易伙伴關系”（FIT-P）等小多邊機制，試圖通過數字貿易、開放規則和供應鏈合作，把一批志同道合國家團結在一起。

這表明，越來越多國家希望在維持與中美雙向互動的同時，通過規則聯盟和區域聯結構建“中間板塊”，這一力量正在成為推動全球產業鏈版圖演變的重要力量。

全球產業鏈重構新動向和主要特征

與前述沖擊相應，全球產業鏈重構呈現出以下新特征：

第一，產業鏈供應鏈形成多節點“散而不碎”的特征，可調度化上升。在各種地緣沖突的不確定性之下，單一國家生產基地的模式正在被“多節點布局+區域網絡”所取代。2025年以來，一批跨國企業在公開表述和實際動作中，都強調要在關鍵區域形成“2至3個可替代生產基地”，例如在東亞同時保留中國和東南亞產能，在北美同時利用本土與近岸生產，再輔以歐洲或中東的補充節點。

全球生產變得更加分散，但從龍頭企業視角看，供應鏈并沒有碎片化，而是演變為多節點、可調度的網狀體系——零部件、工序和產能在多個國家之間不斷“重新拼裝”，企業通過冗余布局和動態調度，在不確定的環境中換取整體運行的連續性與韌性。

第二，供應鏈的全球布局轉向“小步快跑、輕重分步”。為應對諸多不確定性，跨國公司的投資轉向謹慎，在關鍵市場普遍采取“最小化成本以應對不確定性”（Bare minimum）策略，比如先以組裝、售后、品牌與渠道等輕資產、輕投入方式應對變化，再視沖擊變化的持久性做出決定，看是否追加本地化生產和重資產投資。

由此，供應鏈重構呈現出“小步快跑、先輕資產再重資產”的節奏，這提高了機動性和回旋空間，但也意味著大規模、一次性的投資呈現下降趨勢。根據《2026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給出的2025年一季度數據，全球FDI交易金額和項目數量均跌至歷史低位，其中全球FDI流量較上個季度下降14%，同比也下降了15%。聯合國貿發會議在2025年10月發布的研究報告也對2025年全年的國際直接投資給出了負面判斷。

第三，“礦產政治”與傳統“油氣政治”疊加。綠色轉型和新能源產業興起，在既有“油氣政治”之上催生出以鋰、鈷、鎳、銅、稀土等為核心的“礦產政治”體系。新能源礦產國家雖難以短期取代油氣大國，卻明顯稀釋后者在能源地緣格局中的地位，其戰略地位和議價能力迅速上升。關鍵礦產的勘探開發、冶煉加工、材料與裝備制造及本地配套的布局，正成為大國爭奪和地區國家謀劃的重要方向，當下這一輪全球產業鏈重構，尤其在新能源、汽車、電網裝備等領域，很大程度上沿著“能源—礦產—材料—裝備”縱向鏈條展開。

第四，供應鏈從物理網絡走向云空間，局部技術體系加速“雙軌化”。以DeepSeek等為代表的AI技術進展縮小了中美在部分領域的差距，美國則進一步收緊在相關領域的出口與服務管制。同時，供應鏈不再只是零部件與商品的物理流動，而日益演變為算力、算法與數據在不同監管體系間的配置問題。

圍繞數據本地化、云服務安全、AI監管等議題，各國密集出臺規則，中美之間在算力基礎設施、技術標準和平臺生態上的分化趨勢加快，全球供應鏈在數字與AI維度上出現某種“雙軌化”雛形。這既顯著抬高了企業在數字環節的合規與協同成本，也增加了部分發展中國家在高端數字產業鏈中“搭便車”的成本與難度。

第五，值得注意的是，中間國家抱團取暖，產業鏈重構放緩且復雜化。一批不愿完全選邊站隊的中間國家開始更主動地抱團取暖，試圖在全球產業鏈重構中爭取更多集體話語權與緩沖空間。這為跨國企業提供了“繞開中美直接對抗”的布局空間，推動部分產能和貿易流向這些國家。

同時，由于這些經濟體本身也在強化本國產業政策、提高關稅與本地化要求，導致全球產業鏈重構并未形成順暢的“新主軸”。結果是，全球產業鏈重構的方向在空間與節奏上往往表現為“放緩而復雜化”——企業更多是在中國、美國以及“中間地帶”之間做有限度的多點布局，而不是大規模、一次性的產業鏈遷移。

我國的挑戰與機遇

從全球產業鏈重構視角看，我國面臨三重結構性壓力。一是制造網絡向“多節點協同”演進，這雖然伴隨產業外遷壓力，但我國仍是關鍵核心節點。二是中美技術“雙軌化”加劇，美方在芯片、算力、軟件及數據規則上構筑“軟封鎖”，抬高我國的技術、產業升級成本。三是“礦產政治”與“中間板塊”崛起，各國追求供應鏈多元與規則主導，我國難以延續過去以規模和成本自然集聚產能的模式，博弈復雜性顯著上升。

不過我國也面臨以下主要機遇：首先，全球產業鏈“散而不碎”的趨勢，客觀上削弱了任何單一國家限制我國的能力。只要穩住超大規模市場和完整產業體系，我國完全有條件從“世界工廠”升級為“全球供應鏈的關鍵樞紐”。依托在系統集成、標準制定、柔性制造和供應鏈控制塔等方面的能力，我國可憑借“組織協調力”而非僅靠成本優勢留住優質產能。

其次，技術“雙軌化”既是封鎖壓力，更是倒逼自主創新的歷史契機。我國在大模型、垂直行業場景落地和工程化應用方面已形成比較優勢。若能將這一優勢與自主算力底座、開源生態、國產軟硬件協同機制深度融合，有望在全球南方和中間國家提供一套“好用、可負擔、不完全受制于美”的技術選項。這不僅可緩解外部封鎖，更可能轉化為制度性公共產品，助力我國從“技術跟隨者”向“規則共建者”躍升。

最后，“中間板塊”“礦產政治”的興起，為我國參與重塑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開辟新空間。圍繞“資源—冶煉—材料—裝備—市場”全鏈條，我國可與關鍵礦產國及新興中等強國設計一攬子合作機制，并在本幣結算、區域金融安全網、可持續債務重組、氣候融資、AI技術等領域深化協作。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此背景下，我國若能將產業鏈優勢、市場體量與制度供給能力有機結合，就有望在“分散化但未碎裂”的全球重構中，贏得與自身經濟體量和發展階段相匹配的制度性話語權。

來源 | 《中國外匯》2025年第24期

編輯 | 周茗一

審核 | 丁開艷

責編 | 蘭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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