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視障標簽的，從來不是孤立的個體

如果你想讀懂這一頁上的盲文，

請花一點時間去了解盲文的世界。

也許只需幾分鐘，

你就能看見另一種“閱讀的光”。

打破視障標簽的，從來不是孤立的個體。

有人以幽默破冰，如黑燈 ;

梁江波、李任煒、肖佳、張娜娜和陳慧嫻

也都在用各自的方式，

共同刷新著社會對視障群體的認知。

黑燈：眼睛不管用，嘴巴卻更靈

“黑燈”這個藝名，本身就像一個設計好的段子。視力模糊，偏叫“黑燈”，這種反差透著一股敢于自嘲的膽氣。他笑的時候，嘴角一歪，那笑里有點戲謔，也有點防備。因為他知道，別人記住他，往往是先記住這個充滿矛盾的名字，而后才是他的笑話。第一次上臺講脫口秀，燈光太刺眼，黑燈站在聚光燈下，眼前一片空白，像世界被閃光洗過。主持人介紹他時特意頓了兩秒：“接下來這位演員，有點特別。”臺下的掌聲伴隨著一絲好奇和不安，這種微妙的氣氛，黑燈聽得清清楚楚，像一陣風吹過。

他的幽默就是一種解構，用幽默消解生活中的尷尬。他調侃自身的困境，以此消解公眾對視障的刻板印象。像他說的：“我看不見你們的表情，但你們的笑聲我聽得見。”這讓我覺得，黑燈可能是在講段子，但也在講人類最基本的情感：連接。這個連接不是眼睛看到的，而是耳朵、心靈和笑聲的共鳴。

他明確說過，自己“中間看不到了，但兩邊還有點點微弱的余光”。他對光線變化異常敏感，“從室內到戶外，普通人的瞳孔適應新環境或許只需一秒，但我需要一分鐘。”為此，黑燈常常需要備著好幾副墨鏡來回切換。他幽默地比喻道，“我就像開車的司機，需要先調整一下后視鏡。”這個說法沒有絲毫自憐，而是將生理差異清晰地歸結為一個需要處理的“技術問題”。而他使用盲杖，理由也非常務實——“確實提升了一些移動速度”。

關注黑燈的人大概率會發現他最近經常玩攝影。如果你問黑燈，拍照時最在意什么？他大概會先調侃一句“拍著玩嘛”，但若你追問，便會發現他其實極為認真。他懂倫勃朗光的原理，也清楚側光下人物轉動的角度會如何影響面部的光影層次——這些理論知識他都能清晰地講述。

然而，理論與視力之間存在差距。他的工作方法因此變得極為獨特且務實：在溫州喜劇節的快閃店里，他給觀眾拍照時，會不斷引導對方“頭多轉轉，再轉轉，再轉轉”。他并非在盲目嘗試，而是在通過這種動態調整，配合相機持續的自動對焦，來逼近他腦海中那個符合光學原理的“合適的角度”。判斷成片的方式則更加直接：他直接把屏幕遞給對方，“來，你看看滿意嗎？”只要對方確認光影和表情OK，有一張OK，他就OK。這個過程剝離了視覺上的猶疑，變成了一種高效的協作。

這一切聽起來有點魔幻，但其實這恰恰是黑燈在“看”世界的方式。他用自己的方式去感知光影，去理解自己在這個世界的存在，而不是像我們一樣，單純依賴視覺。

通過與黑燈的交流，我開始重新審視社會對視障群體的固有偏見。大家總是喜歡用“黑暗”來形容視障的世界，仿佛“黑暗”是視障者唯一的標簽。可是，黑燈的話讓我意識到，視障不等于黑暗。生活中的視障群體，往往有著與常人一樣的情感、夢想和追求。就像黑燈常說的：“八百萬的盲人，只有一百萬是完全看不見的。你以為我們都在黑暗中，實際上我們也在感受著光。”

黑燈指出，媒體和社會總是喜歡關注那些完全失明的極端個案，卻忽視了大部分視障人士的真實感受。實際上，很多視障人士不僅能感知光線的變化，還能通過其他感官感受這個世界。他們并不依賴“黑暗”來定義自己，而是以獨特的感知方式在世界中找到了屬于自己的光。

