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姚鄂梅：出身農村、中專學歷，她卻靠寫作改變命運

本文首發于英國《金融時報》FT中文網

姚鄂梅感慨，人這一生會因為太多因素而終止寫作，但說到底，寫作最大的秘密，就是堅持寫下去。

文 | FT中文網專欄作家非非馬

英國查思出版社這些年系統性地翻譯出版了諸多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以對抗英語世界書架上單薄的“中國想象”。前兩年他們決定做一組當代優秀中國女作家的書系，出版人王英向人民文學出版社征詢意見，被推薦了一個并不算“出圈”的名字——姚鄂梅。

推薦理由很簡單：她的中篇小說集《家庭生活》完全靠口碑加印了五次，豆瓣評分高達8.5，上榜2021年豆瓣“年度最受歡迎好書（國內小說）”前十，累計銷量已超二十萬冊，堪稱現象級文學作品。王英讀完《家庭生活》后，當即決定在英國翻譯出版。

我正是在《家庭生活》的英國首發式上見到的姚鄂梅。短短幾分鐘交談，便讓我對這位看著低調、質樸的女作家產生了強烈好奇并約訪。

《家庭生活》中英文版

姚鄂梅出生于湖北宜都農村，高考遭逢意外，去讀了財會中專，畢業后在縣城工作長達12年。她不屬于任何“文學圈”，只有自己的“生活圈”，在業余寫作的路上熬過長達10年的“投稿期”，直到作品得以在《人民文學》發表。

在一步步寫成職業作家的道路上，她還是一名單親媽媽，坦然說自己其實“80%的精力都在女兒身上”，自嘲一直都是一名“業余寫作者”狀態。甚至，這么多年來，直到女兒今年去讀大學，57歲的她才終于有了一間屬于自己的書房。

今年，她的最新長篇小說《海燕》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上了“央視好書”推薦，還獲得了《當代》文學拉力賽年度長篇小說獎。

寫作30年，姚鄂梅已是一位穩定產出、持續被核心刊物與重要文學獎項系統性確認的“實力作家”。她的作品多次進入中國小說學會年度榜、收獲文學榜，并獲得《人民文學》獎、汪曾祺文學獎、湖北省屈原文藝獎等等，部分作品在英、俄、德、日、韓等國被翻譯出版。

姚鄂梅顯然不是靠一次高考“改命”的人，卻在命運的顛簸里一點一點寫出了屬于自己的道路。她以一種樸素笨拙的方式，在漫長歲月中維護住了寫作的能量和方向，把“生活”寫成一個作品系統，在時代的褶皺里完成了自己的敘事學。

01

1968年底，姚鄂梅出生在湖北宜都松木坪袁家垱，彼時這里還叫“高農大隊”。這是集體化時代的中國農村，孩子從小就被視作“勞動力”，她回憶自己小時候，每年暑假都被農活占滿。開學第一天，手會因為干農活太久，“連字都不會寫了”，要適應好一陣。

姚鄂梅用“極度貧瘠”來形容自己的童年生活，無論是物質資源還是精神資源，都極度貧瘠。這種貧瘠，卻也催生出了她強烈的“文字饑餓感”：“從小，但凡是有字的紙，我都會拿來讀。”

她的家庭有耕讀傳統，父親小時候讀過幾年私塾，但母親是文盲。大哥二哥都非常會讀書，也都考上了中文系。大哥比她大十歲，是1977年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也是他們村里建國后的第一個大學生。那一年姚鄂梅9歲，至今記得全村人都來慶祝這樁喜事。

但無論是姚鄂梅的哥哥，還是姚鄂梅自己，讀書首先不是為了“逆天改命”，更多是源自兩大內生的驅動力——上進心和好奇心。兩個哥哥每年寒暑假都會從學校借回一捆捆的書——它們都成了少時姚鄂梅的珍貴讀物。她是敏銳、早慧的，每逢假期哥哥們回家，她都能和他們整晚整晚地聊。

