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季,江津鶴山坪存在著一間租來的廂房。陳獨秀帶著咳嗽的癥狀,對著最后一任妻子潘蘭珍面帶笑容地說道:別人聲稱我走錯了道路,我認為道路并沒有選擇錯誤,只是在行走的時候忘記了留意腳下的情況。窗外的油菜花呈現出極為耀眼的黃色,如同他創辦《新青年》時所在的北大圖書館的琉璃瓦一般。這位年齡達到63歲的老人顫顫巍巍地指著雨后變得泥濘的田埂說道:你瞧那挑糞的農夫,行走的步伐比我們更加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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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陳獨秀所說的看腳下蘊含著農耕文明的智慧。1937年出獄之后他本可以前往香港進行避難,但是卻前往了武漢重慶。有一次胡適寄送美金來接濟他,他把錢退還了,并且表示胡適知道他的執拗。這種知識分子的倔強,在某種程度上是他脫離實際的一種體現。1927年他堅持工人階級主力論的時候,毛澤東在湖南的山里把農民協會搞得十分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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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我在翻閱檔案的時候看到一個細節,陳獨秀晚年修改《小學識字教本》手稿的時候,總是喜歡赤腳踩在泥土地上書寫。房東家的小孩問他為什么這樣做,他瞇著眼睛說地氣能夠通達人心。他的這種近乎巫術的習慣,和他早年的情況完全不一樣。當初他主持中國共產黨建黨的時候,是把《共產黨宣言》當作數學公式來進行套用的。最為諷刺的是,當他真正學會貼近生活實際的時候,他腳下就僅僅剩下江津那一片土地和水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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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么來看,他和毛澤東之間的分歧早已有了伏筆。在1927年的中共五大上,毛澤東提交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但是陳獨秀卻對其進行批評,稱過分強調農民會使得革命的性質變得模糊不清。他對于書本理論的這種執著,如同晚清時期的秀才談論治理國家和安定天下一樣。而在他去世前的半年時間里,當讀到延安整風文件的時候,突然向濮德志感慨:毛潤之總算是把‘看腳下’這三個字領會透徹了。
當然,忘記關注腳下的情況會帶來慘痛的代價。長子陳延年被亂刀分尸并投入江中時,身上穿的仍然是帶有補丁的灰布衫。次子陳喬年在即將犧牲之前大聲呼喊革命者絕對不會下跪,腳鐐將他的踝骨磨得露出了血跡。而他們的父親此時正被共產國際扣上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在租界里書寫《我們的政治意見書》。這種時空錯位所呈現出的悲壯之感,比任何小說都更加殘酷。
或許可以這樣來看,陳獨秀的醒悟有著血淚沉淀。1940年他在給托派友人寫信的時候突然說道,蘇聯二十年的教訓讓他明白,無產階級民主要是沒有選舉自由,就好像穿鞋忘記穿襪子一樣。這句話聽起來平常,但是卻是他用七年牢獄以及兩個兒子犧牲換來的覺悟。如同他自己所自嘲的那樣,他以前把列寧的語錄當作尺子來衡量中國,量來量去量出個四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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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位五四運動的總司令處于貧病交加的狀況時,反而展現出了士大夫的風骨。戴笠帶著支票本前去請教對日策略,他歪在竹椅上冷笑著說,蔣介石殺了他的兩個兒子,他和蔣介石之間就只有國事可以談論,沒有私人交情可以言說。事后卻跟潘蘭珍小聲嘀咕,那特務頭子的皮鞋光亮得能夠照見云彩,可惜卻照不見地上的螞蟻。
歷史有著這樣的幽默之處。當下在安慶陳獨秀的墓前,總會有人放置兩雙布鞋。其中一雙象征著他所走過的救國之路,另一雙則隱喻著他尚未完善的實踐論。這還真與他晚年的感慨相契合:我如同《水滸傳》里的李逵一般,掄著板斧沖得過于迅猛,都沒來得及顧及自己是否踩了莊稼地。
那我們再來說說,陳獨秀最后的日子有著矛盾的圓滿。他不領取國民黨的津貼,卻收下臺靜農所送的本地辣椒,還批判斯大林的獨裁,并且堅持用俄文校對《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的譯文。他這樣又那樣的倔強,不也是另一種腳踏實地?如同他臨終前堅持將《小學識字教本》里步字的注解改成兩足交替叫做步,或許到最后治國的時候,他還在思索著如何走路。
現在當我們重新閱讀《新青年》發刊詞的時候,常常會被科學與民主所散發出來的光環所吸引,卻很容易忽略第六卷中他所寫的一段編后記:要是讀者各位覺得理論過高,不妨先看看窗外挑水的工人是如何保持扁擔平衡的。這種從云端到地面的視角上的轉變,或許才是關注腳下情況的關鍵所在。因為路從來都不在書本里面,而是在農夫挑水的田埂之上,在工人擦拭汗水的廠房之內,在書生們最終肯低下頭的塵土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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