就像他所說：“生活中的每一個盲人，都在尋找自己的光。不論是通過笑聲，還是通過觸覺、聲音，我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與世界對話。”黑燈的故事，是一段充滿幽默與智慧的旅程。他不依賴觀眾的同情，而是用幽默與坦率找到了與世界的對話方式。這讓我深刻體會到，視障并不是黑暗的代名詞，它可能是另一種形式的光——我們只需從不同的角度去感知。

他們并不依賴“黑暗”來定義自己，而是以獨特的感知方式在世界中找到了屬于自己的光。

肖佳：化妝不靠眼睛，靠手指的敏感度

肖佳從14歲開始，眼前的世界變得模糊。14歲那年，她被診斷為視網膜色素病變，醫生告訴她，失明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到16歲時，她完全看不見了。她輕松地笑著說：“我以前學美術專業，結果失明了，整個世界都變了。”她的眼睛再也看不到那曾經讓她迷戀的世界，“看不到了，也不打算再浪費眼睛看其他的東西。”她笑得特別輕松，語氣中帶著一種調侃命運的幽默感。

失明對她來說，并非一場災難，而是一個逼迫她重新定義“生活”的契機。她早年想象的所有美好未來——做攝影師、做動漫工作者，甚至做蛋糕——都和“視覺”有關，失去視力，所有這些理想瞬間崩塌。那時她有些迷茫：“我從沒想過我的視力會有問題。”她的聲音輕松而直白，“我所有的計劃，都是視覺型的——就算我做蛋糕，我也得做出最漂亮的，至少視覺上是最美的。”

但失明讓她明白了一個道理：“看不見并不代表不能做。”她笑著說：“其實看不見，做事反而能更專注。”于是，她就不再悲傷，開始摸索新的人生方向。她沒有想到自己會變成一名化妝師，只是通過觸覺、聽覺以及大量的練習和摸索，漸漸開發出了屬于自己的“非視覺化妝法”。她甚至笑稱：“做化妝的秘訣就是‘摸’——你摸得準，妝就自然好。”

肖佳化妝不依賴眼睛，她通過手指和皮膚的微妙反應來判斷妝容的濃淡。她告訴我：“眼影的濃淡，摸到臉上的質感，手指的力度和遍數決定了妝的深淺，左邊三遍，右邊三遍，力度要一致。”她還給我做了個示范：“你看，化妝不一定要看得見，摸得準才最靠譜。”這就是她的化妝哲學：不靠眼睛，靠手感。她常笑著說：“這不叫化妝，這是觸覺的藝術。”

剛開始為別人化妝時，肖佳也挺忐忑。“第一次為別人化妝，我拿了一箱化妝品，心里想‘好像在帶著假文具’。”她自己都沒想到，會成為盲人化妝的開拓者之一。她大笑道：“反正我給自己怎么化，也能給別人怎么化吧。”那次是為一個朋友主持年會前化妝，肖佳并不確信自己能成功，“我能給自己化妝，能給別人化，也許沒那么可怕。”結果朋友主持時完全沒問題，化妝效果也好得讓她有點驚訝，“那一瞬間，我才知

道，化妝不需要看，只要能摸得準。”

但她也很清楚，自己的生活終不可能像別人一樣，甚至連最普通的外出方式——沒有Dumbo的陪伴，一個人的出行時常伴隨著孤獨感。Dumbo，她的導盲犬，成為她最重要的伙伴和生命中的一部分。“Dumbo3歲半了，是我從廣州導盲犬基地申請來的。在中國香港長大，在廣州上學，現在在北京‘工作’。”她輕描淡寫地說，“他陪伴我已經快兩年了，比我家孩子還待得久。”有時，Dumbo甚至能感受到她的情緒變化。“Dumbo不僅僅是我出門的‘眼睛’，還是我的‘心情探測器’。”她笑著說，“他對我的關心，無論我說不說，他都知道。”

導盲犬的申請過程漫長而嚴格，肖佳從申請到帶回Dumbo，已經過去了四年多。她解釋道：“導盲犬數量很少，申請過程也很長。那時我差點放棄，因為覺得沒戲了。”然而，終于有一天，導盲犬基地打電話告訴她，她可以參加與Dumbo的共同訓練了。“我和Dumbo一起訓練了一個月。”她說著，眼睛里閃爍著溫暖的光，“當時我很緊張，生怕他不適應我，而我也很擔心他跟不上我的步伐。”她回憶道，這段時間讓她深刻理解了與Dumbo的“默契”。