十六歲，姚鄂梅參加高考。學校用一輛敞篷卡車把鎮上的學生一起拉去縣城的考點。結果半路遭遇傾盆大雨，一車學生連同復習資料一起被淋得通透。她發了高燒，膽結石也一起發作。老師其實勸她次年再考，可那時通訊條件差，聯系不上家長，老師也不能替她做主。她帶病堅持參加了高考。考地理那天，膽結石痛得她直不起腰，只能向監考老師申請蹲在地上，用膝蓋頂住腹部以緩解疼痛，勉強把卷子寫完。

由這個細節我看到了姚鄂梅身上的堅韌氣質，在身體與現實都不配合的時候，她并不怨天尤人，也不放棄，仍然能把該做的事做完。

成績下來，姚鄂梅果然是沒考上大學，但被調劑到了湖北省糧食學校（中專）的財會專業。

當時的中專其實也很難考，是很多農村家庭夢寐以求的“機會”：能轉戶口，畢業還包分配。姚鄂梅的父母很滿意，覺得能上中專也挺好，于是姚鄂梅來到了武漢讀書。

可真正去了之后，她開始后悔，她一點也不喜歡財會這個專業，她覺得自己還是該像兩個哥哥那樣讀中文系，為此“抑郁了整整兩年”。她說那兩年最大的收獲是，幾乎把學校圖書館里所有的外國文學都看了一遍。是閱讀和文學，在這段人生的暗黑期拯救了她，照亮了她。閱讀于她，從來不是“裝飾品”，甚至不是一種“趣味”，而是一種“生命的支持系統”。

02

1986年，姚鄂梅中專畢業，19歲。她被分配到當時的宜都縣林業局，工作地點在鄉村苗圃，但她還是希望能調到縣城上班。一年多后，她進了縣城一家當時效益頗好的工廠做勞資工作。工廠里有一個文工團，有一群非?；钴S的青年，他們成了姚鄂梅最親密的朋友。差不多同時，她加入了縣城的文學社——這個談文學談寫作的小團體，讓她第一次觸摸到：一種“和文學沾邊的生活”是什么樣的。

姚鄂梅記得，在縣城的郵局角落里，有《星星》《大家》《鐘山》等詩歌、小說雜志。每次雜志一到，一群年輕人就搶著傳閱，讀完再聚在一起交流體會心得。

她還記得有一次在一個社員家里聚會，墻上貼滿了大家創作的詩歌，門一開，墻上的紙片便被風吹得嘩嘩作響——她說那是“奇妙的場景”。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是詩歌的黃金時代。詩歌也鍛造了姚鄂梅的某種精神底色。她雖然不以寫詩為志業，卻至今保留著讀詩的愛好與習慣。

大概從1988年到1990年，二十出頭的她進入遲來的青春期，頻繁從日常中“出走”。只要攢下一點錢，她就帶著詩歌奔赴遠方。

因為對“外面世界”的渴望，她那時候特別喜歡在火車站里聽售票窗口前的旅人喊站名。那些陌生的地名，像是一種召喚。她最遠去到了新疆，差點就想留在那里。

年輕的姚鄂梅完全沒有“攢錢”的概念。別的同齡女孩都存錢準備結婚，可她的每一分錢都花在了路上。“我一直都很自說自話的，從來不覺得做什么事情，要征得誰的同意?！?/p>

這句話聽上去像反叛與任性，其實更像一種對“自我主權”的堅持。只是，頻繁的出走終歸惹怒了廠方。

有一天，她收到大哥電報：“廠方欲除名，回否請權衡。”這份電報轉達來自現實世界的“提醒”，卻沒有壓迫之意，而是把選擇權交給姚鄂梅自己——她第一次明確地面對“自由的代價”，并且要自己做出選擇。最后，她不忍家里人擔心，選擇了“回歸”日常。

后來，她去了縣城的中國銀行做文書工作。因為很早就學會電腦，她成了全行最忙的人之一——哪個部門找她幫點忙，她都愿意，天天加班也不覺辛苦。“發現自己有用，讓我很開心?！彼髞碜龅搅宿k公室主任。

“貼地飛行”是姚鄂梅一部長篇的書名，也非常適合形容姚鄂梅自己。與其說“貼地飛行”是一種動作修辭，不如說是一種立場選擇和生活姿態。心遠志高，也得先把腳下的日子過穩，讓自己擁有續航能力，才能在現實里為寫作騰挪出空間。

