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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圣誕節仍被極端者視為洪水猛獸。他們一口咬定這個源自西方的慶典,主要靠近代殖民者的船堅炮利進行傳播。
然而,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盛唐長安,已經有人提前過上圣誕。哪怕幾近熄滅,每次都會在銷聲匿跡后突然回潮,折射出本土文明對外來習俗的特有接納機制。
圣火初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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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召見阿羅本 允許景教在東土扎根
公元635年,李世民在長安宮城接見來自波斯的傳教士阿羅本。這位景教僧侶也將在中國,留下歷史上的第一次圣誕節慶祝。
當時,唐朝正值貞觀之治的鼎盛期。長安城內胡商云集,各國使節絡繹不絕,形成萬國來朝的開放格局。其中就有信奉基督教聶斯脫里派的訪客,包括波斯人,以及原籍西方的敘利亞流民。他們以兩河流域為中心,經常隨商隊橫貫整個歐亞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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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景教徒 可能是來自西亞的商人
雖然唐太宗不太可能理解教義,仍舊出于招商引資需要,允許對方在長安的義寧坊建立大秦寺。而且下詔"翻經書殿+問道禁闈",將初來乍到的異域思想納入文化對話框。這種態度與其面對佛教、道教乃至祆教、摩尼教的態度一脈相承,彰顯盛唐的文化自信。
于是,景教迅速在長安、洛陽及西域商路沿線擴張。到王朝中期已形成"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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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從一開始就充滿東方元素
與此同時,圣誕節習俗進入中國,主要物證就是立于長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公元781年,教士景凈撰文的石碑。不僅系統闡述教義,更明確記載當時人的圣誕節慶典實踐:代宗文武皇帝……每于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景眾。
這里的"降誕之辰",即指耶穌圣誕,而"錫天香"、"頒御饌"則描繪皇帝親自賜予香燭、御廚美食以助慶典的隆重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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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流的景教經典《序聽迷詩所經》
此外,唐朝流傳下來的景教經典《序聽迷詩所經》中:出現"末艷"(圣母瑪利亞)、"移鼠"(耶穌)等漢譯名稱,詳細敘述耶穌降生于"大秦國"(羅馬帝國)的傳奇故事。
這些文本證明,景教徒不僅在中國慶祝圣誕,更嘗試用漢語重構福音敘事,邁出了本土化的第一步。可能融合波斯教會的東方禮儀與中原宮廷慶典元素,形成獨特跨文化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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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81年雕刻的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小眾信仰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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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差異 讓景教始終無法大規模鋪開
然而,景教的興盛具有顯著局限性。其信徒主體并非中原漢人,而是波斯、粟特等西域胡商"番客"。這些外來僑民在長安、廣州、揚州等國際貿易中心建立教堂,形成相對封閉的信仰社區。
盡管代宗、德宗等皇帝因政治需要予以優待,但景教始終未能深入漢地社會的基層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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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團體本身 也有相當門檻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制度隔閡。唐朝雖樂于對外交流,卻始終限制底層民眾參與貿易等重要活動。外番來華逗留,往往被限制于特定坊間,連每日作息都受相應控制。因此,自發交流始終淺嘗輒止,不可能產生多少火花。
其次是文化隔閡。景教堅持"一位二性",被主流佛教、道教視為異端。至于三位一體觀念,更是與儒家的"天無二日"格格不入。加之多用敘利亞文傳播,漢語經典寥寥無幾,尋常人必然難以理解其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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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的神學概念 往往不被唐朝士大夫所理解
時斷時續的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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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昌法難給景教造成致命打擊
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頒布《拆寺制》,開啟"會昌法難"。這場運動名義上針對佛教,實則是為充實國庫而奪取寺廟經濟。因此,外來的祆教、摩尼教、景教都遭牽連。三千余人強制還俗,不從者只能驅逐離境。