Dumbo的訓練過程嚴格到幾乎不能犯任何錯，每一只導盲犬都必須接受嚴格的篩選。從出生開始，它就得符合非常苛刻的標準，三代都不能有攻擊人的歷史。她解釋道：“Dumbo是一只非常穩定、冷靜的導盲犬，他不會隨便叫，也不會對任何東西產生過多興趣。”在她眼里，Dumbo就像是一個穩定的朋友，一個可以24小時呆在一起的生活伴侶，他不只是盲人的眼睛，他也是肖佳與世界之間的橋梁。

梁江波：光沒了，我還挺亮

梁江波15歲那年，世界開始打馬賽克。黑板上的字糊成一團，他以為是近視，去配了眼鏡，結果越戴越糊。醫生說是視網膜色素病變，沒救。“那天我學會一個新詞——永久。”他說的時候語氣平淡，像在敘述別人家的事。沒有哭，也沒有砸東西，只是覺得那天的陽光太亮，亮得有點冒犯。他后來徹底看不見了，世界像關掉的投影儀，只剩聲音在播放——風撞窗戶的聲音，樓下電動車的滴滴聲，父母說話時小心翼翼的停頓。他開始用耳朵確認自己還在，用腳步丈量空間的距離。別人看見世界，他聽見世界。剛開始，他最怕的不是黑暗，而是別人安慰他。“沒事啊，天無絕人之路。”他說：“我看不見天，也看不見路。”別人被噎住，他反而笑了。那時他還沒想明白什么是失明，后來才懂，真正丟掉的不是視力，而是別人對他的平常心。

他開始學習盲文。第一次摸點陣時，手指抖得像在考試。老師說“別急”，他回答：“我不是急，我是怕忘了方向。”剛開始一頁要摸半個小時，指尖常常磨出泡。別人用眼睛掃，他用手走。那時候他覺得自己像個“信息的拾荒者”，所有東西都要靠聽、靠問、靠記。可他也因此練出一種新的秩序感——世界不再是畫面，而是一連串節奏。地鐵的風聲能告訴他人有多少，鞋底的頻率能分出心情。那天他忽然發現，自己光憑聽覺也能判斷一間屋子的大小。“那一刻我就覺得，沒那么糟。”

他恢復學習，考上大學，學社會工作。很多人問他為什么不去學按摩，他笑著說：“我也不問你為什么不去學廚師。”那幾年他最大的難題不是看不見，而是“被代表”。別人總帶著一種“幫忙”的語氣和他說話，“他們沒惡意，但那種口氣像在提醒我——你是別人。”于是他決定做點事，讓“別人”這個詞消失。他創辦了“盲童閱讀援助計劃”，組織全國盲校學生讀書、聽詩、寫作。每周兩次直播課，他坐在電腦前，聽讀屏軟件把文字讀成機械音。“那聲音挺難聽，但對我來說是世界最清晰的部分。”他講詩，也講生活。有一次學生問他：“老師，紅色是什么感覺？”他想了想說：“像夏天喝完冰可樂那種沖勁。”孩子笑出聲，那笑聲干凈得像光。他喜歡這種瞬間——不是因為身份，而是因為溝通是真的。有個孩子問他“光是什么”，他讓他們伸手去陽光下：“你感覺到熱，那就是光。”后來，一個喜歡畫畫的女孩用氣味區分顏料——“紅是檸檬味，藍是薄荷味。”他說：“她畫的不是風景，是心情。”他說這些事時，語氣很輕，像在復述別人的夢。

他的生活節奏清晰得像一張表。5點半起床，6點運動——“不會擾民，我在陽臺做。”運動完泡水、寫材料、備課、發通知。別人追求自由，他追求秩序。“有秩序就安心。混亂的時候，秩序是我最后的燈。”在制度這件事上，他的態度也干凈利落。“以前盲人不能考研究生，不是沒人想學，是沒資格。”那幾年他寫信、跑部門，后來政策終于放開。他成了第一批回到校園的盲人研究生。“那是我第一次覺得自己被‘看見’。”他說，自由不是“能做什么”，而是“沒人攔你去做你想的事。”