隨著中國銀行的工作步入正軌，姚鄂梅有了更多“業余時間”，并開始了寫作。為什么會如此渴望寫作？她如此回答：多年的閱讀和生活閱歷，累計了蓬勃的表達欲。她想寫出自己對世界的觀察、思考，對世界的一點看法。

她慶幸自己單身了很久：“我是一個責任心很強的人，一旦早早結婚生子，我肯定會花很多時間、精力去承擔家庭責任。”

而在她觀察到的婚姻故事里，觸目都是傳統婚姻與母職承擔對女性時間、精力乃至審美的吞噬：“當時很多女性在結婚后都會像蝸牛一樣，把整個家背在身上，覺得洗衣做飯是自己天職。但這些會占據你的時間、占據你的大腦，甚至摧毀你的審美，把你的心靈擠得滿滿的。如果一個女人想寫作，其實真的不太適合婚姻，至少不適合太早結婚?！?/p>

事實上，姚鄂梅結婚要到2003年，35歲。這在那個年代的小城市并不常見。她自嘲不是那種“銷路很好的女孩”：外貌普通，性格內向。關鍵是，她從不把擇偶當成必須完成的“人生目標”。

母親1995年去世之后，家里也不再有人催婚。她感慨人這一生，有太多因素都可能會終止寫作生命：工作太志得意滿、深陷家庭責任、遭遇不可知的意外……說到底，“寫作”最大的秘密，其實是堅持寫下去。

最開始，她給地方報紙副刊寫“豆腐塊”。每獲刊發，都帶來快樂與滿足，但這種滿足很快耗盡，“我開始覺得那么寫下去沒什么意思。”她決定轉向小說創作，也由此進入漫長的自我學習與磨練期。

當時還沒有郵件投稿。她最早寫小說，要用稿紙一頁頁手寫；再去郵局抄各家雜志的地址，在信封寫上“編輯老師收”，一次次寄出，又一次次收退稿信。

她講起那段日子，會提到電影《杯酒人生》里那個頻繁被退稿的男作家：“接到退稿信的時候，心里很難受，可表面上又要裝得若無其事。我太懂這樣的狀態了。”

好在，那時候的編輯會認真在退稿信上寫評價和建議，這些“反饋”成為她寫作中最實際的指引：不斷體會，并據此修改。倔強如她，從沒動過“算了”和“放棄”的念頭。每一篇作品被退稿，她都會再改、再投，直到某一天終于被刊用。

她作為一名作者的“投稿期”，長達整整十年。從1996年第一部作品獲得刊載，她要一直熬到2004年，發表才終于順暢起來?；仡欉@段“投籃期”，姚鄂梅心態平和，認為這是必要的準備期和磨練期。

“沒有捷徑可走，我起點低，就是從投稿失敗和閱讀中慢慢體會，一直寫、一直修改?，F在回頭看，文學并沒有那么高不可攀和神秘，它就是個馬拉松，關鍵是堅持?！蔽覍⑦@段解釋理解為姚鄂梅的謙虛。

如她所言，一個作家的堅持當然重要，但一個作家真正稀缺的，除了“寫下去”的毅力，更需要三種能力——感受力、洞察力與轉化力。

就比如她曾說自己的寫作都是以“痛感”作為出發原點的，她只寫那些在真實生活中讓她感到疼痛的細節和故事，這就是一種超強的感受力。所以，她的題材始終貼著現實的“摩擦面”——縣城生活、家庭倫理、教育焦慮、城鄉流動等等。

她是那種難得有雙重視角的作家，一方面她是生活內部的人，另一方面她又能抽身，把日常當做社會機制的切面來讀。所以她的敏銳不只是發現細節，更是能從細節里辨認時代——我看她的作品，時常會感慨其間穿透的社會學洞察力，像是對現實的持續“校對”。

這種洞察力，源于天性——敏銳、早慧、好奇心強，同時也來自后天的強化訓練：觀察、閱讀、思考，缺一不可。而十年“磨礪期”，則煉出了姚鄂梅過硬的“轉化力”，或者說“寫作工藝”——若不能將經驗、想象、推演、思考“轉化”成優秀的作品，一切仍是徒勞。

