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去世后，許世友大怒：是誰殺了我的陶勇，我非槍崩了他不可

1967年1月22日凌晨兩點，南京軍區值班室的電話急促響個不停。值班參謀用顫抖的手把話筒遞給許世友，短短幾句，“陶勇跳井身亡”，令這位素來雷厲風行的老將軍當場變了臉色。兩小時后，他派出專機，直飛無錫。

陶勇，1913年生，年少從軍，渾身都是拼出來的傷疤。長征時他是紅四方面軍年輕的團長，解放戰爭打淮海又打渡江，到了1950年代，他換上海軍軍裝，先后擔任華東海軍、東海艦隊司令。陸戰出身卻弄懂艦炮、魚雷，人稱“陸上長大的水兵”，外行聽來玩笑，內行知道這是對學習能力的最高贊賞。

在海軍內部，他行事有章法，脾氣也直。手下基層軍官議論，陶司令愛管人，凡是士兵訓練、伙食、補貼，他都親自碰，但對那種溜須拍馬的事連眉頭都不抬。有一次東海艦隊搞海上實彈射擊，一位副參謀長晚到兩小時，匯報前還想找人說情，陶勇只甩一句：“槍響不等人。”直接免其指揮資格。

時間來到1966年。5月下旬，中央決定在北京召開海軍黨委三屆三中全會。會前，不少人暗中散消息，說要趁會議調整東海艦隊領導班子，把“保守派”一并清理。有意思的是，陶勇一聽風聲，索性表態“堅決不去”。葉劍英拿起電話：“陶勇同志，上會發言比缺席更有力量。”

會場里座位安排緊張。陶勇上臺，第一句話就把溫度拉到零下：“海軍有人搞地下活動，伸手奪權，同黨的紀律格格不入。”會場一片靜默。李作鵬面色鐵青，卻不敢言聲。事后材料證明，這段發言很快被送到林彪那邊，簡批兩句：“工于心計，不成氣候。”可落款卻是冷冰冰的“閱”。懂行的人都知道，這意味著盯上了。

同年秋天，陶勇從北京返回上海，先去探望身處逆境的彭德清。上海永嘉路的一棟老宅里，兩人握手良久。彭德清遲疑著說：“我這身份，會拖累你。”陶勇擺手：“咱倆一起摸過槍口，你的底細我比誰都清楚。”隨后他又把陳丕顯、惠浴宇等老部下接進海軍機關，名義上“借調休養”，實則保護。熟悉那段風聲鶴唳歲月的人都明白，這叫拿腦袋去賭。

許世友看勢頭不妙，特意去上海勸他：“身體不好，到南京軍區避一避。”陶勇答得干脆：“留得住的，叫同志；留不住的，叫戰友。”許世友按住他的肩膀，眼睛一瞇：“有事，吱一聲。”

1967年1月21日上午，無錫，東海艦隊后方招待所。陶勇處理完文件，疲憊地趴在桌面小憩。快到中午，他摸摸后腦勺，說頭皮發漲，吩咐所長找理發員。理發員到場，四下卻找不到人。過了十幾分鐘，花圃旁的老井里傳出一聲尖叫——陶勇漂浮在水面，雙目緊閉。

現場細節很奇怪：井沿完好無水跡，井口直徑不足六十厘米，一個一米七八、體重超過七十公斤的壯年男子，要無聲落井并不容易。更讓人琢磨的是，陶勇左手拇指甲縫里有泥沙，右手卻握拳。隨隊軍醫嘗試搶救，心跳已停。官方結論幾小時后下達——“畏罪自殺”。

當天深夜，許世友召來艦隊政委饒守坤，怒拍桌案：“老陶要是畏罪，我許世友倒著寫名！”聲音在石庫門房里回蕩，震得燈罩輕晃。饒守坤沉默幾秒，只說兩字：“不是。”

葉劍英同樣心存疑問。接到電話，第一句就是：“陶勇絕非懦夫，人若亡，事必查。”然而，那個時期的氣氛容不得深究。相關卷宗先后轉過數個部門，最后悄無聲息。

上海、南京兩地部隊很快出現騷動。有人提議開追悼大會，有人主張先穩軍心。許世友表態：“部隊不能散，紀律要擰死。”他親自批準艦隊加發兩天伙食補助，要求全體軍官回營，“誰敢造謠，軍法從事”。

關于陶勇之死，坊間版本眾多。有說他被“極左組織”逼迫；有說內部有人報復；甚至有人懷疑井水被提前抽干，井底布滿鋼鉤，防止他逃生。材料零星，邏輯斷裂，迄今為止，沒有一種說法被官方記錄確認。

多年后，海軍檔案部門偶然整理陳舊資料，發現1967年1月20日晚，陶勇在日記里寫下半頁字：“形勢愈加復雜，若我倒下，勿讓風向帶偏艦隊。”八行字，墨跡飛白，像是倉促成篇。再往下便是空白。

陶勇54歲，正值一個戰略指揮員最成熟的階段。遺憾的是，他對未來藍水海軍的構想，只留下幾份試驗艦隊編制草案。若干專家估算，若方案得以延續，中國海軍裝備更新至少提前五年。

許世友在陶勇追悼會上，只說了38個字：“陶勇是硬骨頭，冤，而死得不明。待有朝一日，真相大白，定要告慰英魂。”聲音啞，卻壓住全場抽泣。

四十多年過去，當年的檔案多數仍在封存期內。軍史研究者只能依靠零星信函、口述、報紙邊角料拼湊。真相未出，議論不止。歷史學界普遍認為，陶勇案的最大價值，不在謎底，而在它提醒后人：哪怕身披戎裝，立場堅定，也可能被卷進政治漩渦，命運就此改寫。

許世友的那句“非槍崩了他不可”，不是泄憤，更像軍人表達正義的粗礪方式。話雖粗，卻顯出一種赤誠：戰場可以拼命，政治黑暗卻叫人無奈。

陶勇走后，東海艦隊幾經調整，部分骨干調往南海，同批新生代指揮員陸續接棒。有人評價說，陶勇留下的，除了戰術筆記，更重要的是一股不肯妥協的勁頭——在風云莫測的年代，這股勁頭，比航程更遠，比口號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