他去普通學校講“無障礙電影藝術欣賞與實踐”，讓學生戴眼罩聽電影。剛開始全班竊笑，十分鐘后安靜，二十分鐘后有人開始不安。電影放完，有人哭。他說：“那不是悲傷，是他們第一次聽見世界的復雜。”他不想感動誰，只希望他們能記得那種感覺。主持人介紹他是“勵志代表”，他上臺第一句話是：“我不是代表，我是當事人。”臺下笑，他也笑。后來主辦方在海報上改成“無障礙教育推廣人”，他點點頭：“能改個詞，也算進步。”有次他推薦學生看《觸不可及》，說那電影好在平等——沒人演悲情，沒人演英雄。“平等比感動更重要。”他總這么說。

他每天讀一首詩。這件事一開始只是為了打發地鐵時間，“不能總戴耳機，怕哪天耳朵也聾了，那就真成龍蝦了。”后來他把詩抄成盲文，摸著背。他說那感覺很奇怪，“看不見，卻能摸到語言的溫度。”他給自己立了個目標：堅持一萬天。他建了個公眾號，每天發一首，“別人看可能沒意思，但我立了flag——每天都發，不為別人，為我自己。”別人覺得他孤獨，他覺得那叫秩序。“獨立就是能掌控自己，孤獨只是副作用。盲人得一個人完成大部分事，久了，孤獨也會變得有禮貌。”

他不信“勵志”那一套。“人家流的是淚，我掉的是價。”有次地鐵上有人說：“真佩服你們。”他回：“那您也可以試試閉眼走兩步。”對方沉默。他覺得被同情是一種懶惰，“想幫忙，先別加戲。”有人說他太理性，他笑：“情緒太貴了，得省著用。”

晚上10點，他的電腦語音播報郵件，機械的聲音別人聽著吵，他聽著安心。“反正陰天晴天都一樣，主要是我心情好不好。”他喜歡在睡前讀詩，手指在盲文上慢慢滑。他最喜歡的一句是：“光不一定來自眼睛，有時它藏在手掌里，被摸索過的文字，也會發亮。”他讀完笑了一下：“我沒看見過光，但我聽見過它。”陽臺外的風吹動衣架。他聽了一會兒，說：“聽，這就是世界在回應我。

李任煒：知識是最可靠的感官

李任煒的職業道路，始于將“看見”轉換為另一種形式的專注。他早年學習鋼琴調律時，尚存些許光感，“但這點光感持續到30多歲就沒了”。當旁人依賴視覺校準琴鍵時，他發展出了更敏銳的聽覺，去捕捉琴弦的細微震動與音高的精確共鳴。“很多人都問過我，盲人的耳朵是不是天生就比別人靈？”回答是否定的，他舉了這樣一個例子，“比如說視覺的分辨率，在專業的畫家眼睛里他可能可以分辨出30多種色差，而有人統計過普通人大概也只能分辨十幾種，那么就是說，畫家由于他需要更細微的分辨顏色差別，鍛煉就多，能分辨的自然就多。我也一樣。”

李任煒常把“知識”當作一種補償性的視力來談。比如聊到“顏色”，他直說自己沒有“看過”的體驗，但可以用知識性的理解去建立世界感：暖色、冷色的心理效應，純白其實歸在“冷”而不在“暖”，這是后來才知道的；理解紅、藍這些標簽，更像理解“電子/離子/電流”——你沒看見過它們，卻可以知道它們存在。

1991年，他創辦了全國第一個盲人鋼琴調律職業高中；2002年，又協助北京聯大特教學院籌辦了大專程度的鋼琴調律專業。他堅持返聘教學直到2017年，才將班級完全交給自己的學生。剛把學生送出去的時候，行業里并不買賬——有位會長在會上點名冷嘲：“北京有個李任煒，帶著一幫瞎子調鋼琴，你們覺得他們能干嗎？”他沒有去反駁，也沒有憤怒，只是默默去找了業內最懂行的一位一流專家溝通。那位專家先接納了他的畢業生進中國音樂學院實習，之后又給孩子們介紹了鋼琴廠的崗位。第一批學生進了場，第二批學生已經能獨立上手，那個被行業看不起的“瞎子調音班”終于有了實實在在的成果。

后來在一次比賽中，李任煒有意識地把那位會長請去當評委，并在賽前對鋼琴做了嚴重的機械破壞。20多名學生在兩小時內完成了修復和調音。賽后那位會長徹底改變看法，他說：“我這一輩子打過很多場的分……但是唯一在你們這一場我打出了兩個滿分，我沒給過人滿分。”他后來還主動找李任煒請教調音方法。“我們用手調，他們用眼睛看，當然

