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在臺海問題上頻頻拋出強硬言論,從將臺灣問題與日本“存亡危機事態”綁定,到暗示自衛隊可介入臺海,其對華強硬姿態堪稱戰后日本政壇之最。那么,高市早苗為何對華如此強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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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的對華強硬,本質是右翼意識形態驅動下的政治投機。作為日本右翼勢力的代表,她是安倍晉三政治遺產的忠實繼承者,更是修憲“急先鋒”。從否認侵略歷史、參拜靖國神社、抗拒對日本軍國主義罪行的反思,這種歷史修正主義立場,使其天然將中國視為推進“國家正常化”的最大障礙。在她的戰略邏輯中,唯有渲染極力“中國威脅”,才能為突破“和平憲法”第九條、恢復國家交戰權、建立“國防軍”找到“合法”借口。將臺灣問題與日本“生存危機”掛鉤,正是為了制造緊迫感,倒逼國內輿論支持修憲擴軍,甚至推動廢除“無核三原則”,一步步實現軍國主義的復辟野心。
與此同時,日本國內政治生態的右傾化,為高市內閣的對華強硬路線提供了土壤。日本自民黨內“鷹派競賽”已成常態,對華強硬成為政客獲取政治資本的“流量密碼”,傳統“溫和派”勢力日漸式微,特別是公明黨退出執政聯盟更是讓右翼路線失去制衡。高市借勢民粹上臺,深知其支持基礎源于黨內保守勢力與右翼民粹政黨,唯有通過制造外部摩擦,才能轉移國內對經濟停滯、薪資低迷的不滿情緒。她利用右翼的“反中”情緒,用極具煽動性的話術鞏固基本盤,這種以民族主義為燃料的強硬姿態,實則是綁架日本國家利益的政治表演與危險賭博。
近年來,中日綜合國力對比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是汽車,造船、電子等日本具有優勢的傳統產業,還是人工智能,商業航天等新興產業,中國對日本都呈現出趕超甚至是“碾壓”的態勢。百年前,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僥幸獲勝后,一直“俯視”中國。即便日本在二戰中戰敗,但我們并未對日本造成程度相等的傷害。這種勝利者與失敗者之間在人員和物資損失方面的極度不平衡,讓日本始終對華存在一種莫名的優越感。
然而,如今的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具有影響力的強大國家,無論日本政客是否愿意都不得不“仰視”中國,加劇了日本右翼政客的心理失衡。“修憲擴軍”,實現“國家正常化”,甚至用戰爭打斷中國的發展進程,就成為了日本右翼勢力應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種構想。因此,高市早苗上臺后對美極盡諂媚,承諾5500億美元對美投資、采購美國農產品,妄圖以經濟利益換取美國對其修憲擴軍的默許。這一做法不可謂不聰明,但聰明過了頭反而會被聰明誤。
日前,特朗普在通話中直接警告高市早苗別在臺海問題上“添亂”,明確表態不愿為日本的野心陪葬。但美國卻又支持日本增加軍費,以及加強在西南諸島的雷達和導彈等武器裝備的部署,有意將其打造成第一島鏈上的“軍事橋頭堡”。可見,華府需要的是一個能牽制中國、卻不會引發中美直接沖突的“可控棋子”。美國的政治精英非常清楚,一旦日本的軍事發展失去約束,他們就可能擺脫華府的控制。因此,美國一面利用日本牽制中國,另一面又給日本設計了一個地緣政治沖突的陷阱。
例如,鼓勵日本分擔在東北亞更多的責任,放寬對日本武器出口限制,甚至在涉臺問題上把日本推到與中方對抗的最前沿。同時,美國又不斷推動對臺售武,武裝“臺獨”分裂勢力,不斷虛化和掏空“一個中國”政策。由此觀之,美國正在加速在臺海塑造“代理人戰爭”的陷阱。一旦美方認為時機成熟,就會以犧牲臺灣地區和日本為代價,削弱和消耗中國大陸的實力,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
日本右翼自以為可以通過對華強硬換取修憲擴軍的機會,以依附美國換取戰略主動,但殊不知,美國已經準備將其當作維護霸權地位的“棄子”。高市早苗若執迷不悟,繼續將日本推向對抗中國的深淵,不僅會讓日本民眾承受經濟衰退與安全危機的雙重代價,更會使其成為大國地緣博弈中的“炮灰”。因此,日本唯有摒棄“修憲擴軍”的執念,正視歷史、尊重國際法,回到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軌道上來,才能為日本謀求真正的和平與發展,實現亞洲國家的共同繁榮與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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