由于信徒基數薄弱、依賴胡商社區支持,景教一旦失去官方認可,原本的信仰鏈條立即斷裂。很快在中原地區絕跡,僅能在西北邊陲的粟特部落中茍延殘喘,圣誕節慶典也隨之從長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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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到宋朝 圣誕一詞就被收編為皇帝生日
兩宋時期,"圣誕"一詞徹底被本土文化收編。宋太祖誕辰稱"長春節",太宗稱"乾明節",真宗稱"承天節",這些皇帝誕辰是全國性的法定假日,將圣誕的語義從耶穌誕生置換為天子降世。
另一方面,宋朝儒學復興,理學興起,構建出更嚴密的華夷之辨思想。佛教因已完成中國化改造而被接納,但基督教作為"絕跡"胡教,在知識體系中已無位置。宋人編纂的《冊府元龜》、《太平御覽》等類書,還對景教雖有提及,但已將其歸為"殊方異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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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對景教基本失去理解
元朝建立后,蒙古人為圣誕節的二次進入打開窗口。當時的貴族中不乏來自克烈、乃蠻的基督徒,連忽必烈的母親唆魯禾帖尼都信奉景教。因此,基督教被稱為"也里可溫教",在大都、泉州等地重建教堂,并設有"崇福司"管理教務。
然而,這次傳入模式與唐朝沒有本質區別。景教的信徒主體是蒙古人、色目人,以及來自意大利、亞美尼亞和俄羅斯的商人。帝國精英們不忘將基督教升級成"國族宗教",等同于某種信仰壟斷,對廣大基層漢兒形成排斥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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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國前期 不少貴族信奉景教
于是,所有圣誕節慶祝活動,僅限于蒙古宮廷或色目社區。元順帝至正年間,崇福司官員在圣誕節向皇帝進獻"十字寺"香燭。但漢人史官將此記錄為"胡俗"。這種族群壁壘,讓景教和圣誕都未能突破宿命,遑論在本土群體中扎根。
直至1582年,耶穌會士利瑪竇登陸澳門,開啟圣誕節第三次入華浪潮。他采取合儒易佛策略,主動穿上儒服、翻譯經典,還希望能結交士大夫避免前車之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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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的做法 比過去的景教僧侶更為細致
不過,利瑪竇的努力為時過晚。此時距明朝覆滅僅剩62年,整個社會動蕩不安。基督教尚未建立穩固的本土教團,便遭遇1616年的南京教案等排外運動。
更重要的是,民間信仰高度停滯,儒釋道三教合一趨勢明顯。所以,鄉村社會被宗族祭祖、佛教超度、道教醮儀給層層覆蓋,根本沒留空間給圣誕節插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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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啟這樣的博學知音 在明朝可謂少之又少
深層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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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節日體系 很難給圣誕留出較大空間
事實上,中國傳統節日體系到宋朝已基本定型。例如春節、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陽和冬至,構成以農業節律和家族倫理為核心的時間結構。
12月24-25日,往往就是冬至后不久。民間忙于"數九"消寒,根本無空白期容納外來節日。相反,若將圣誕改到2月15日,或許尚有插足可能。節日的時間安排,本質是文化生態位的競爭,已被占滿的時間段難以容納新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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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釋道三教和諧 已經完全霸占住精神生態位
因此,阻礙古人過圣誕的最根本因素,來自文化生態層面的過度飽和。歷經千年秦制磨合,儒釋道三教已是動態平衡系統。后來者或依附皇權,或融入民俗,或努力與士大夫價值觀結合。一旦遭遇風吹草動,則所有成果都將前功盡棄。
可悲的是,東土自沾染秦制習氣以來,總是深陷三百年周期輪回。換句話說,新的外來影響可能還湊不足百年沉淀,又要在動蕩與封閉的夾攻中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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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年周期律 對文明的升級阻礙極大
于是,圣誕慶典只能暗藏鋒芒,等到19-20世紀初才迎來第四次浪潮。這次,主要借用列強影響,以及西學東漸等現代化轉型嘗試。
當然,圣誕在中國的真正巔峰,必然是經濟突飛猛進的21世紀初。在褪去宗教內核,改尊商業邏輯后,終于能以前所未有的穿透力散布。哪怕引來虛假衛道士的嘩眾取寵,也讓很多持中間立場的個體感到負擔沉重。但在國家財政框架完成現代化后,任何阻礙自娛自樂式貢獻的內耗,必然都難以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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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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