方法是不一樣的。”

李任煒從不信“勵志”這兩個字，覺得它們太虛假。他認為盲人做調律并不是奇跡，而是工作、是技能、是理所應當的事。“不是每個盲人都能調音，但不調音不代表不行。”他說，“我們沒有超能力，只有對音樂的理解。”他帶著學生上課，總是強調：“學會調律，別人看你時不再是‘可憐’而是‘能干’。”而且調律這項工作本身就有它的價值，“別人喜歡聽音樂，但我們是讓音樂更有生命的那個環節。”

李任煒人生的另一項輝煌成就——建立盲人音樂團體，始于一次看似偶然的轉折。早在七十年代，當他從專業院團轉入民政局福利工廠后，一次匯演獲獎讓他看到了分散在各廠的殘疾人工友中蘊藏的藝術潛力。他主動向局里提議：“我們可以組織一臺自己的節目。”這個大膽的想法，最終促成了北京第一支盲人音樂團隊的誕生。

籌備過程充滿艱辛。沒有場地，他們就在房山精神病二院的空樓里排練；樂器匱乏，就去各處借修，連大提琴的琴板都是裂的。李任煒帶著17名演員，在這里進行了整整一個月、一天三班倒的高強度集訓。他從專業角度嚴格要求，所有伴奏必須按總譜演奏，每個聲部都要背譜。最終，汗水換來了奇跡。在北京市職工文藝匯演中，這支“業余隊伍”的10個節目竟斬獲了7個大獎，獲獎率高達70%，一舉轟動全場。市總工會當場贊譽他們是“首都職工文藝舞臺的一枝花”，并要求將其作為一支穩定的文藝力量保留下來。從精神病院的廢棄小樓到首都的璀璨舞臺，李任煒憑其魄力為盲人群體點亮了一束追光。

他對“平等”說得極樸素。采訪里，他反復強調，就業不是一場感動秀，而是一場能力說明會。關于就業，他的觀點務實而堅定：“盲人如果能力能夠適應某一項工作，并且讓人家用人單位了解到了，他還是有機會的。”他希望社會能平等地給盲人展示能力的機會，因為“這種機會對他們來說太難得了”。

如今，盲人鋼琴調律已被樂器協會認定為“中國調律界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李任煒，這位用專業打破偏見的先行者，只是淡然地說：“能干活，就是理由。”

他身上有一種少見的幽默，是把鋒芒藏在常識里的那種。比如有人邀他“說點勵志”，他笑著岔開：“別說勵志，音準更要緊。”學校里選上課鈴聲，他挑了久石讓的段落，清爽、不打擾，“上課、下課，節拍就對了。”他把一生的事壓到兩條線上：一條叫“術”，把調律這門手藝拆給每個愿意學的人；一條叫“路”，替學生把門外的臺階墊平一點兒。等到一張合影被掛上墻，他笑說自己沒看過照片，但“每個人笑得都很響”——這句的意思他不解釋，你也聽得懂。

張娜娜：看不見的世界，我用聲音裝清楚

張娜娜的視力，從來不是“突然沒的”，而是那種緩慢的下滑。小時候別人是1.5，她是1.2；別人1.0，她0.8；后來，她干脆懶得去查了。醫生說她的病一般發展得很快，三年失明，她拖了三十年，像一個永遠不崩的股市。“我這眼睛啊，就是慢熊行情。別人閃崩，我橫盤。”她笑著說。現在，她的世界里還留著一些模糊的光和影子。她能感受到亮暗的變化，也能分辨出人影的輪廓。那種“看得見一點點”的狀態，像是人生永遠的模糊地帶——不清楚，但足夠活。她對這件事的態度非常“張娜娜”：“模糊也挺好，看不見賬單，看不見丑人。”她的世界像一部打著高斯模糊濾鏡的電影。風聲、腳步聲、煤氣灶“啪”的一響，都是畫面。她不依賴光，而是靠聲音來辨認世界的形狀。于是，她選擇了配音。

