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文譚│從《巴托比與我》談起：誰是巴托比？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黃體軍

《巴托比與我》是美國作家蓋伊·特立斯91歲高齡時的新作，2025年1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譯者舒云亮。蓋伊·特立斯曾在《紐約時報》工作十年，后成為《時尚先生》簽約作者，一向以寫小人物著稱，以不為人知的小人物的故事反映紐約這座大都市生活的另一面，那么在這本書中他又會帶給我們哪些新的有趣的故事呢？

首先讓我們了解一下《巴托比與我》中的巴托比是何許人物，為此我們有必要談到此前出版的另外兩本書：2019年1月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十九世紀美國文學巨匠麥爾維爾的中短篇小說集《陽臺故事集》，張明林譯；2015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班牙著名作家馬塔斯的《巴托比癥候群》，蔡琬梅譯。

麥爾維爾因其長篇代表作《白鯨》曾被毛姆稱為世界十大小說家之一，《白鯨》出版兩年后的1853年，他又發表了一篇描寫紐約一家律師事務所抄寫員巴特比生活的小說，即《陽臺故事集》中的《巴特比》（另兩部書中譯為“巴托比”）。

“有天上午，有個動作呆呆的青年人來到辦公室門口。面色蒼白而衣著整潔，可憐巴巴又不失體面，無可救藥的凄涼無助！”這就是小說中巴特比第一天前來應聘時的形象。小說中的敘述者“我”是律師事務所的負責人。除了巴特比，事務所還雇有另外兩名抄寫員，分別是快六十歲的火雞和大約二十五歲的鉗子，以及一名十二歲的打雜的伙計。律師的辦公室與巴特比僅有一道屏風之隔，為的是既保持各自隱私，又方便招呼巴特比。起初巴特比的認真和敬業讓律師很滿意。他干起活來沒日沒夜，晚上還點上蠟燭夜以繼日。但第三天卻發生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這天律師喊巴特比和另外兩名抄寫員一起核對巴特比本人抄寫的一份文件，但聽到的卻是一句清晰的拒絕：“我不愿意”。有了第一次“我不愿意”，接著有了第二次，第三次……律師喊巴特比來聊聊天，得到的回答是“我不愿意”；律師想讓他去郵局為自己跑趟腿，聽到的是“我不愿意”；問他在哪里出生的，能否講講自己的故事，回答是“目前我不愿意回答”；問他為什么拒絕？換來的答案是“我不愿意”；律師威脅要解雇他，讓他離開辦公室，他的回答仍是那句溫和而堅定的“我不愿意”；后來他干脆什么也不干了，只是站在那扇小窗前，望著外面一米開外那堵沒有窗戶的磚墻。無奈之下，律師搬到一個新租的地方去辦公，但巴托比仍留在空空如也的辦公室不走。實際上從上班第一天起他就將家搬到了辦公室，白天在這里辦公，晚上在這里住宿。

房東不得不叫來警察，把巴托比作為流浪漢送進了監獄。律師找到監獄里，想讓送飯的人特別照顧一下巴特比，但巴特比的回答卻是：“我今天不愿意吃飯。吃飯對我無益，我不習慣吃飯。”就這樣，絕食的巴特比最后餓死在監獄中。

幾個月后，律師聽到了一則真假莫辨的傳聞：巴特比曾在華盛頓死信辦公室當過小職員，后來突然因人事調整而去職。于是律師不禁發出這樣的感嘆：“想想吧，一個生來就不幸、脆弱絕望的人，沒完沒了地處理死信，分揀死信以待焚燒，還有什么職業更能激化這種絕望的感覺呢？”“唉，巴托比！唉，人生！”

