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大慶：1/4個世紀已逝，在斷裂與生長之間尋找新坐標

2025年12月31日過去之后，21世紀的前四分之一就結束了。

當時間的標尺精確到世紀的四分之一，1976-2000/2001-2025——兩個25年的中國鏡像相互映照的對比中，時代劇變中唯一不變的，是中國人在每一次挑戰中將危機重寫為序章的本能。

站在2025年的年尾回望，當“21世紀的第一個四分之一”這個概念被不經意間提起時，作為貫穿了這橫跨世紀兩個四分之一時代的親歷者與觀察者，我感知到的一面是1976-2000那風雷激蕩的25年，另一面是即將封存的新世紀首章（25年）。這兩個相距不遠卻質感迥異的時代，在對比中映照出中國道路的深刻軌跡。

理解這兩段“四分之一世紀”的本質差異與內在關聯，是洞察中國未來趨勢、規律與根本性挑戰的關鍵，也才能最終觸達到與每個中國人生活息息相關的細枝末節。

上篇：兩個25年間的突圍與分野

1976年至2000年，中國完成了一場 “制度突圍” 。其核心使命是從計劃經濟與封閉社會的框架中破殼而出。用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才完成了一次艱難的“改革”，而“開放”是之后的事情。

1998年最后一張“房票”的注銷與2001年加入WTO，是這一過程的標志性終點與新高點。這25年，社會的主旋律是“松綁”與“填補”——思想松綁、市場松綁、勞動力松綁；填補物質短缺、填補基礎設施空白、填補對外聯系的鴻溝。

經濟增長的動力源于制度的自我革新所釋放的原初動能，全社會在“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共識下，向著明確的溫飽與小康目標進行一場集體行軍。其成果是奠基性的，但模式是相對粗放的，其增長邊界清晰可見。

2000年至2025年，中國則經歷了一場 “規模革命” 。在制度框架基本確定后，我們見證了一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生產力與財富的規模擴張。通過“土地財政-城鎮化-世界工廠”三位一體的增長引擎，中國在全球化黃金時代實現了經濟總量的爆炸式增長，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房地產及其關聯的百余個行業，成為這一時期的絕對支柱，重塑了國家的物理面貌與國民的資產負債表。

科技與生活維度上，變化更為深刻。我們經歷了從IT到DT再到AI的三級跳。

然而，這場“規模革命”在創造奇跡的同時，也加速了諸多長期變量的拐點到來，并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內在結構。

一個最直觀卻常被忽視的維度是人口年齡。

1980年代初，中國人口的中位數年齡為21.9歲，而城鎮化率只有19%，所以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以農民為主的“青年中國”；

1990年，這一數字升至25.3歲

進入2000年，達到30.8歲

2010年，升至34歲

而到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中國人口的中位數年齡已達38.4歲。城鎮化率在2023年也已經高達66.16%，不僅遠高于1980年的水平，也超過了當前世界的平均水平。

這意味著，在最近的25年里，中國人的中位數年齡增加了近8歲，從“壯年社會”快速駛向“中年社會”。

冰冷的數據是理解一切變化的基礎：它意味著勞動力優勢的消退、儲蓄與消費結構的變化、社會負擔的加重以及創新活力的代際變遷。

中篇：新世紀的復合體驗與深層危機

21世紀的第一個25年間，中國人的個體體驗是高度復合乃至分裂的。

一方面，我們親歷了從缺衣少食到物質生活的極大豐裕和科技應用的狂飆突進：從功能機到智能機，從桌面互聯網到移動互聯，再到如今人人皆媒、萬物互聯的狀態。人與人的鏈接方式發生了本質性躍遷，個體從未像今天這樣被深度賦能，也從未像今天這樣易于被算法與流量所困。

另一方面，一系列嚴峻的結構性挑戰，幾乎在經濟增長曲線的巔峰處不期而至，形成了多重拐點的疊加共振，大體上可以通過五個關鍵詞概覽：

增長：新世紀以來，中國通過一種獨特的“貨幣-土地”捆綁機制，在短期內實現了快速經濟增長，但也埋下了債務和結構失衡的種子。

這種增長模式具有鮮明的雙重性，其成果與代價都極為顯著，并在短期內同步形成。今天困擾許多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其根源直接植根于當年的發展模式。

新世紀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與“貨幣-土地”的獨特捆綁模式密不可分。這一模式在短期內集中釋放了城鎮化的巨大能量，但也同步積累了債務和結構失衡的風險。其成果與代價，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共同定義了過去二十年的發展軌跡，并持續影響著當前的經濟格局。

一個必須面對的現實是，以土地和債務驅動的城鎮化模式，在達到一定峰值后邊際效益急劇遞減。房地產行業從經濟發展的“支柱”逐漸轉變為需要穩妥處置的“風險源”，其關聯的三億人就業與地方財政模式面臨艱巨轉型。

由此，經濟增長從“自然而然”的高位數，進入了“努力維持”的中速區間。2012年，中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首次出現絕對下降，GDP增速告別兩位數時代，這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轉折點。

老齡化：計劃生育政策在完成其特定歷史階段使命后，人口形勢發生逆轉，從嚴格限制生育到全面鼓勵生育，但婚育率、出生率仍呈斷崖式下跌。

中國人口的老齡化，也與上一個四分之一世紀中的政策制定有著密切關系。正是上世紀8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的深入執行，直接導致了新世紀第一個四分之一世紀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迅速老齡化。每一個時代絕非孤立，而是在深切影響著下一個時代。