“我2019年開始學，2021年開始錄音。”她回憶，“最開始是給公眾號錄音，后來錄有聲書、廣播劇。”她說，“第一次聽見自己的聲音出現在節目里，挺高興的。那種高興像是在鏡子里看到自己還不太糟。”她配過兒童劇、小說、旁白，偶爾也演個小蜜蜂。“我特別不會配農村戲，不是歧視啊，是我聲音太城市了。”她大笑：“我這聲音，天生不接地氣。你讓我說‘二妮你回家吃飯’，我都念出一種都市感。”她的錄音室是她的舞臺。桌上有話筒、有臺老舊筆記本，還有那杯永遠沒喝完的茶。她對自己的錄音要求極高，有時一段要錄三遍。“有時候錄了一個小時，軟件崩了。真崩潰。但你得平靜地接受，畢竟崩潰也救不了文件。”她形容聲音是她的“第二雙眼睛：“有的人靠眼睛看，我靠聽。聲音能告訴我空氣是不是濕的，人是不是高興的。”有次她去丹東的山里玩，一路聞到一股潮濕的味。“我跟志愿者說這兒肯定有蘑菇，他不信。結果下山真看見了。”她笑著攤手：“嗅覺這玩意，比眼睛準多了。”

張娜娜有點完美主義。她對錄音的苛刻程度，像外科醫生對手術的要求。“我到現在都沒覺得自己哪一段錄得完美。錄完一星期再聽，都想刪掉。”她常常半夜在家里重錄一段三分鐘的稿，念到凌晨。“我不滿意的地方，不一定別人聽得出來，但我自己聽出來就不行。”她承認自己以前太較勁：“我錄不好就焦慮，焦慮完又自責。”后來她慢慢悟出道理：“人為什么累？因為都在跟自己較勁。身邊人沒逼我，是我自己逼我。”她舉個例子：“以前我丟個勺子都得找出來。家里有五個勺子，少一個我翻全屋。現在不會了，算了，可能勺子也想離家出走。”她說現在不主動找工作，“工作不找我，我也不找工作”。這種“佛系”，不是懶，而是一種治愈。她說：“我以前老想完美，現在只想放過自己。畢竟完美這事兒，連AI都做不到。”

張娜娜的先生，是明眼人。兩人2003年認識，一晃二十多年。“我能看到他樣子。雖然現在看不清，但那張臉早在我心里了。就算他胖了瘦了，我也知道他是什么樣。”她最喜歡他的一點是“不著急。” “我急脾氣，他慢性子。他能讓我少焦慮。就像我錄音，他在旁邊一聲不吭地泡茶，時間就慢下來了。”她相信直覺。

張娜娜幾乎每天都做夢。夢里有聲音、有畫面、有手的溫度。“有次夢見朋友跟我握手，第二天見他，感覺一模一樣。”她的夢常常明亮得離譜。“我夢見九寨溝，水是銀色的，風在唱歌。可我真去了九寨溝，估計全是人。”她笑得很淡：“我寧愿去夢里的九寨溝，那兒沒人，還能聽到風聲。”她不怕錯過。“我看不見的世界，反而更豐富。我夢見的、聽見的、聞到的，都比照片真。”她的語氣輕得像羽毛，卻有一種篤定的力量——一種不靠光的明亮。

張娜娜不靠眼睛生活，她靠聲音、氣味、直覺，還有那股子幽默勁兒。她的世界沒有黑暗，只有不同的亮。她說：“我現在不找完美，也不找勺子。該來的，會來。聲音，就是我看世界的方式。”

陳慧嫻：摸索著走進了自己的人生

“看不見，又怎樣？”陳慧嫻的語氣平靜而堅定，仿佛早已和這個問題和解。對她來說，世界不再只是眼睛能看見的樣子。她11歲時視力開始下滑，漸漸地，眼前的世界開始模糊。當時，她或許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人生已經悄然進入了另一個維度，一個沒有光亮，卻充滿了別樣感官體驗的世界。

“其實失去視力并沒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她坦然地說，“你們看得到的世界，我一樣能‘看’到。”她的話語中帶著從容。

現在，陳慧嫻是中醫針灸推拿學的學生，專攻的是“推拿”和“針灸”——一種讓手成為語言的藝術。你可能會疑惑，怎么一個視障學生會選擇這么依賴觸覺的專業？她笑了笑，回答道：“我從小有三個夢想——做醫生、做導游、做老師。這些聽上去挺普通，但我從小就喜歡和別人分享，尤其是醫療方面。”她回憶道，小時候的“醫生夢”其實是在她的書堆里完成的——《四大名著》，古老的文言文，雖然那時她并不懂得讀書的真正意義。