但感嘆歸感嘆，讀到這里，讀者仍未能了解到巴特比更多生活的秘密，也不知道他的動機何在。

讓麥爾維爾沒有想到的是，他筆下的這個巴特比在文學人物畫廊中成了那些默默無聞、自我封閉、容易被忽視的小人物的縮影，還成了某種向世界說“不”的人物類型的象征。

在《巴托比癥候群》一書中，作家馬塔斯進一步將巴托比癥狀引申到作家群體，他從自身的經歷出發，試圖尋找和探討那些具有“巴托比癥狀”的作家們生活的特質。這些作家在寫作上曾經像抄寫員巴托比一樣敬業，但突然進入了一座“不”的迷宮：有些作家在完成一兩本書之后就不再繼續寫作了；也有些作家寫著寫著，突然產生了自我懷疑，進入了某種停滯狀態，怎么也寫不下去了。在馬塔斯提到的具有“巴托比癥狀”的作家名單中，不乏一些如雷貫耳的名字，他們本人和他們筆下的人物莫不帶有巴托比色彩：瓦爾澤、卡夫卡、蘭波、魯爾福、王爾德、穆齊爾、塞林格、霍桑，也包括塑造出巴托比這一人物的麥爾維爾，以及作家本人……

據馬塔斯自述，1999年他開始寫作《巴托比癥候群》，因為他自己就曾是一名“巴托比”。他曾出版過一本短篇小說，探討愛情的不可能性。之后因為一次創傷，他開始以非常極端的態度拒絕寫作，成了一名“巴托比”式人物。也正是從那時起讓他對“巴托比作家”產生了研究的興趣。馬塔斯認為，只有試著解析這座“不”的迷宮，才有可能找到通往文學創作的道路。但探索能不能完成，他自己也不確定。

書中馬塔斯為我們講了一個關于墨西哥文學巨匠魯爾福不再繼續寫作的有趣的故事。魯爾福被“拉美文學爆炸”的主將們普遍奉為文學導師，1942年24歲時他發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說《生活本身并不嚴肅》，之后又發表了一系列反映家鄉農村小人物的小說，1953年這些小說結集出版，取名《烈火平原》。1955年其中篇代表作《佩德羅·巴拉莫》出版，作品一問世即引發文壇廣泛關注，被稱為“拉美文學的巔峰之作”。正當大家期望他寫出更多激動人心的“魯爾福式小說”時，他卻再也不寫了。此后直到1986年逝世三十年間，他沒再發表什么新作。為什么不再寫作了？魯爾福給了世人這樣一個好玩的回答：“因為我叔叔賽勒瑞諾去世了，而我所寫的每一個故事都是他告訴我的。”這條解釋顯然足夠牽強，雖然在現實中魯爾福真有這么一位叔叔。但也許正是憑著這條聽起來讓人忍俊不禁的“借口”，魯爾福此后安然度過了三十年不再寫作的生活。

讓我們再想一想“現代文學之父”卡夫卡。他曾說“寫作已占據我全部的生命”，但這位如此熱愛寫作的作家，卻在遺囑中要求好友布羅德焚毀自己所有的作品。這又是一個典型的巴托比式說“不”的故事。多虧布羅德背叛了他的遺囑，不但沒焚毀，反而將它們出版并大力推廣。否則今天我們可能連卡夫卡的名字都不知道。為什么要焚毀自己的作品？卡夫卡沒有細說。但在《個人點滴》一文中，布羅德對卡夫卡作了這樣的回憶——“他的人生格言是：躲在幕后，不引人注意。”“這位巨人將自己扮作侏儒，混跡于我們當中，其舉止沒有絲毫惹眼之處。”“他從不戴巴斯克貝雷帽，也沒有蓬亂的頭發，身上看不出任何作家的外在特征?！睆倪@些細節中，也許我們可以看出卡夫卡真正的性格。

回到眼前這本《巴托比與我》的書，特立斯告訴我們：“在寫報道和長居紐約市期間，我遇到過許多人。他們多多少少讓我想起了巴托比。我也許可以把他們看作正常人，但他們的個人生活依然是私密的。”“他們是看門人、銀行柜員、旅館接待員、餐廳服務員、郵遞員、勤雜工、清潔女工、五金店營業員、干洗店工人、藥房工作人員或其他地方的職員，他們有可能符合訃聞編輯關于小人物的定義。”

《巴托比與我》有三個故事主人公，《紐約時報》訃文作者奧爾登·惠特曼、內科醫生尼古拉斯·巴薩和影視明星弗蘭克·辛納屈，但書中有很多對作者遇到過的小人物的溫情回顧，這是最打動人的地方。

小人物值不值得寫？小人物如何報道？小人物在都市生活中代表著哪些不容忽視的聲音，蓋伊·特立斯再次給我們上了生動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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