社會正從“輕度老齡化”疾速邁向“重度老齡化”。這不僅意味著社保體系的長期壓力，更意味著國內市場活力、創新沖動乃至社會心理都將經歷漫長而深刻的重塑。

逆全球化：中國從全面擁抱全球化的“嵌入者”，轉變為面臨“脫鉤斷鏈”壓力的“重塑者”。過去依賴全球市場消化產能、換取技術的路徑遭遇挑戰，自主創新與產業鏈安全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

社會治理變革：社會主力從崇尚奮斗、忍耐和集體主義的60后、70后，轉變為在豐裕時代、數字環境中成長，更注重個體價值、生活品質與內心體驗的95后、00后。

代際沖突與管理方式的變革，構成了企業與社會治理的新課題。

疫情：從2003年SARS到2020-2022年新冠疫情，兩次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不僅考驗了國家的應急能力，更永久性地改變了社會運行模式、公眾風險觀念與全球交流的形態。

所有變化都不是線性的，過去十年內集中呈現、相互激蕩著，整個中國社會感受到一種強烈的“歷史轉折感”。

短短數年間，告別了一個熟悉、連續、可預測的舊周期，而被拋入了一個充滿未知、斷裂和需要重新定義規則的新周期。

下篇：在斷裂帶上構建新的“適應性”

站在兩個四分之一世紀的交接點上，必須正視的現實是，驅動上一個25年輝煌的舊模式、舊紅利、舊條件，已基本消耗殆盡或發生根本逆轉。

未來的道路必然坎坷，因為它本質上是一次艱難的全體系轉型。希望，并非源于盲目的樂觀，而是源于對以下幾個確定性趨勢的把握，以及我們必須做出的應對：

最重要的認知，是從“人口數量紅利”轉向“人力資源紅利”與“工程師紅利”。

當年輕勞動力不再無限供給，提升現有和未來勞動力的質量與技能，將成為競爭力的核心。教育體系、職業培訓、人才評價機制必須進行一場深刻的改革，以適配科技革命的需求。

其次，從“投資-出口”驅動轉向“科技-消費”驅動。未來經濟的韌性，取決于能否在核心技術上實現自主突破（第四次技術革命），并建立起以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為主導的良性循環。這要求深入的收入分配改革與社會保障網絡建設，以解除民眾的后顧之憂，釋放消費潛力。

此外，增長不可能再一味追求速度，而應從“速度導向”到“安全與效率并重”。在逆全球化碎片與地緣政治動蕩中，產業鏈的韌性與關鍵領域的自給能力，變得與經濟增速同樣重要。發展模式必須容納更多的安全考量。

整個中國經濟的大版圖，早已從“單一經濟目標”過渡到“多元系統協調”。老齡化社會的養老與醫療體系、低碳發展的綠色轉型、數字時代的公平與治理，這些議題與經濟問題緊密纏繞，必須進行系統性的頂層設計與社會政策創新。

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中國經濟奇跡的根本動力并非僅來自資本或資源的簡單投入，而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它解開了觀念與體制的束縛，如同釋放了被長久壓抑的巨大能量。

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對創造財富的追求，從個人到企業，這種最根本的欲望和智慧得到認可與激發，成為重組資源、突破困難、創造紅利的終極“催化劑”。其內在邏輯是一個清晰的循環：“解放—釋放—紅利—增長”。

當增長抵達一定階段，原有的釋放效應會減弱，新老問題交織形成“困頓”與“瓶頸”。此刻，我們或許正站在這樣一個歷史節點上：許多行業與整體經濟，都面臨著從“爆發式增長”向“可持續深化”轉型的陣痛。

下一個四分之一世紀的希望，依然在于回歸那個最根本的起點——再一次的“解放思想”。

這不再僅僅是放開手腳，更是要解放治理的智慧、解放市場的深度、解放科技的潛力、解放全社會應對復雜問題的創新思維。這是一次比以往更具挑戰的解放，因為它需要打破發展起來后自身形成的路徑依賴與利益固化。

挑戰雖巨，希望永存。每一次看似山重水復的瓶頸期，都孕育著下一次柳暗花明的起點。以新的思想解放，激活新的能量釋放，這正是中國經濟穿越周期、邁向未來的永恒鑰匙。

25年的時間，足以讓一個少年步入中年，也足以讓一個國家完成一個發展階段的使命。

1976-2000年，中國解決了“生存與奠基”問題；

2000-2025年，中國實現了“規模與積累”的躍升；

而下一個四分之一世紀，中國必須回答“品質與可持續”的終極考題。

前路注定不會平坦。中國正處在一道歷史的“斷裂帶”上，前往危機四伏，但凡事總有兩面，有危險，就有機會。

中國的下一個25年，不可能重復過去的故事。

所謂凝聚新共識，即在人口結構老化、國際格局重構、技術范式革命的復雜約束條件下，成功構建一套新的、更具韌性的國家生存與發展系統。

這將是比單純的經濟增長更為宏大、也更為艱巨的第二次“突圍”。序幕已經拉開，答案取決于我們當下的選擇與行動。

你好，2026年——21世紀的第二個四分之一。（全文完）

作者簡介：

毛大慶 博士，人口學、城市更新與區域經濟學學者，注冊建筑師，專欄作家。

優客工場、優享創智(共享際）創始人。

任中國科協八屆、九屆、十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盤古智庫學術委員副主任、中國建筑學會專家庫專家。

著名耐力運動倡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