采訪中，姚鄂梅承認自己是一個有完美主義傾向的人，對自己“其實要求很高”，每次都希望自己能寫出一點“新”來。因為不如此，何以進步呢？“堅持寫，并不難，難的是一直能寫出讓自己滿意的東西?！彼幌嘈拍欠N停留于舒適圈的寫作。

03

1999年，姚鄂梅離開宜都縣城，來到了宜昌的中國銀行。工作地點變了，但沒變的是：業余時間幾乎全都留給了寫作。

2003年，她因結婚遷徙到南京一所高校做行政工作，依舊堅持在業余時間寫作——她形成了自己的“寫作機制”。

那時她白天上班，晚上做飯做家務，真正能寫作往往要到晚上八九點之后，“所以，從來不敢在十二點之前睡。”寫作已成為她日常的一部分，是她固定的勞動節奏，也是她一個人的精神漫舞。

盡管那時她的作品發表已經比較順暢，她也在外界意義上成為“作家”了，可她一直沒有一間書房，也沒有一張真正意義上的書桌——書房是先生的，她只能在臥室的五斗柜邊上塞一張小桌，勉強擺下電腦。

如今看，她倒覺得這種“擠壓感”反而對創作有好處：太舒適會讓人松懈。時間緊、空間擠、生活瑣碎，逼迫她在腦內先把東西想透：散步、洗澡、做家務時都在構思；坐到桌前，專注地把已經成形的東西爆發式敲出來。

也正是在這幾年，她的創作真正起勢：在《人民文學》《當代》《上海文學》等刊物持續發表中短篇。2005年，長篇小說《像天一樣高》在《當代》亮相，這部作品也成為她與《當代》結緣的起點。這部小說寫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她所經歷過的“精神青春期”，刻畫了詩歌黃金年代的青年群像——它某種意義上也是她的“精神自傳”。

在姚鄂梅的路徑里，作品并不承擔“迅速改變生活”的功能，它更像一種持續的確認——確認她并未被生活完全收編，確認她在日常勞動之外還保留著一條向內的、屬于自己的探尋線索。

2007年，姚鄂梅的女兒出生。2008年，她得知上海作協與上海社科院聯合開辦文學研究生班，果斷報名參加——對她而言，這是一次難得的系統性補課的機會。那兩年，她在南京與上海之間來回奔波。最終，寫作給她帶來一個機遇，進入另一個職場，在文學雜志做編輯。

事業順遂的同時，她的婚姻關系卻墜入冰點。不喜沖突也不喜內耗的她，掉頭轉向寫作：“那段時間，我可以說是在瘋狂地寫。”

2011年，她一個人帶著年幼的女兒來到上海，開始了“身兼數職”的生活：本職工作、母職承擔、文學創作，每一樣都不能糊弄，“時常弄得自己很狼狽”。在當了三年的“多邊形戰士”之后，她決定辭去工作，當全職作家。她坦承：主要是因為這樣更方便照顧女兒。

她每日接送女兒上下學，負責一日三餐，晚上還要陪作業，周末再陪上興趣班。連數學輔導班，她都會坐在旁邊聽課——萬一孩子沒消化吸收，你要確保自己能給她講。

難怪她說自己“其實80%的精力都在女兒身上”。她也再次提到了自己的責任感，“既然把她生下來，那就竭盡所能地對她負責任?！弊鳛橐幻氉骷?，她把小家里唯一的書房給了孩子。

在姚鄂梅的身上，我其實一直都能看到兩股力量扭絞在一起：既有堅定的自我主權意識，又有很強的責任倫理。無論是從“出走”中回歸，還是獨自扛起照料女兒的擔子，都體現了她對責任的看重與背負，但同時，她永遠也不會真正把自己的人生“外包”，無論是婚姻、單位，還是圈子、流行敘事，都沒有徹底接管過她。

這兩股力量，很多人只具備其中一種：要么追求自由但缺乏長期責任，要么責任感很強卻把自我磨沒了。可姚鄂梅兩者都強，所以她的人生看上去似乎有點“擰巴”，卻也讓她獲得了一種超強的現實續航力。

