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與產業雙向賦能，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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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亟待培育新動能、塑造新優勢。在此背景下，中國地名學會提出“地名經濟”的基本定義，啟發性地為探索地域經濟發展新路徑提供了不同視角。

民政部區劃地名司司長郭玉強調研中國地名學會時指出，地名工作具有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如何讓地名“活起來”是當前的一個主要方向。做好“地名＋”，將地名作為品牌資產和流量入口，與特定產業或領域深度綁定，從而活化地名推動“地名經濟”的發展模式值得進一步推動。

“地名經濟”跳出了傳統區域競爭中對資本、政策等通用要素的依賴，轉而深度聚焦于每個地方獨一無二的歷史文化基因、資源稟賦特質與產業演進脈絡，強調通過科技賦能、文化活化與系統創新，將地域“個性”轉化為發展“動能”，這正是因地制宜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所在。在此基礎上，中國地名學會舉辦的“地名經濟與新質生產力”圓桌會議，進一步廓清了這一理念的內涵與實踐方向。

一、地域特色資源與現代生產要素的創造性耦合

地名，遠非簡單的地理符號。它是歷史的凝結、文化的印記、集體記憶的載體，往往與特定區域的自然資源、傳統技藝、人文精神和產業基礎緊密相連。“地名經濟”的核心，在于突破將地名僅視為行政或文化標識的傳統認知，將其系統視作一種可深度開發、具有聚合與增值效應的“特色生產要素”。這就要求我們科學梳理、精準闡釋并創新性轉化附著于地名之上的各類顯性與隱性資源。

清華大學華如興教授認為，傳統產業與新質生產力并非替代關系，而是可通過深度融合實現共生并進。新質生產力以科技創新為核心驅動力，依靠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與產業深度轉型升級來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地名經濟”雖與傳統根基緊密相連，但其秉持的“因地制宜”原則，恰恰契合了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

對“地名經濟”而言，發展新質生產力并非簡單移植高新技術產業，而是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術等前沿科技，與地方特有的歷史文化、生態景觀、農產品、手工技藝等資源進行深度融合與再創造。這種耦合既能有效避免區域產業同質化競爭，又能使科技創新根植于地方特質，催生具有強大生命力和獨特競爭力的特色化新質生產力集群。

二、科技賦能、IP活化與系統集成驅動價值倍增

從中國地名學會組織的相關研討與調研案例中，可提煉出地名經濟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三條清晰路徑：

一是數字科技賦能，重塑傳統產業與地域經濟。此之關鍵在于推動通用技術的本地化、場景化應用。無論是運用北斗、5G、AR技術實現高端裝備的遠程精準維護，還是借助人工智能輔助中醫診療系統開發；無論是對古建筑進行數字化復原與沉浸式展示，還是通過物聯網、無人機等技術實現特色農產品的精準種植與溯源管理，都是科技賦能的生動體現。例如，在山西長治，利用AR/VR技術再現“觀音堂”歷史場景，依托生物工程技術升級“潞黨參”產業，借助數字化手段重塑“潞酒”工藝與營銷鏈條，正是將技術深度嵌入地方稟賦的實踐。

二是文化IP活化，實現無形資產的可持續運營。地名背后蘊藏的故事、人物、傳統，是打造超級文化IP的寶貴源泉。成功的IP能夠產生顯著的經濟聚合效應。“淄博燒烤”現象便是地域飲食文化通過現代傳播引爆市場的典型案例。更深層次的活化，需系統挖掘如“漢中”與兩漢三國文化、“敦煌”與絲綢之路文明等資源，進行跨媒介、跨業態的創造性開發，形成文創產品、實景演藝、主題研學等系列產品與服務，使歷史文化轉化為可體驗、可消費的現代產業要素，構建長效吸引力。

三是產業系統集成，構建特色現代產業體系。“地名經濟”并非孤立發展單一業態，而是倡導基于地方特質的系統性產業生態構建。例如，山西沁縣作為北方水城，八河環繞，九湖圍城，是千里海河第一源，素有“千泉之縣”之稱。其蓄水量之大、水面之廣、水質之優，在北方地區是獨一無二的。利用自然稟賦，專家建議沁縣不妨縱向拓展生態養殖、加工物流，橫向融合美食體驗、文化旅游、節慶賽事，并嵌入電商、設計等現代服務，形成一二三產融合的產業集群。又如，依托長治的古建與中醫藥資源，可探索“文化遺產數字化體驗+康養旅游+生物制藥”的融合模式。這要求打破行業與部門壁壘，實現跨領域資源整合與價值鏈提升。

三、從“在地診斷”到“協同賦能”，構建科學實施體系

推動地名經濟賦能新質生產力，需要一套科學的實施與支撐體系。

首先，深化“在地診斷”，實施精準“尋特計劃”。應避免同質化規劃，深入開展地域特質系統性普查，不僅要梳理物產資源，更要剖析歷史文脈、技藝傳承、社群網絡等軟性資產，組織跨領域專家與本地力量共同“解剖麻雀”，找準真正不可復制的核心優勢與關鍵成長節點。

其次，強化智庫與平臺支撐，推動知行合一。中央黨校教授穆占勞指出，地名經濟發展涉及經濟、文化、科技、規劃等多維知識，需建設新型智庫或專家服務平臺。中國地名學會組建跨學科專家委員會、完善智庫平臺建設，開展“地名經濟”理論研究與轉化，不僅提供戰略研究與決策支持，更是為地方鏈接前沿科技、專業運營、金融資本與市場渠道，推動規劃切實落地。

再次，創新治理與協同機制，保障可持續發展。穆占勞從政策層面建議，將地名經濟納入區域發展戰略，通過立法保護和文化挖掘，實現資源向經濟價值的轉化。他表示，地名經濟常涉及跨區域資源整合（如大運河沿線、淮揚地區），需探索更高層級的協調與利益共享機制。同時，在品牌共建、質量標淮、生態保護等方面，應構建政府、企業、社區與社會組織協同治理的框架，確保發展的可持續性與包容性。

發展地名經濟，絕非鼓勵封閉發展，恰恰是在全國統一大市場背景下，倡導各區域基于比較優勢深化分工協作。千城一面、產業同構無助于提升整體競爭力，而千姿百態、各具特色的區域經濟板塊，才能共同構成中國經濟強大而富有韌性的生態系統。通過地名經濟這條路徑，引導技術、資本、人才等要素向特色領域高效集聚，正是“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生動實踐，也將為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堅定文化自信注入堅實動力。

來源：中新網

選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組

編輯：宋柄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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