“我小時候也想當兵，穿上軍裝，站得筆直，風吹過來，鏗鏘有力。”她大笑，“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可能還沒準備好去承受那些‘颯爽英姿’背后的辛苦。換成現在，能夠安靜地為別人解除病痛，倒是更符合我的性格。”她如此幽默地打趣自己，話語里不見一絲遺憾，反而更多的是對現實的寬容。

她的大學生活充滿了節奏感，雖然不是眼花繚亂的光影世界，但卻有著自己獨特的節奏。從宿舍到教室，再到食堂，每一段路都被她摸索得熟悉無比。她并不是通過視覺，而是通過無數次的走過、觸碰、聽到周圍的聲音來記住這些地方。“我的學校就像一張透明的地圖，摸到哪里，就能知道我在哪兒。”她笑著說，仿佛她已經不再依賴眼睛，而是依賴那種特別的方式去感知世界。

在學習推拿時，陳慧嫻最看重的就是觸覺帶來的反饋。她

說“我的手掌不是在按摩，而是在聽病人的身體在說什么。”她停頓了一下，嘴角帶著得意的微笑，“當然了，推拿給別人治病，但有時候治的，還是自己。”

說到治病，她話鋒一轉，開始談起自己曾經的針灸經歷。“我記得我給病人扎針時，他們緊張得像個炸彈。緊繃的肌肉，哪能不增加痛苦呢？”她大笑著回憶，“我得先告訴他們：‘別怕，這針特別細，痛是痛，但沒事的，很快就過去。’有時候我還得用點‘小伎倆’，讓病人先放松。”她的幽默風趣和真誠，幾乎讓每個聽眾都能感受到她身上的那股治愈力。

但學習這條路并非坦途。“我也經歷過很多困難。”她說道，“剛開始的時候，尤其是獲取臨床材料，很多文件都還是PDF格式，讀屏軟件根本不能讀取。我得依靠技術手段，比如OCR文字識別，把那些掃描件轉換成可以朗讀的文本。”她笑著補充，“這項技術現在越來越好，不過，識別錯誤率還是挺高的，特別是那些古文、英文或者手寫體。”她停頓了一下，戲謔地加了一句：“技術跟不上，也得跟上。”

在她的未來規劃中，陳慧嫻希望繼續在醫學領域發展，尤其是針灸推拿這一塊。“我希望能成為一名合格的醫生，不僅要用我的手治病，也希望能用心去溫暖更多的人。”她的眼里閃爍著一種不易察覺的決心。

最后，陳慧嫻輕輕一笑，像是告訴我一個很久以前的秘密：“我最想告訴所有人的，就是珍惜當下，珍惜你所擁有的一切，不只是物質，而是身邊的人和每一刻的感覺。”她的聲音輕柔而溫暖，語氣里充滿了對生活深深的感激。

她停頓了一下，繼續說道：“我小時候，我爸給我買了很多書，三年級時就給我買了四大名著，純文言文。我當時并沒有意識到讀書的重要性，直到失去視力，我才明白那是多么珍貴。”她輕嘆一口氣，眼中閃爍著思索的光芒，“我后悔過，后悔在有視力的時候沒有珍惜那些可以看到的世界——沒有認真地看一看父母的臉，沒好好看看周圍的景象。”

她微笑著，又補充道：“我高中時有個同學，他不僅雙目失明，還下肢殘疾，坐在輪椅上。每次上體育課，我們都在跑步，他說‘我很羨慕你們能跑步。’那一刻，我才意識到，雖然我們這些視力不好的人失去了很多東西，但我們依然比很多人擁有了更多。我們能走、能跑，能享受生活中的點滴美好。”她的眼神柔和而堅定，仿佛在告訴我，珍惜當下，是她的最大人生信條。

陳慧嫻的故事，讓人不禁反思：我們是否真的珍惜我們眼前的每一刻？是否珍視那些看似理所當然的事物？她的生活沒有光明，卻散發著比光更溫暖的力量。她的故事，不只是關于失去光明，更是關于如何在黑暗中找到屬于自己的光。

編輯 = 楊帆

撰文 = 郭平濤

助理 = 楊洺嘉

攝影 = MATT C.

鳴謝 = 大愛先鋒公益平臺

排版 = 傅炯樺

熱文回眸

是的，你們的男人裝又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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