她在倫敦時就告訴過我，她非常感謝女兒的存在，如果不是照顧女兒的重任在肩，或許她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動力和毅力堅持到現在。這種“矛盾擠壓”，反而讓她獲得了為自己的選擇“買單”的能力。

我問她怎么確保寫作時間，她說主要靠“五個白天”?！巴砩吓c周末必須都留給女兒，所以真正能寫作的時間就是周一到周五的白天，在送完孩子上學、做完家務之后?！蓖鹑缫粋€工作排班表。

一個寫作的母親在結構性限制中，為自己擠出了一點不被剝奪的寫作時間。其實要爭奪的不止是時間，還有注意力、心力，以及文學能力——它們都需要某種心理空間來保全。

這么多年來，姚鄂梅的寫作一直在現實擠壓之下進行。與同時代的男性作家相比，她擁有的自由度與空間確實更逼仄。但她并不把這件事處理為控訴，而是處理為方法和節奏。時間管理不止是方法論，也是一種生活態度。她的厲害之處就在于：不等靈感、不等條件，而是在限定規則的“游戲”里穩定完成“任務”。

她甚至說自己十分享受單親狀態：“不用跟任何人交代，也沒有任何反作用力，我一個人就能決定所有的事情，這種自由的狀態，很適合寫作?！?/p>

04

如果把人生經歷看作一條線，姚鄂梅的文學觀像這條線上的密集注腳。文學從哪兒來？她認為文學是從真正的生活里長出來的?！安皇莵碜杂隗w驗生活，而是來自用心生活。”她認為“體驗生活”這個概念“有問題”，因為體驗往往意味著不必為后果負責——像短暫下潛，又迅速浮出水面；這種不需要為后果買單的體驗，很難避免浮皮潦草。這種“輕”，不可能滋養出真正的好作品。

綜觀姚鄂梅的作品序列，她為何能把縣城人生寫得那么好，是因為她在縣城生活過十二年；她寫傳統婚姻的腐蝕性，因為她背過一個家的負擔；她寫少年的教育焦慮，因為她多年親自陪女兒“卷”；她寫城鄉流動中的農民工與“貼地飛行”的年輕人，因為她懂得從鄉鎮、縣城一路向大城市挪動時那種抗爭、焦慮、不安與疲憊。

她堅持好的小說必須帶有批判色彩，否則就沒有意義。“好的小說，不是告訴你怎么成功，而是讓你看清楚：大多數人的人生就是這樣——普通、挫折、反復，但依然有不可輕視的尊嚴。”

《當代》文學拉力賽的授獎詞曾經如此點評《海燕》：姚鄂梅隱身靜水流深的敘述背后，將全部光束投向一個平凡小城女性的生命史。原來，無聲走過的路上也暗布驚雷，凡俗人生里也凝結著時代之變。這是千千萬萬“海燕”中的一個，從未在天際與浪尖飛翔過，然而，她在大地上找到了生的尊嚴。

我會覺得，這段話用來形容姚鄂梅的人生也是貼切的。她的生活路徑，既是個人的，也打著鮮明的時代烙印，比如她不斷的城鄉遷徙、工作變遷、在婚姻中的進出、陪女兒一起“卷”的育兒經歷等等。

這讓她有了一種珍貴的復合視角：她既能理解體制內的秩序，也理解縣城的細密人情；既經歷過“八十年代詩歌熱”的精神亢奮，也經歷過中年女性在家庭勞動里的時間貧困。

她真正在大時代里用心地生活、也用力“撲騰”。而她用幾十年的貼地飛行，證明了一件樸素卻難得的事：貼地飛行，也有尊嚴。

無論身處何等環境、遭遇何等挫折，她也從未把自己交出去。她既沒有把人生交給婚姻、也沒有交給單位、也沒有交給所謂文學圈與成功學敘事——她把人生交給了一種更慢、更笨、更可靠的東西：每天一點點寫下去，為自己掙得生命的尊嚴。

姚鄂梅的寫作路徑，讓我再次確認：深刻的文學寫作，往往并不生發于所謂“理想條件”，而更常發生在被擠壓的現實之中。問題從不在于“擠壓是否存在”，而在于一個人如何在擠壓中不沉淪、不失語。雖然，直到女兒上大學，57歲的姚鄂梅才終于擁有屬于自己的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